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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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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着，深层次和浅层次的表现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供实证的典型事例是如此之多地大量涌现。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表述解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这里只想就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前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探讨和解读。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权力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备，也是最顽固的极权政治文化。只要从这个认识上去切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条理清楚。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政治应该是围绕国家权力而产生的范畴，实质上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扩展开来是协调世界事务的范畴。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有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表述，其实质是有意模糊概念，以达到将政治无限泛化的目的。从而达到将政治应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实质，变成社会公众全面从属于政治的目的。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由于对国家权力制衡的需要，国家权力是被严格界定了范围的，政治概念也被严格地界定了范围。政治被无限泛化，实际上是为了无限制地占有所有的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极权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国家。这从“统治”一词的构成中得到体现，从法家的政治哲学和儒教的政治伦理学中都可以得到大量映证。这种泛政治化传统，到了现代，被发展到了极致。抓住了泛政治化，就抓住了权力文化之纲，纲举目张，一切围绕国家权力而运转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首先，让我们将权力文化在大陆中国的表现，作一个概括性罗列表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权力文化的恶性暴发期，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特征最明显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权力文化由总暴发走向总崩溃的回光返照期。（当然清算和消除权力文化影响，在崩溃以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给它以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滥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文化（皇权思想、儒教思潮、宗法主义、官场文化、流氓习气）无不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地沉渣泛起。权力文化在官场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应用、发展和充分表演，是历史上空前的。当前大陆中国腐败程度之广之深，侵蚀到的领域之全面，社会上腐朽淫糜气味之浓，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当前的大陆中国是一个权本位，官本位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腐败力量早已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张扬着。
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权力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许多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使攀附逢迎、交际应酬、各自编织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风景。装模作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双重人格，双重语言的处世态度。急功近利、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人生观，成为主要的处世之道。
这种主流社会的人格病态，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病，一个复杂诡秘的社会氛围在形成。造就了中国人的压迫淤堵感、无力挣扎感、阴郁茫然感、浮躁不安感。至使许多边缘人群也产生了不屈从于这种氛围，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淘汰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中，道德在沦丧，社会良知在消失。公权的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都已经成为社会上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历史时期，竟是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开放而激发释放的经济活动热情。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这样的成果和几乎近在眼前的三年苦日子及文革灾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腐败发展齐飞，“盛世景象”与末世气象一色。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不符合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尤其儒教思想的教化，总喜欢把社会起码的进步和成果，硬与“皇帝圣明”扯在一起。因此更容易麻痹人们的神经，混乱人们的思想。巨大的经济成果，不断的盛世鼓噪、导致人们放松了对极权与腐败造成的大量社会危机的警觉。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成了利用国家权力追名逐利的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上下影响着、挟制着、促进着走向腐败的机制，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企机，如果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不敢痛下决心。则危机和风险仍会依惯性大量积累，社会仍然只有被政权更迭周期律挟裹着走向崩溃的命运。
造成当前局面的远期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前几章也有系统论述。近期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却不能不专题分析。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逐步推进泛政治化进程的时代。在争夺政权时期，倾注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一切为其夺取政权服务。在夺得政权后，一切以巩固政权，加强极权为中心。由于深厚的大一统皇权思想传统，实际上变成了以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最后达到了将原来与其打天下的战友，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公众，全都置于其淫威之下的目的。这就是实行泛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实质。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泛政治化社会的标志性口号。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一轮泛政治化浪潮，全面强调“一元化领导”的鼓噪。则进一步增加了泛政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高度制度化实施。
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实验，为当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打下了牢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以来，随着理想和蛊惑色彩的淡化，政治化的色彩渐淡（但泛政治化的体制并未改变）而权力化的色彩渐浓。当前的腐败势力，正是靠着毛时代的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推行着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从而享受着一顿丰盛的权力经济的最后晚餐。
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一种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规范。极端时期，甚至发展到全民吃食堂的地步。
用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全体成员生活的做法，是许多邪教组织的通常做法。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这种做法，一旦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政治权力对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高度控制。就是一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社会的活力被扼杀到极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全社会军事组织化的社会生态，极象一个巨大的人工林生态系统。人为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使单一或少数物种占据了统治地位。原始林，原始次生林那种生物多样性，生机勃勃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动植物各物种间的平衡系统被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巨大的人工林系统，缺乏内在的平衡和谐机制。很难抵御病虫害及其它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的侵袭。灾害一旦降临，往往容易酿成巨大的灾难。
