白骨精列传 作者:by工作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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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灰头土脸地去喝水，走廊里碰到朱主任。朱主任问他：“怎么了？一脸的死相？”

就一句话，让小高感觉遇到了亲人，他把他打出来的报告给朱主任看。

朱主任就笑了。说：“日资企业对于报告格式的要求比内容还严格。怎样做才能充满平衡的美感？起头要对齐，字体要统一，全格和半格绝对是有天壤之别的。微微的一处不妥当，就能看出写报告人的粗糙、漫不经心。你不知道吧？上纲上线的话，那就是对待工作不负责任和敷衍了事，根本都不用看你写了什么，只要看你日期的写法不够统一，就可以毫不留情地把报告丢还给你。”

小高听得呆呆地，朱主任拿出红笔，飞快地在他的报告上做记号：“这里，没有对齐，这里字体不一样，数字要用半格，页眉页脚呢？订书钉要呈四十五度斜角。快去改吧，你们家老大还不是最疙瘩的人，否则，谁能容你改来改去十几遍啊。”

小高接过稿子，不知道是开窍了呢，还是彻底憨脱了。

“朱朱，我正找你呢。”走过来的女人，与朱主任不同，她满脸的杀气，不是冲着谁的，是天生的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小高知道那是人事部的副经理，姓江的。小高冲她礼貌地笑笑。

江副经理根本没搭理小高，一把把朱主任拉到一边，低声说：“我看见那个人来了，刚进了行长室，怎么样，等他出来了，我们去把把他的脉？看上去挺斯文的，真是斯文败类，居然做杀手，残害同胞来了。”

朱主任点了点头，俩人看见小高还在一边傻头傻脑地站着，都微微一笑，不语，径自走开了。

小高看着俩人走远，“杀手”，“败类”，“残害同胞”，余音袅袅，他忍不住低头又看了看胸口的那块牌牌。

第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小高浑浑噩噩地下了班。听到电梯“叮”地一声地打开，他醍醐灌顶般想到自己的那些壮志和雄心、勇气和毅力，他嘲笑自己怎么突然敏感，突然就自乱了阵脚。

他连忙抖擞了精神，进了电梯。

里面只有一个女子。虽只一个照面，但那样清秀的眉目已经让小高从眼睛到心里都倍感舒服，她的衣着也是典型的OL　装扮，不过又好像在细节处都有小小的匠心，让人感到气质不同。

小高不敢多看她。

对方却好像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瞧，不，是盯着他脖子里的工作证。

小高这才再打量了那女子几眼，有点面善，但不知道在哪里见过。

她不是那种小女生，眼神要么瑟缩要么撩拨，和小高对视的时候，大大方方地笑，甚至微微欠了欠身子。小高老道地估计她是日资企业出身的。

她脖子上没有佩戴“狗牌”，小高有点懊恼自己还挂着，但转念一想，这正好告诉她自己是在哪里上班的不是？

电梯到了一楼，出于礼貌，小高让她先走。她竟再次看了小高一眼，笑了一下，又不像是对小高笑的，几乎是自说自话对自己的笑，随后飘然离去。

小高怔怔地呆在原地。

他彻底有点乱了，难道上班的第一天老天就给他这样残酷的考验？

报到的时候，那个要命的人事主任用临终遗言来打击他的兴致；接着上司的稿子又让他发蒙。好容易下班了，就用这个女人来考验他自己立下的“不谈恋爱”的誓言。

天哪，天哪，白领咋那么地不好当哩。原来是那么甜蜜而苦痛。他还是忍不住看了下手表，也许这是她的下班时间？又在同一幢办公楼，躲都没处躲的。幸好虽然立了誓言，却没有发什么毒誓，就算真地恋爱了也不会天打雷劈。

未来虽不可知，但小高握了下拳头，十分励志地想起在哪里看到过的一句话：成功就像是自慰，全靠自己的一双手。

小高的故事还刚开始。

他模样洒脱地走出办公楼，一轮新月刚刚升起。

云淡风轻，云淡风轻。



正　文　2。他喜欢别人当他是个香港人

他喜欢别人当他是个香港人，好像比上海人高了一个档次他喜欢在发廊里听洗发mm　用半吊子的广东普通话问他是不是香港人。他中等个头，南方人的脸孔，无框超薄的眼镜，衬衣领子笔挺。请注意，关键是脚下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要知道，一个男人一身的价值，有时会因为脚面上的那层灰而掉下去几个档次。一个男人像打点脸面一样照顾鞋面，恰恰证明了这个男人的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男人非富即贵，或者正向富贵大步迈进。

