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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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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又可称为“权力场”，不论官场还是权力场，都具有一定的组成形式，这种组成形式一是有不同的层次，有高层的、有中层的、也有下层的；就象有中央、省、市、县、区、乡、镇；又如军队中有元帅、将军、师长、旅长、团长、营长以及连排班长一样。二是有一定的范围，这种范围如同一个个的圆圈，圆圈有大有小，有独立的部分，也有交叉的部分；或者说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相同的部分；也可能是大圆里面套小圆，小圆里面再套圆，这种上下（指层次）左右（指范围）相互重叠和交叉，就构成了“场”。
官场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古代官场、近代官场、现代官场。
从空间角度上讲，有外国官场、中国官场、上层官场、基层官场。
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了解多一些的人，都知道官的重要。清末人欧阳钜源这样写到：“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士人因此对做官趋之若骛，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捏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
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在官场中，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或可以还原为权力关系。权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约着一切。如果说，有了权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么，这一点于官场则为尤甚。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而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则说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权力。的确，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官场更突出地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和诱惑无穷。同样，也没有什么人，能比官员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赎买权力。权力的赎买频繁地发生在官场上，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介绍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以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那天下如何办？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
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与商场、战场没有什么两样。商场有时还可以做到双赢，而官场永远没有双赢，却有两败俱伤；战场上起码是敌我关系，而官场上常常是战友、同学、师生、师徒，为了一种利益，为了一种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丧失人性。
官场也讲“江湖义气”
江湖义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团伙。所谓江湖义气，是一套凝聚和代表小团体利益的精神。江湖义气讲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做人做事内外有别。
当一个地方江湖义气精神开始在官场中蔓延的时候，单靠现有的监督体制往往对腐败力不从心，因为义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能够很轻易地把专门监督的官员也纳入其中。以江湖义气为核心的潜规则完全压倒了党纪国法构成的显规则。
要在官场的江湖义气上打开突破口，就必须跳出靠官员监督官员，靠机构来监督机构的旧框框，同辈系的制度设计，让公众直接对官员进行监督。
有人说，通往官场的路是独木桥，去的人络绎不绝，但过去的人却不是很多，那些隐隐的青山中到处都是失意官场的冤魂。其实，悟透了这官场，这官场什么也不是；悟不透，也顶多是个舞台而已。人是一生，就象一部小说，即使读到最后，也难预料最终的结局。
“官”这个字实际上是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成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民盼望“清官”，但却少得可怜。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官”组成的词语，除了一些中性词语外，几乎都是贬义的，褒义的几乎没有。如：官方、官家、官价、官阶、官邸、官府、官人、官名、官话、官署、官书、官职、官爵、官衔、官员等都是中性的；而官僚、官吏、官司、官气、官腔、官威、官仪、官场、官差、官商、官架子、官本位、官样文章、官僚主义、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主义、贪官、腐败官员、官官相护等几乎都带有贬义；褒义的好象只有清官等少数词语。
官字号之多，不胜枚举。
人们说“官话”，走“官路”，入“官学”，做“官学生”，读“官版书”，答“官卷”，押“官韵”，作“官样文章”，应试做“官”，打“官腔”，摆“官架子”，种“官田”，缴“官课”，当“官工”，做“官商”，进“官府”，打“官司”，嫖“官妓”，找“官媒”，听“官戏”，吃“官饭”，盖“官印”。“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天下之大，谁能走出官的华盖？官本位是全能的，控制了社会的一切领域，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教育，从社会公共事业到婚姻家庭、人际关系、至爱亲朋，可以渗透一切。
在汉语中，“官”乃一词多义。古籍中“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这里的官，乃公共之义；“魏晋以下率谓天子为官，天子亦时自言。”这里的官就是不折不扣的是在指皇帝了。
天津话里有“官茅房”的说法，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公共厕所。但如果以为凡是前面用“官”字加以限制的东西，一律都是公共的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官纱”中的官，指的是皇家；纱前的官，是表示这种丝织物品是贡品。
观念应该是“官”念。
1。2 关于如何进入官场
