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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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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整的方向迥异，其受益、受损者正好掉了个边。前次调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强势群体，其他人只是随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而得益，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并未得到关照；此轮调整受益者应当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调整到位，高收入阶层与强势群体的利益无可避免要受到损害。由于后者已掌控庞大的社会资源、组织化程度高、政策博弈能力强，调整的阻力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远甚于改革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顺流而下，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逆流而上，此“流”即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力量对比格局。
人们常说，改革难，中国自古鲜有改革成功者，改革者大多难得善终。更深入审视不难发现，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从无到有制造阶层分化的改革，有的都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分化格局的调整。改革之难，更多是难在这种对既得利益的处置上。对此，中国历史并没有提供经典的成功案例，有的主要是失败教训。这或许预示着：传统的政治资源已不能为这种调整提供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要获充足动力，必须另辟蹊径。
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调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由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调整措施的执行者大多是上一轮调整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此轮调整需抑制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者成了政策抑制的目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是体制内路径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是：调整可依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幅增强，可用于转移支付的额度增加。但额度虽有增加，在中央财政中诸如行政费用之类的固定支出已占去大半，剩下的可支配额度仍然有限。除去媒体广泛披露的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跑冒滴漏外，这种财政支持的力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公平的调整不能以大幅损伤效率作为代价。正因如此，此次六中全会在要求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置于更突出位置”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轻重缓急排序，不但可能造成具体决策上的难以取舍，更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表面共识下，真正决定社会进程的可能不是中央意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表述。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但将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度，而且可能模糊和扭曲其利益调整的主线。
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主要资源掌握在少数强势群体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类精英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利益交换呈相互靠拢、融合之势。由于此轮调整主要将损及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进程仍由他们主导，结局可想而知。
任何利益调整的成功，基本条件是创造一大批获利者，使获利者成为支持调整的动力并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居于优势。此轮调整在逻辑上可导致最广大的获利人群，但此一群体的力量至今仍因社会稳定的需要而被压抑、被分割。如何有利、有节地释放此群体的力量，使之成为抗衡特殊利益集团、支持与推动调整的有生力量；如何在为长期遭压抑与剥夺的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渠道与博弈通道的同时，不危及现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难题。不破解此一难题，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流于形式，就将旷日持久。而长期对峙与较量所需支付的成本，对经济增长与政权基础的损害，将是今日中国所难承受。
特殊利益集团阻挠、扭曲调整的方式可以是和风细雨，但执政者要在这种韧性的阻力中贯彻决策，绝不可能只有和风细雨。象陈良宇案式的敲山震虎，预计将越来越多。雨露雷霆，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但即使这样，自上而下的雷霆仍只能凑一时之效，难收必竟之功。仅靠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无法撬动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庞大利益同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寻找新的源头活水，必须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行云布雨。
公正是改革本身的要求，“社会公正”已经从民间诉求上升为政府意志的表达。
公正并不要求结果平等，但却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平等，并且规则和程序必须合法有序，在一个自治的逻辑体系里一视同仁。它不存在与效率、自由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与后者是和谐统一的。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可以防止权力、名气、金钱等异化物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的扭曲，保证整个社会健全和有序。它可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利益，并防止强势集团从中掠夺。社会公正还意味着按人的能力获得有差异的报酬的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和补偿的义务。对社会公正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一个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权力、甚至政治制度的制度、规则、程序的伤害。
在社会公正被伤害的情况下，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心理会一呼百应。因为公正的机制与伤害公正的对象都来自于社会公共领域，因此超越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争斗而形成一个共同利益的驱动机制使得这种社会心理极富传染性，如果它们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小事件就可以使这种心理能量的发泄转化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危机。
社会政治共同体由所有人组成，这个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应该属于所有组成这一共同体的人们。人们对一个与自己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权利息息相关的制度、规则、程序是否公正非常敏感；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有任何平等的机会参与生存资源的搏弈以及聪明才智的发挥。人作为社会动物，习惯以他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对照，并以此检验公共的行为规范和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合理性。如果大家都遵循秩序，并且能使不遵循秩序的人无利可图，那么不遵循秩序的行为就会很少发生。而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并且不受惩罚，那么其他人将群起效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发现他信守的规范遭到破坏，并且破坏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这种规范就会受到他的质疑，而一种受伤害的挫折感会使他在不可能使这个破坏者遭到惩罚而再次变得规矩的情况下，在有利可图，甚至仅仅是寻求一种公平的感觉中成为一个新加入的破坏者；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将陷入无序。因此，没有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而从公正必须由制度安排和程序保证上看，促进社会公正正是改革在合法性上对自身的一种证明。
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定型完成，社会制度还没有出台，社会结构定型就已经凝固化，结构的刚性压制了制度的弹性。原先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还没有彻底松动，现在又叠加上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天然不具备竞争力的农村进入到和城市竞争的大环境之中，其劣势暴露得更明显。
国家的强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除了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可支配财力的提高以外，还包括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的高低。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是两股深藏在社会背后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整合能力表现为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其中以人们的安全感指数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其中以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也是反映政府管理水平以及政党合法性的一个标志。由于社会阶层加速分化，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和多样化，政府如果照顾不到这种利益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在政策上不能反映人们已经细化的利益要求，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一部分阶层的支持。
由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表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的高低，这就需要一个社会整合的过程，将社会的物质力量逐渐整合为精神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制定的价值能否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比如阶层的划分、地位的高低，有人穷，有人富，有人控制着别人的命运，有人被别人控制。这些情况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英国人的逻辑是，让大家都安于这种既定的秩序；美国人的逻辑是：我不想改变整个社会，但渴望改变我自己。而且，正是因为人有高低贵贱的状况不能改变，才更加激发一个人向上爬的欲望。
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地感觉到，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群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些原来生活在下面的人上去了，而原来生活在上面的人却下来了。每一次社会的变革，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变，其实都是促成这种上面和下面之间的转化。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那当然好，可惜办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一座山或者一栋楼，上面的空间总是有限的，下面的人上去，上面就非得有相应数量的人下来。一个社会也是这样，这种“确定”和“不确定”就不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欲望，而且还导致了普遍的焦虑和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欲望和焦虑，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社会进步得越快，它的“不确定”也就越多；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不确定”越多，它的进步也就越快。