当前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类人工林生态系统。因为始终未对那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反思。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取消了诸如“人民公社”之类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而制度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尤其是政治生态模式，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整个社会体制还基本承袭了那种泛政治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社会管理的思维模式并未有质的改变，整个社会并未从那种社会生态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世界上最全面、彻底、深入的泛政治化。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诸如文艺体育活动、民俗节庆、宗教活动，无不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 大陆中国的泛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几乎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模式。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到几乎每个人的思想。泛政治化对大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诸如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毒化更是深入了骨髓。泛政治化的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在大陆构筑了一个相当严密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因此而全面的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毒化了我们的思想思维，也几乎全面地毒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使无所顾忌地自由表达成为幻想。 例如，大陆的校园，就不可能产生象台湾那样轻松、自由、纯真的校园民谣。这是教育体制和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这种泛政治化的程度，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当政治被泛化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被泛化到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则文化被压缩矮化成只是唱歌跳舞以及文化馆、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狭小的范畴。
这种以泛政治化为核心的泛化结构，是大陆中国社会哲理结构、伦理结构和法理结构的基础。其实质是造成主体的缺位。泛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社会公众政治权利的缺位。大量泛化名词的应用，例如物权的“集体所有”、“国有”，造成了具体所有者的缺位。“人民”、“群众”等词语，造成具体社会权利人的缺位。远不象“公民”、“纳税人”那么具体贴切。这种变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玩的偷换概念手法、偷天换日勾当。“窃国”是怎么窃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生活、是经济、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整个存在。文化才是真正泛化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的被压缩范围，与政治的被无限泛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政治障眼法的实质所在。
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体制中，社会公众的生活被全面置于从属政治需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在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体制中，只有为它摇旗呐喊助威的权利。在这种庞大的极权政治机器中，只有充当毫无人性色彩的小零件的权利。社会公众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几乎被全面剥夺。其中最主要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泛政治化体制中，仍只能依赖于权力阶层的恩赐、转移及渡让。在现代民主制政体中，社会公众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是通过普选制，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广泛的分权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实现的。在民主体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与法制的旗帜，曾经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高扬着。诸如军队国家化的现代理念，甚至曾经被军队中的很多高级干部所认同。但是腐败势力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有威胁极权地位嫌疑的现代文明理念，无不被淡化，被压制。泛政治化思维，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的核心部分，被轻易地捡起。稍加改头换面，便堂而皇之的风行起来。时至今日，泛政治化以泛权力化的形式又走上了老路。
国家社会一体化过程，将政府制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政府什么都管，政府无处不在，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体现在精神领域，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体现到了社会公众的潜意识里。就是这种无处不在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状态。政府权力和官员的社会作用被无限夸大，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弱化、淡化、压缩。最后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性色彩的螺丝钉作用。其他一切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被取消，组织资源被高度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政府权力全面统管。
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专制的程度可以达到极致，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导致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目前则表现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现为GDP决定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规律。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根据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理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得以实现。尤其是具体的微观配置，政府基本不应插手。政府如果全面插手资源微观配置，就制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的社会角色绝不应该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万能的角色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丑态百出。
政府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充当的是规则制定者及“守夜人”的角色。如果它的职能，角色全面错位、越位。不该管的事被全面管起来。而该管的事却一样也管不好，唯一扮演得淋漓尽致的角色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当前的大陆中国社会，政府职能已经全面越位、错位。由服务职能变成了管制职能、统治职能。
在当代大陆中国，政府权力是模糊而泛化的，要严格地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这种现实是导致政府权力全面越位、错位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万能而无所不在。社会经济生活被政府权力统管和不断压缩。正是因为毛时代的那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未能得到全面清算，那种体制和思维模式仍被大量保留。当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权力寻租的欲望被大大激活。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权力文化在当前社会现实表现的主要特征。
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从而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交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两级财政的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浪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强中央权力还是加强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逾演逾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也导致了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而且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暴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其它各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于是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强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这些自命为“政府”的机构和企业。或巧设，增加收费项目。或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全社会的利益博弈，带上了浓厚的权力色彩。我们从全社会的腐败表现，以及大量积重难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后面，都能不同程度的看到极端权力的丑陋身影。
当前这一轮权力色彩浓厚的国营垄断企业和公用公益事业的涨价风。以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泛、最恶劣。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关系到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领域。是社会公益色彩最浓的事业。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长远利益的事业。是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事业。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业，却由于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异化，使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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