仕途上的人摩肩接踵，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经过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汇聚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呢？人各不同有的是手持三尺剑，从千军万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那是赳赳武夫的道路；有的是父死子继，从老祖宗的门荫中混迹官场，那是贵胄子弟的道路；至于文人，由于时代的变迁，制度的更迭，身世经历的独特，其走向仕途的途径也五花八门。而最早的方式，是“游说”，即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四处奔走。在这里，“游”就是“走”；而“走”，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跑，奔跑”。因此，所谓“游说”，说白了，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跑官”。当代中国人提起“跑官”二字，无不充满鄙夷、厌恶，认为那是权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上爬，而采用的一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岂不知，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士在先秦是“游士”。若不游，谁知道他呀。因此，“跑官”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立命方式。
第一个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开创的以“游说”介入政治的方式，为后来的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条道路。孔子明白，要想进入“仕”，首先要变成“士”，而变成“士”的途径是“学”，而且要学得好，学得出类拔萃，学得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看看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他们大多都很不得志。他们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政治学的铁则。
在这里，学的优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优的，有时不得不服从学而劣的；有道的有时不得不服从无道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轻则让你走人，重则让你丢命。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历经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游说”的风气渐渐散去，出现了“上书”这种新的“跑官”形式，笔墨代替了口舌。所谓“上书”，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对于政事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呈送给帝王。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见效的上书，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其命运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皇帝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而已。
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跑官”者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略，没有了谋略，没有了诗文；有什么呢？花样繁多：香烟、醇酒、现钞、古玩、美女、名车、花园洋房。。。。。。，这些跑官者所能奉献给上司的，几乎全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靠了这些东西，获得了高官，获取了厚禄，前期投资，后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种“送”，无论花样如何翻新，与我们所说的古人的“送”相比，全都是属于下三烂一流。而且，后世的跑官者所送的对象，也早已不是什么帝王，也不是将相公卿等权贵；他们所送的对象，多是中比他们高出一级半级的顶头上司，现官不如现管，他们的目的也十分简单：提拔。什么治国、平天下，对他们来说，全是扯淡。
“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这是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从西汉开始，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径，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在公务员制度尚未全面推行的当代，这项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是唯一的选官方式，上至中央要职，方镇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可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制度是在封建帝制确立以后出现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与文人是双向选择的话，这种制度则是国君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文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文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控制在权力者手中。从今天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大弊端：
一是标准的不确定性，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标准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由他们的好恶而定，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于是出现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反常现象。
二是不公正，由于选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豪门巨室的子弟被选中的机会极高。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现象。
三是助长了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为了能够被高层发现，下层举荐，求士者便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费尽力气去托请权门。于是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在中国，没有一项别的制度能象高考一样如此广泛、直接而又深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已经作为最重要的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制度之一，而人的问题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科举制度存在的价值：
首先，它为一个社会寻求优秀人才，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在此以前的选人制度，无论是世袭也好，征辟、察举也好，九品中正制也好，都是权势者意志的产物，是“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古代版。许多优秀人才，由于出身门第的原因而被埋没。