洗头小妹对于阶级的认识往往来自于外表，不知道有没有人调查过她们心目中的阶层排名，他其实是喜欢这样的误会的，感觉香港人好像就是比上海人高了一个档次。尽管，每次他都会略显尴尬似地说“不，不是的”。

当然，还有不少人以为他是个日本人，还未开口说话，就已经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要不就是不断冒出“哈”“伊”之类的短短音节，点头的频率飞快，且异常沉重。礼数周到，态度谦卑，每当被询问时，作出努力思考、凝重惶恐的表情，却从不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再像，他也不是日本人。

他，孙战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钱主席曾经说过：日本的海龟爱点头鞠躬，欧美的海龟喜欢耸肩傻笑。而香港人的嗓门居然比上海人还响。

孙战遥是个信奉奋斗的人。

他在离开银行的那天之前，一直鞭策自己不懈努力。

他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以后，他那早就靠边站的父母，因生性纯良，少有结怨，除了举家下放到安徽农村三年，倒也没再遭什么大罪。他们已不指望自己事业有成，所以全部精力就放在培养独子这件事上，从小就以留洋的曾祖父和祖父为榜样，积极灌输小孙同志个人奋斗的人生观。

在那样贫乏的年代，家里还是倾尽全力来培养他，学音乐、读外语、算术、书法……仿如最严格的私塾。乡下的三年，他一点没有吹到田头的大风，苍白，瘦削，村里人当他是纸片人，同龄的少年刚开始见他拉小提琴，还感到新奇，后来见他的父母那样淡定客气，都不再搭理他。其实，他心里格外想和他们一起在泥地里奔跑、撒野。

回到上海后，他还是一样寂寞，常常独自站在窗前，巴巴地望出去，看邻居家的小孩们追打尖叫，骑着自行车在弄堂里一圈圈地跑，要么就相互扔书包、扯帽子。而他却只有回到小小的一张写字桌前，眼睛里盯着书本，耳朵里还回响着窗子底下的笑闹声，心里觉得像有几只手在使劲地挠。晚上躺在干净的格子床单上，他幻想自己有一天成了少年们的首领，大手一挥高谈阔论，放肆和豪迈的模样。

当然，这一切都是想象。到最后，这个躲在窗帘后面的偷窥者终于被“揪”出来了，少年们开始对着他家的窗户吹口哨，向玻璃窗砸石子，后来索性就站在楼下用力唱着谩骂嘲笑他的歌，比他拉的小提琴还要有腔有调。

正当他屈辱得想死掉的时候，父亲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用非常冷静的口气（有时甚至是冷酷的口气）说道：“不要羡慕他们。将来，你有出息的时候，就轮到他们来羡慕你了。你要等着，肯定有那一天。”

于是，孙战遥就开始等待那一天。那天肯定惊人地残酷和舒畅。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大地的时候，他就跑出国门去深造。美国的签证不好拿，他曲线救国先到了日本。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刚结婚。

妻子是父母挑选的，高中毕业，那时已经算是高学历了，长相还算秀气，性情温婉，问什么都没有意见，都说好。出国前为了给女方一个保障，他们领了结婚证书。

之后三年中，他们没有见过面，妻子还和丈母丈人一道住。俩人唯一的交流就是写信，因为打国际长途太贵了，除了重大节日，他们平时只有书信往来。

无数封的书信。

他在异国的孤单、苦闷、挫折都发泄在一封又一封厚厚的信上。他的家境其实还算不错，但带去的钱短短数天就没有了。他租了极简陋极小的一间房，除了拼命学语言完成学业，还要压榨出点滴时间打工。他什么都做过，在餐馆洗盘子、熨衣服、建房子的临时工、洗车……

