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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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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行政管理部门与所管理的行业和行业中的组织的利益关系。如此，才能在行政效率和实现公正之间尽量求得平衡。
张洪钧说：因为一些制度还不够完善，在转型期的中国做官，象身处阿里巴巴的山洞，到处充满诱惑。于是中国的官场被败坏了。当一个人和一群人对抗，如果吃亏，要么是这个人做错了，要么是他被人陷害了。
《南风窗》评论说：潜规则象玻璃罩子笼罩着中国官场，看不见但不可逾越，若有谁试图打破，先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玻璃破碎后的尖锐。但是当潜规则和法律相抵触时，张洪钧以大勇向潜规则挥出重重一击。
《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时问到他是否与官场“潜规则”有过正面冲突？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官这么难做——如果让上面满意就不能让下面满意，如果让下面满意就不能让上面满意——怎么就不能同时让上面下面一起满意？所以，很多官最后就只钻研“如何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了”。“当部长、副部长，主要是处理好和上级关系的问题。”，“现在做人、做官的标准越来越低了。本来当官不贪污、不受贿是起码的道德约束，现在这样的都成模范了。”
改革开放使原来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集体的色彩淡化，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是主导社会运行的秩序没有同步形成，社会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浮燥和期待当中，物欲主导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向利己主义发展，并不可避免地向恶的方向转移。人性向恶需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开始沦丧后，法律就会变得相当脆弱。
我们把当前的社会秩序概括为功利化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社会整体利益，为了满足私欲，可以不顾社会正义，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途径，将国家利益据为己有，并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集团。这种功利化的社会秩序蕴涵的不平等因素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撇开结果平等不谈，在发展的机会上就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社会强势群体占有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凭借优势可以将大量的发展机会安排给自己，而弱势群体几乎不占有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资源，也谈不上什么发展机会。
在这种功利化的社会秩序中，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只不过运转社会的规则深藏在社会的背后，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地执行。这种潜规则在显规则之外发挥作用，当显规则软弱无力时，潜规则就大行其道。
各行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比如在商界，一些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政商关系潜规则是企业家的必修课，行政要员是企业经营的核心要素。潜规则还表现为各种简短的行话：“摆平”、“做掉”、“搞掂”、“放血”、“打点”、“进贡”、“大小通吃”等，就象黑社会的暗语。
潜规则萌生于熟人社会，凝结在社会的关系网中，人们办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正当的程序和规则，而是能够说得上话的熟人。熟人社会虽然增加了一个交易环节，但是却减少了交易费用。原因何在？国家利益规避了，公共利益被侵蚀了，交易费用转化为私人利益。潜规则的上运行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查处难度加大，因为交易的双方都倾向于维持这种关系，建立攻守同盟，以长期合作，反复利用。
功利化的社会秩序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在功利化的社会秩序下掩盖的是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3。6 为什么潜规则比明规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需要从最基本的人性说起。明规则好不好？当然好。但往往不是从人的基本心理情感原则出发，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这种追求是以人人都是圣人作为前提的。久而久之，就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普遍现象。马克思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的专横。”西方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它认为：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兴奋人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正视“欲”，他们认为控制欲望比满足 欲望更值得引以为荣。
从某个角度来说，潜规则的大肆流行，正是对一切高调的反讽。一个朝代衰亡时，往往是高调最刺耳的时候，也是潜规则最猖獗的时候；而一个朝代上升的时候，往往是明规则和潜规则距离最近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害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恶没有恶报，善却往往被人欺负。大家都不按规则行事，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犯罪的重大动因，也是历来促使上层政治生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潜规则”和“厚黑学”不是同一门学问，但是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厚黑学”注重心理的修为，注重手段的狠辣；“潜规则”是人人必须知道的游戏规则，至于有多少条，这是不传之密，在于每个人于生活中去总结和归纳。
如果比较二者，“厚黑学”是方法论，而“潜规则”既是方法论，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若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是营垒之外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叛徒。
这种官场游戏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拟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