而且那种制度，是一种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官僚层的逐渐退化。而科举制度将官场的大门向全社会开放，人才的来源极大的扩展，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同时，这个制度也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它没有财产的限制，没有出身门第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除了女性成员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种竞争。这样，它就给全社会的成员以一种激励、一种希望，使他们倾注全力于读书；一个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通过这种途径，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比起此前此后的血统论、种性论、阶级论、领导意志决定论，不是好很多吗？如果不怀任何偏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件创举。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举制度也不例外。而且，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也未必都是优秀的。如果将官场比作一座城池，科举不过是进入这座城池的大门，而策论也好，诗文也好，八股文也好，无非都是敲开这座城池的敲门砖。
问题是官场这座城池太小了，能够容纳的人员太少了，而从全社会四面八方涌向它的人又太多了，能够获得入场券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科举的铁门前碰了壁，有的人甚至连敲这个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而百年以来，包括文人在内的政坛诸公，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仕途的？说起来真是五花八门，以枪杆子打进者有之；以金元宝买进者有之；以血统门阀跟进者有之；以长官意志拔近者有之；以种种关系攀进者有之；以投机钻营挤进者有之。。。。。。那么，能不能说，这些途径就一定比科举考试更公正，更合理呢？能不能说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的人，就一定比科举考试进来的人更优秀，更出色呢？百年以来的政坛状况，已经并正在回答着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专制帝制在中国，能以超稳定的姿态延续两千余年，总有它可取的成分，一个是谏议制，一个是科举制，便是其可取的部分。科举制度向全社会开放，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普通老百姓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最为公平和公正，在历史上起了抑制门阀、奖掖寒庶的作用，因而被一些人称为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为权力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这也使得中国的官僚队伍长期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往往也是文化界的精英，对确立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科举制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科举制度既为封建制度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才智，滋生了一大批迂腐无能的官僚，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而被科举所淘汰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王朝或制度的批判者，反对者，最终促成了一个王朝或封建制度的灭亡。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的方式，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它对封建官僚体制的建立，起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与科举制度的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但任何一种制度，必然都有它的弊端，在其执行的前期，这种弊端也许不大明显，不占主导地位，但年深日久，这种弊端就突显出来了。
古代，人们讲求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一个被科举所淘汰、被仕途所拒绝的人，是没有立德、立功的机会和条件了，他就选择了立言。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选择立言是完全正确的，立德止于一身，立功止于一时，而立言则传之久远。
科举制度的创立，的确是一项举世罕见的发明和创造，简单明快地解决了选拔官员的标准问题。贫寒人家子弟只要通过苦读，可以进入官吏队伍。无疑，科举使社会管理这方面的机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形式增加了一些公正的色彩。科场竞争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活力，也是历代王朝社会凝聚力的一种。
乡试，分官卷、民卷，这是清代的独创。以前各朝没有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官员子弟的录取机会大大高于普通人士，因此是官员的特权。官卷的设立，本在限制官员子弟的录取名额，但是，官员子孙之外又旁及官员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无疑扩大范围，又增加了录取的机会。何况在名额之中，按比例要求录取的多是平庸之才。种种措施，都是加强保护高层官吏的利益。
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自身丧失了活力。当教育的功能萎缩以至丧失，而与科举合而为一，就只能培育出做官的观念，与对传统的承袭和认同。
清末，进入官场的渠道大体有五种：荫袭、保举、科举、捐纳、新式学校培养及留学生。
荫袭一途是为了保障高级官吏与皇室贵族的特权。慈禧太后下令调查督抚及尚侍等高级官员后代的情况，对没有入仕的给予官职，意在笼络人心，巩固内部。与其他途径相比，增长比例不是太大，但也增加了官场候补队伍的压力。
被视为正途的科举，是清末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清末几个皇帝均作为遗产继承下来，又经他们之手结束了这个制度。
作为官僚后备军不断膨胀的另一因素要数捐纳了。有捐纳“开源”，官员后备军就无法“节流”了。这条渠道的开辟，不是末期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皇帝的发明，而是“祖宗家法”之一。捐纳者先要捐“出身”，要捐个监生，然后才能进一步买官，或者是最低的佐贰杂职，或者是知县、知府等等。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还比较谨慎，卖官也稍有节制，多是虚衔，官僚后备军的人数还没有形成威胁。
买官得用银子，科考要受寒窗之苦，保举则无须什么本钱，只要能得到荐主的赏识与青睐。保举名目繁多。地方大吏为加强权势，也通过保举结党营私。
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候补官员，又产生了轮流委差署职的轮法委；后来轮流太慢，又产生拔委法。所谓拔委，就是有劳绩者可以不按班次提前委署。委拔的办法把候补者驱赶上走门子、求帽子的道路。大官八行书简一封，督、抚、布政情不能违，势不能却，从上而下，如帽子带在头上。于是按大小帽子又排队，甲有外省督抚的信来，乙则持尚书侍郎信至，丙则怀揣军机大臣的函扎，，督抚布政按官阶高低，决定委拔的肥瘠先后。候补者如果缺少这一封人情书信，要想得到委拔，就比登天还难。下一道工艺流程就是帽子。给不给帽子，就在于被求拜的官员；能不能让对方非给不可，就要看本人的本事了。官场充满了阿谀奉承的风气，大官很少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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