另一方面，下面的人想上去，上面的人却不愿意下来，这又造成冲突。即使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也会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绝了别人往上爬的路，就如同毁灭了别人的生存希望，都会引发巨大的危机。如果不能获得正常的渠道去改变命运，他们就会寻找不正常的渠道。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可能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竭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社会更是硬道理。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威胁最大最严重的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社会公正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因为这些社会风险会直接引发或者加重失业、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等系列问题的出现。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化的事件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上升的势头。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待遇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毁于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期得不到保证。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与日俱增，三农问题、失业问题、拆迁问题、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等等无不考验着中国的当政者。经济发展并没有象人们本来所希望的那样促使中国走向多元社会。利益的确多元了，但各种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整合机制，因而变成了一个极其分化的社会。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已经高到很危险的程度。任此不和谐的社会继续发展，中国整个社会的细胞将有可能被摧毁，最终导致社会解体。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高的战略意义。
但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式的理念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来实现这个理念。
中国现在的社会贫富差距和政治参与度的差距比当时的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分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不稳定甚至发生社会革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最近新一波群体事件的发生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允许工人和农民拥有组织的权利，如果继续把他们排斥在整个政治体制之外，没有参与权、没有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动力。
从政治上说，要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它从来没有过的、固定、有效、及时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而不能只让官僚阶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几个强势阶层来影响、主导、垄断国家政策，必须让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一个和谐社会，可以实行精英政治，但同时它也必须保障草根民主。正如政府报告所说：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当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诉求渠道，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因为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必然是有前兆的，畅通的言路犹如社会的气象台，可以使高层及时、准确地了解民生、民意，通过预警防范措施减少社会冲突的次数和烈度。
社会和谐本质上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于“礼尚往来”，最终达到在情感和利益上亲如一家。
传统的和谐社会隐含的假设是：社会本质上不是矛盾，而是安定团结；社会目标不是实现个人愿望的舞台，而是管制个人欲望的平台；社会规则不是界定个人利益的秩序，而是模糊个人要求的情感关系学。传统的和谐社会，最终是对个人主义的“消融”，是在展示温情、为别人负责的口号和行动中，让整个社会趋于一元化。
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全新的：
一是由于尊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的常态。问题的根本不是要泯灭、压制、隐藏冲突，而是以规范的方式鼓励冲突，利用冲突，通过冲突来改善社会的制度设计，达到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平衡和最大化。对个人利益和欲望以文明的方式表达，只要不损害别人，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
二是社会和谐的关键不是压制个体的欲望和欲望表达，而是找到一种解决个体欲望冲突的社会机制，即一套系统的社会正义的程序，包括商业上的公平交易、政治上的公平权利和司法上的公平审判。
三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不是人际上的情感关系学，而是诉求明确的专业分工和职业化。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每一次对传统关系的断裂、对传统角色的分离，都是对传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痛苦分割。
和谐社会与权力规范
如果将建构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看作是协调利益关系，那么建设一个具有超越性和自主性的政府，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亨廷顿在《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变革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存在各种复杂社会力量的时候，如何使政府能够处在一个超越的位置上。
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的超越性、公共性、自主性和公正性，都是指这个问题，或至少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如何来看待国家？如何来看待政府？过去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关于国家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但是在过去30多年间，这种传统的国家的理论开始逐步被国家自主性理论所代替，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其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利益既有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将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来看待。这样，国家或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自主性或超越性，无论对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比较公正的收入分配。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一种状况和它的政府自主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政府的超越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位叫作巴梯斯的学者在研究热带非洲的情况时指出，那些缺少自主性和行政能力的国家，往往会用一种妨碍经济发展的方式发挥作用。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在政治家所需要的短期支持与工业化的长期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得短期的支持，会成为部分强有力社会集团的代表，其制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往往只对这些强势群体有利。另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国家或政府超越于各种社会势力集团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或政府能否制定出一种稳定的、长远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现代化计划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应当说，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的问题，无论对于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都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的起点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并不相同。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在那种情况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这些主体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改变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
我们过去在互相矛盾的两者之间总会说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利益的问题并非如此。他们之间可能是矛盾的，但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比如说股市中的多方和空方，楼市中的卖方和买方，利益无疑是矛盾的，但并没有对错之分。同时，不同利益的主体对自己利益的伸张和追求，只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合法的基础上也是正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伴随利益分化的社会的发育。对此，人们称之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而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也表明了一种期待。
但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或市民社会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事实上，由于社会是在分化的利益主体的基础上发育出来的，因而，社会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反，社会的不同部分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比如，资方的社会组织代表着资方的利益，工人的组织则代表着工人的利益（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同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面前形成政府的超越性、自主性、公正性。尤其是在不同利益主体发育并不均衡的情况下，政府的自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总起来说，在社会发育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削弱。实际上，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相对发育的社会与相对超越的政府的互动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对这种互动做出制度化安排是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现在之所以要提出政府超越性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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