“摆平”有“搞定”和“解决”的含义。还有人区分了对上和对下的“摆平”，叫做“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如果说对下的“铲平”表现为仗势欺人的霸道，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那么对上的“摆平”则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肮脏勾当。在上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一些非法之徒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获得额外的好处，不惜以重金进行“权力寻租”，使当权者或在上者成为自己的保护伞；而一些品质低下的官员则把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权力来出租，因为贪图人家送来的金钱、美女，心甘情愿地成为黑、恶势力的卧底，为其通风报信，鸣锣开道，遮风挡雨，以至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这种“摆平”现象严重地腐蚀了当权者的灵魂，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
“摆平”现象为什么在中国绵延不绝呢？造成“摆平”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商业贿赂是“摆平”的经济根源。所有“摆平专家”进行“摆平”的杀手锏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中国由来已久，赵国商人吕不韦用商业贿赂摆平华夫人和安国君而最终成为秦国太上皇的故事尽人皆知。到了宋朝，贿赂之风愈演愈烈：“自渡江以来，大理寺治狱官吏极有奸弊，至于容情请讬，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
权力出租是“摆平”的政治根源。有钱人要寻租权力，有权人要出租权力，二者构成了以行贿受贿为核心的一个“摆平”生态系统。通过权力寻租，非法奸商把“体制内问题”拖到“体制外解决”，由“公了”变“私了”，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权力出租，贪官污吏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与非法奸商进行交易，以便获得权力租金的非法收入。
体制漏洞是“摆平”的社会根源。转型期中国，体制脆弱，一些体制外的不法分子很快就能攻破体制的壁垒，这只能说明体制的壁垒还不够坚固；一些体制外的游戏法则之所以能在体制内盛行，这只能说明体制内部的机制还不够牢靠。
金钱崇拜是“摆平”的文化根源。缺乏正确的金钱观，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是“摆平”的文化根源。
“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危害政府的公信力，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扫荡。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入手，全社会齐抓共管，进行综合治理，打一场扫荡“摆平现象”的战争，使之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3。7 如何清除潜规则？
靠体制改革。这套体制包括民主政治体制、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等等。
正视人性，正视潜规则，以体制来约束人情的滥用，也许是唯一可行之路。
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主人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滔洪水。
“整治潜规则”中的“潜规则”
我们从早到晚、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各种规则之中。正确合法的规则，调整、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和谐。
但是，潜规则却像病毒、细菌、瘟疫一样侵袭、腐蚀和毒害着我们的身躯和社会，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例如；小到入托、入学、编班，大到招干、提职、提级，再到招标、投标等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人们既恨之入骨，又往往不得不在其面前屈从。
为了整治这些潜规则，不能不说多年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学习整顿、检查评比、年终总结、格级登记等等。这些形式，几乎每年都在坚持进行，但效果呢？在有些地方歪风邪气依然故我，有的甚至愈演愈烈。追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在整治潜规则时，也有潜规则在暗中顽强地抵抗着。
这些潜规则的体现是：一方面，学习检查评比等形式一定要是隆重的，一把手要亲自动员，群众人人都得参加，实行点名签到制，要求每人记笔记，写心得（甚至规定篇数和字数），讨论人人发言等等。另一方面，从领导的动员报告本身，就不得真正联系实际，不敢真正触动自己和单位的痛处，满足于什么“不够到位”、“不够得力”等套话来敷衍搪塞。
对这种学习、检查、评比和整顿，从领导到群众，人人似乎心知肚明：还不是一阵风么，几天过去了，大家都还不是彼此彼此！果然，学习整顿一过，上级检查的来了，评比团来了，验收的也来了。为表示对这次整顿的重视，为表示对上级领导的尊敬，必然由单位的一把手亲自出面，对上级领导热情招待，甚至送上“记念品”之类，以进一步联络感情。于是，检查评比结果出来了：上级对该单位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云云。
这种在整顿潜规则中的潜规则，实施的现实效果是：人民群众对歪风邪气的整顿寒了心！而歪风邪气在一些单位真成了积重难返的痼疾。
要真正整治“潜规则”么？看来首先得向着整治潜规则活动中的潜规则开刀！
靠权力对抗潜规则是不行的
黄金高注定是官场上的一个“异数”，这倒并不完全因为他为反腐败曾经数年与防弹衣随身相伴，而是因为他竟然通过网络面对公众直抒胸襟。为官多年的黄金高应该知道，通过网络如此公开地表达对某些上级部门与领导的不满，实在是触犯了官场大忌，这么做无疑是在自毁政治前途；但他之所以选择如此“铤而走险”，乃是因为黄书记深切感受到了个人对抗潜规则体系的无力。
黄金高与潜规则较量了两年，深深感到这些约定俗成的官场潜规则拥有巨大的力量，自己在与之抗衡的过程中日益举步维艰。事实表明，他固然不惧黑恶势力的死亡要挟，但却在强大的潜规则面前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黄金高的党性与责任心，终于使他毅然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将内心的怨愤公之于众。
任何一个敢于对抗官场潜规则的官员可能都会体会到同样的无力感，因为他们几乎都选择了同一种对抗方式——以权力对抗权力。黄金高原本以为，自己身为县委书记、权力查处自己辖区内的腐败案件应该不成问题，他相信有着党性与正义支持的权力完全可以摧毁官商勾结的腐败网络。但他终于发现，支撑腐败行为与腐败潜规则的恰恰也是权力——而且是层级更高、能量更大的权力；于是，所有反腐败行动演化成了一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斗法。很遗憾，在权力与权力的对抗中，决定胜负的不是谁代表正义，而是谁手中的权力更大；因此，如果腐败行为与潜规则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上级有关人员或部门，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权力作为后援，反腐败的胜算并不大——事实正是如此，承受着来自于上一级个别人员及部门权力压力的黄金高难以左右案件查处进程，根本无法战胜权力的阻挠。