他在日本上了资本主义的第一堂课，因摔坏了碗碟，或熨坏了衣服，或者迟到了几分钟被大声呵斥过、扣过工钱、辞退过。

他的种种情绪都写在了信中，他像记流水账一样什么都写，总是几大张纸头，宁愿少睡几个钟头。妻子的回信永远都很简单，先报全家的平安，再宽慰他几句，最后要他注意身体。

但他其实是无所谓的，他只是需要一个读者，一个他倾诉的对象。

出国三年后，他第一次回家探亲。

回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母亲因病在半年前离开人世了，家里人都瞒住他，生怕他分心。二，当他的妻子站在人群里的时候，他并没有一眼认出她来。他以前不知道，他们是那么陌生。

这两件事情都带给他极度的震惊。

孙战遥这头看着母亲的遗像，那头，他房间的床上睡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一晚，他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

之前在日本的三年，他并没有抽过烟，他以前很鄙视那些需要烟的男人，何况这也是一笔多余的开销。

沙发扶手上放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小说《东京的月亮》，描写一个不太走运的上海人在东京打工的经历。书很新，没有折痕，妻子显然还没开始阅读。孙战遥随手翻了几页，便感到了难堪，甚至愤怒他不喜欢那些相似的情节。

男人应该把最光鲜的一面拿出来，那些受罪的，龌龊的，怎么能摊开来给人看？

他走到窗口，把书狠狠地扔了出去，落在对面的屋顶上。

那一刻的举动定下了他们夫妻的相处基调。他对这个女人负责，但绝对不会把思想暴露给她。家的定义就是他和他们，而不是我们。

妻子有些胆怯，不晓得哪里得罪了丈夫，缩在被窝里不出声。

短暂的探亲，给他带来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叫小泽的女儿。

他回到日本以后，不再写信了，只在逢年过节打两通电话。他像是变了一个人，抽烟，晚上消磨时间就跟日本同学去居酒屋，和妈妈桑说些有颜色的笑话。但他并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即便有过不少相好过的女人，也从来没有忘情过，有的过了一夜就不再联系。

他似乎不那么苛求自己了，但依旧心事重重，他心底总有一层厚厚的苔衣，痛也好，乐也好，都到不了最深处，都不是一种畅快淋漓。

他所等待的那一天迟迟不来。

他一直到女儿六岁，才回到上海。去国离乡整整十年。

回国的飞机上，他整个人闷闷的，周围的影像显得疏离而不真切，他独自一人，提着不多的行李。

他身边是对情侣，听他们说话，也是上海人。

男的宽厚稳重，女的很是秀丽，两人都穿黑色的大衣，围着长围巾。等待着登机通知。

戴着手套的手还紧紧绞握在一起。

孙战遥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他知道他的人生一定错过了什么。具体是什么他说不清楚。

那日的心境仿佛少年时立在窗边，看其他人游戏。他从没得到过别人的羡慕，他再努力也不曾得到。

幸好，他的恍惚并没有维持多久。

上海的变化和6　年前相比确是惊人。孙站遥看到这面目全非的城市，意识到自己搭上了一辆驶上高速的列车，不，应该说是另一架喷气式飞机，其速度将是迅猛惊人的。

长年以来十分之强悍的人生观拔地而起，压倒了一切其他情绪。

不出一个月，他就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进了这家着名的日资银行。

孙战遥的目标是做到副行长，明确之极。当时各大日资银行都还没有中国人做副行长的，这是个很大胆的目标。

孙战遥看好他自己。

把孙战遥招进公司的是一位日本人副行长，姓长山把孙战遥招募入公司的是一位日本人副行长，姓长山。

长山最欣赏孙战遥的日本调调。这个人在日本待了十年，就是说他被日本人教育过十年了。

军队式管理的日本人其实有点害怕和本地人打交道。

因为上海人的思路有些“妖”。

日本式的管理从来不怕员工笨，只要服从指挥，五个笨蛋加在一道也威力无穷。最怕的是员工难于驾驭，这个朝东，那个朝西，力道再大也相互抵消。

上海人的思路就太过精明，并且散漫。

他们觉得自己最高明，懒得理睬日本人那些兢兢业业的方案。

上海人的仇日情绪更多的来自于轻视。他们仗着自己见过市面，就算表面迎合着你，但骨子里还是瞧不起人。别说是日本人了，就算是美国人，上海人都一样不放在眼里。

钱主席曾经说过：“日本鬼子是团结吗？靠，那是他们胆子小，不敢破坏规矩。”

