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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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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 周积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精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荫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24。9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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