以孳生与维护腐败网络为己任的官场潜规则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权力交织而成的庞大权力网，对于每一个潜规则的挑战者而言，除非手中拥有巨大权力，否则根本无法靠权力斗法式的对抗方式获得胜利；因此，只要挑战者们选择了以手中权力“单挑”潜规则，其结果多半是被无能为力、力不从心的无力感重重包围。
黄金高是个尤其勇敢的挑战者，但权力斗法式的对抗方式仍然让他陷入困境，以至于他不得不冒着自毁仕途的风险、做出更为“出格”的举动。当黄金高的来信公布于人民网，我更加坚信权力斗法式的个人对抗终究难以清除根深叶茂的官场潜规则；同时，我也从黄金高的异动中读出了一丝希望——如果打破对权力斗法的迷信，为挑战者们提供更多的对抗方式，让公民权利渗入官场内的权力角斗，将局限于官场的权力对抗扩大为公开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抗衡，那么潜规则销声匿迹的一天或许就真的不远了。
第四章 官与政治
4。1 官与政治
什么是政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
什么是政治？就是政权治理之术。
在充斥着私欲、虚伪、腐败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向往清明的政治。人们尤其希望反对这种肮脏政治的人高尚、无私，希望他们象圣人一样纯洁善良，甚至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功利性的计算。这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伦理规范。以权谋私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必然结局，带着被欺骗的感觉和深深的悔意，人们自然就会非常急切地及时行乐，不顾一切地抓住手头的实惠。
其实，从政治就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不会因为目的的善良与否而改变。事政治的人必须自我保存、打击对手并且获得胜利，为此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采用不大正当的手段也是必须的。作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的巨人，马基雅维利说出了政治的真相而因此遭人痛恨。他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恼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他提醒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时刻也不要忘记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解释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韦伯也嘲笑了那种坚信“善恶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稚童。但面对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更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他说，“当什么时候、在大多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对于一个已经卷入政治事务的人来说，事实正如费希特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别人是善良和完美的。即便是在追求民主的政治行动里，以这样的假定为自己行动的前提也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那些坚信“人人只要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的人，如果从事政治，必定会遭受伤害。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在这一点上，信仰对他们都不会有比除了心灵安慰更有价值的帮助。他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圣徒，但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如果他们已经厕身于政治事务当中，一定要牢记“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之间，因为这种势力在一切暴力之中。”
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更坚韧的态度、更清明的理智去面对，而不是一听说分歧和斗争就幸灾乐祸。
政治上的事，大多数是拿不到前台来的。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政治。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你要想别人关心你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把你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体现各方面利益关系，冲突的最高级别，会影响社会全局。政治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
搞政治，最要紧的是讲策略，讲审时度势。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赃勾当，政治家为俗物，甚至比喻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不管那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该是在制度之下退位。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情。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又要调控美好的愿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
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好象很复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我们从亲身感受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就是好的政治。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的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的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政治强人的成功，离不开下属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俯首听命。但是，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行，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畏权，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勇于监督执政者的普通百姓正越来越多。
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完了。
与官员打交道，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要懂得政治、领悟政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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