但孙战遥不同，他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决不抄近路。

他不招人喜欢这是肯定的了，中国员工把他当日本人来鄙视，而日本人把他当作日本人来教训。

日本人对中国员工比较客气，一般决不大声训斥。但是，孙战遥在他们的眼里不是中国人，而是个地道的日本人，所以训斥起来决不留情。

当然，训斥完之后，一道喝酒的时候，长山还有很有一套的。他会拍着孙战遥的肩膀，语重心长：“孙生，你要赶快成长啊，我是迟早回日本总行的，到时候，我的位子希望你有实力来接班啊。”

孙战遥喜欢听这样的话，他在桌子底下握紧了拳头。他始终坚信，实力加努力，终有功成名就的一天。

所以他工作起来更疯狂了，上足了发条，跟铁皮鸭子一样，意气风发，嘎嘎叫着往前冲。

孙战遥同样也是这样对待他的下属的。他在管理部门做经理的时候，有三个直接下属，两女一男，方芳、胡朝静和戚豫飞。

三个都是聪明的上海小囡。

孙战遥不知道该怎样指挥这三个人。他们看上去都很听话，可就是让他使不上劲。

他也学习长山，私底下和年纪最长的方芳谈话：“长山回日本之后，很有可能升我，到时候，我的位子希望你有实力来坐。”

方芳暗自笑痛了肚子，但是她还是很配合地用力点了下头。

方芳讨厌这个孙战遥，觉得他的神经不正常。

一个好好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十年，被彻底洗了脑。日本人如果这个德行也就算了，偏偏他是个中国人，还是个上海人，真是坍上海人的台。

孙战遥工作起来像个疯子，但工作思路又像个傻子。现在还要把他的位子传给她。方芳不知道孙战遥是真傻还是假傻，日本人的这种鬼话他也相信。

但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方芳对他的印象略为改观。原因有两个：

一，虽然是冒傻气，可是他毕竟还是想到了把位子传给她；二，如果他真的相信长山会提拔他，那么他还是一个天真的人。天真的人，一般不会太坏。

事实证明，方芳的这两点都没有看错，孙战遥的确是个天真的傻子。

胡朝静也知道孙战遥是个怎样的人，孙战遥对于自己的“想要”从不掩饰，估计也掩饰不来，他那种鸡毛加蒜皮什么都揽在身上的勤勤恳恳看在别人眼里最多算个笑话，不像某些人骨子里很要，但表面上还要做出清高状，总在暗地里搞点小动作。

所以胡朝静并不讨厌他，她有点了解这个年龄的男人的想法，他们焦虑呀，总觉得时代亏欠他们的，他们需要加快节奏从时代身上再捞回点什么来，有时候反倒有种脱节的天真。

当然当然，杨绪生是不同的。完完全全地不同。胡朝静有时候想，如果孙战遥有杨绪生的一半的从容，一半的智慧，那么她简直要爱死职场了。



正　文　3。杨绪生是个精致的上海男人

杨绪生曾是胡朝静大学里的老师，教哲学，是个精致的上海男人钱主席曾经说过：“一个有着三年以上工龄的人，如果还幻想时光会停留或者倒流，那不是无知，简直就是无耻。”

胡朝静无耻地想，假如时间倒流，回到大学那几年，她重新认识杨绪生，一切重新来过，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否还会有和现在一样的交集？她还会不断地回想某些片断，一遍遍重温那些细节，一个男人身上的气味，他的柔软的羊绒围巾，他的手在她背上的力道她常常疑惑，一切都真地发生过么。

杨绪生，曾是胡朝静大学里的老师。他教哲学，是个精致的上海男人。有一点他和孙战遥一样，他不喜欢别人说他是上海男人，过去的二十年他辗转欧洲，在英国念的书，又去法国当了几年访问学者，还曾在阿尔卑斯山上住过两年，法语说得比英语还流利……据说，这所大学的校长是他昔日的同窗好友，他们在异国相逢谈笑甚欢，他就此回到了上海当起了客座教授。

哦，对了，他也不认为自己回到上海。他说他是来当客人的，他对这个城市的一切表示出新奇，看到弄堂里推自行车出来的男人总要认真看两眼，他说，他们的表情让他感到陌生。

走在马路上看到生煎铺子，他总是非常欣喜的样子，挤进油腻腻的店堂间，要上二两馒头和一碗百叶包粉丝汤，他又说这是小时候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看上去，他似乎并不知道如何把握对这座城市的情绪和距离，他在这里无法生活，只能体验。

他的审美眼光已然很欧洲，他不是那种只会穿一身黑的男人，那些深烟灰、暗紫的西装短大衣，和里面米色浅啡色的亚麻衬衣都显出他的口味不凡。一般这样的男人并不会太讨人喜欢，因为他们的精致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但是，杨不做作，他疏爽大方，开怀大笑的样子颇有孩子气的天真；但他分明又是个成年男人，还是个极有阅历的成年男人，最最难得是他把尺度、分寸永远拿捏得极到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宽容得体。

杨绪生起初只在相关的学系开些冷门深入的小课，后来也兼上必修课的大课，那是因为学生们向校方的要求。要知道，大学哲学这样的课，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几乎是走走形式的，用来抢占后排的座位打瞌睡看闲书的。结果，杨绪生开大课人多得都坐不下。

说实话，他的讲课的确有魅力，比如讲到欧洲史，很多文科学生一听到某某皇帝几世就昏掉了，但他一上来就说：“欧洲历史其实很简单，就是几个大家族在不断地结婚。”三言两语就把一团乱麻理清了，还让一大堆人豁然开朗。

又或者说起某个思想家，他的评说是：“一个人不管移动到哪里，都能发表意见，就是最大的自由。”……他用词直接，寓意却极有深度。

他的风度学识，以及人生态度倾倒粉丝无数，尤其是女生。胡朝静倒有点害怕他那种光芒，总坐在最角落的地方。为了害怕，她甚至不敢把作业做得太好，生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现在想来，冥冥中许是真有注定，又或者出自人的本能，初相逢时，胡朝静对自己人生中的某些“危险”已有预知。

那一刻来得很突兀：杨绪生在某天上课的时候提问，把名册一翻，就叉开了话题：“先不管尼采了，来看看这位同学的名字，胡朝静，很别致哦，每个字里，都有一个‘月’呢。咦，这位三月同学，有没有来？”

胡朝静在那一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那张密密麻麻的名册上，他挑出了三个月亮，并大声地告诉全场他这个发现。

在此之前，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名字，或者翻过了就翻过了。他很自信，从来不点名，偌大的阶梯教室坐满了人，他用话筒讲课，点个名要花上半小时吧。他身边那么多献殷勤的学生，积极地自报家门，他上课提问都用随机抽取的方式。

在此之前，胡朝静根本没觉得自己的名字有多别致，她一直认为名如其人，平淡如水。

但从此以后，胡朝静“荣幸万分”地得到了一个绰号“三月”。

数年之后，在职场，有个叫戚豫飞的男子也发现了胡朝静这个名字的特色，并同样毫不犹豫地召告天下，使得胡朝静在职场里也得了一个和学生时代一摸一样的绰号。

这是个美丽的绰号，叫起来，令人亲昵。起绰号的人，一定是带着几分的喜爱。

杨绪生就此记牢这个爱坐在角落里的女生杨绪生就此记牢这个爱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尽管坐在角落里，可杨绪生还是知道她是个好学生，成绩很是优异，是被保送入校的高才生。

不知为何，上他的课，她清秀的面庞总是显得有点紧张，于是他更加喜欢逗弄她。瞥见她上课打哈欠，就提问到她：“来来来，小三月，这个问题我看还是要麻烦你来告诉大家，你一定知道答案，否则你就不会那么笃定地打哈欠了。”小小一段论文里，还经常把她的错别字挑出来，用红笔调侃一番。胡朝静免不了抱怨：“哲学读得比主课还累。”她不知道，她抱怨的语气是那么幸福。

她和其他的女生一样迷恋这位老师，杨绪生在场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注意仪表和姿态。

他那间办公室不间断地飘出咖啡香味，因为时不时就有一两个学生去拜访杨老师。

陆续地就有了关于杨老师更多的传言。有回来的学生说和杨老师讨论爱情，杨老师说，你们二十岁，懂什么爱情。他说话的样子真的是太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