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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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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润又发的，完全不像艺人。
叶蓉：成一个段子了，叫“馒头泡在稀饭里”。
吴思远：自从他拍了吴宇森那部电影一切马上都改变了。
叶蓉：但是人一出名心态就会变，您觉得到今天为止，你们还维持着非常好的朋友关系还是他们已经不太认您这个启蒙老师？
吴思远：这就很难说了。我看了太多的大明星、大导演的起起落落，而且有一些是我直接或间接地帮他们起来的，所以在我眼睛里面没有什么大导演、大明星。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一行基本上很讲义气的，如果我在餐厅吃饭碰到成龙，这顿饭就一定是白吃了，成龙不会让我买单，包括请他帮忙也从不推辞。当然，也有很多人并不像成龙这样，会找个借口推辞。
叶蓉：您碰到过吗？
吴思远：那肯定有的。我当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好多年了，每年找颁奖嘉宾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有些大明星就会问，颁什么奖，大奖还是小奖，甚至跟谁一起颁，他也会来衡量。有些人甚至当时答应了，事后又后悔，临时跟你讲我没空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人都会碰到。
生于寒门不畏寒
叶蓉：香港演艺圈很多人都出身于清贫之家，通过自己努力才出人头地。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演艺圈举足轻重的您其实是生在上海，应该算是上海人。
吴思远：我是生在上海的广东人，所以在香港电影界我在方言上占优势。我父亲是在上海经营肥皂的商人，在我11岁时他就去世了。14岁那年，我们一家赶到香港，投奔亲戚。当时家里经济状况很糟，妈妈带着我们姊妹三人，生活非常艰苦。
叶蓉：艰难到什么程度？
吴思远：艰难到我的学费都要向亲戚去借，我在香港的很多亲戚都很有钱，我要向他们去借钱，我要非常刻苦，生活要很节俭。妈妈没有工作，还要带三个孩子，就靠爸爸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那种艰苦是很难想像的。但我觉得小时候的苦是没感觉的，因为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欲望，只要能有饭吃有书念就可以了，这培养了我们的性格和修养。我认识很多巨富，也认识很多低下的大众，但在我的心目中完全一样。我知道大多数人是艰苦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由，而且他今天苦不一定代表他以后也永远苦下去。我给年轻的学生上课时常说，一定要有理想，成功以后要保持做人的原则。
叶蓉：听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很团结。
吴思远：到现在我们从来没吵过架，讲出来没人相信，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团结，生活就会更艰苦。我妈妈现在去世了，她那时候最高兴的是去看我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非常高兴，为自己的小孩子取得的成就自豪，一部戏至少要看五六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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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2）
叶蓉：我想您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创作肯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吴思远：是的。我觉得人追求财富到某种程度就应该停下来了，要回头看看，你这个人生还欠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追求财富其实也是一种病，你有了1000万你觉得不够，要1亿要10亿，有很多巨富不停地追求，就像拖着磨的驴子一直在不停地走，到最后有一天，他会觉得他生命里面缺少很多很多东西。
人际关系最重要
叶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电影，认为这就是你今后的发展方向的？
吴思远：其实我从很小就喜欢看电影。那时候在上海的叫早早场，早上八点钟非常便宜的。到香港后我更是拼命地看电影，那时候我一天最多能看四场电影，中间就买点干粮吃一吃。而且看完电影我回家后都写笔记。这部电影我感觉哪里好，哪里不好，如果我当导演要怎么修改，就迷到这种程度。后来在邵氏电影公司有一个机会，我很容易就进去了。
叶蓉：第一份工是做什么？
吴思远：做场记。因为一开始他不会让你做副导演的，一定是做场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做了场记全盘的事情你都知道了，而且会跟每一个部门的人都很熟悉。我是很善于跟大家沟通的，跟摄影、灯光、美术、剪辑等等每一个部门的人都很好，所以我在里面可以东窜西跑。以前拍电影顾忌很多，摄影是很权威的，别人不能去看那个摄影镜，你一看马上就有一根棍子打下来，但我可以随时看。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人际关系是第一重要的。很多人因为性格不好，人际关系不好，机会就很少。你如果认识1000个朋友，你有一天发生什么事了，1000个朋友里面一定会有人帮你这个忙；如果你只认识13个人，13个人不能帮你就没有希望了。人际关系不是说聊聊天、耍耍嘴皮子就行了，有机会的时候你要去帮助别人。
叶蓉：周星驰有一部电影叫《喜剧之王》，讲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通过自己努力最后成了明星。您从场记到副导演，导演，是不是也能感受到电影中那个圈子的森严的等级观念？
吴思远：完全是的。大明星、大导演跟一个临时演员当然有区别，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心理素质要好。以前是分得很严格的，就连每一张椅子是谁的都不能坐错，导演的椅子别人永远不能坐，大明星的椅子后面都写着名字，大明星、导演一走到那里，马上有常务工把它搬过去，如果他又走回来又搬回来，这完全是真实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了。我拍电影时椅子基本上都空着，我喜欢拿一张小板凳坐在摄影机旁边，因为以前没有monitor。以前我们描述导演一定是抽着个雪茄，坐导演椅，很丑的一个形象，现在不是。现在年轻导演比谁都忙，你到了片场都看不出谁是导演，穿着背心穿着短裤，跑来跑去。我觉得现在整个心态在变，导演也好演员也好，有些是朝好的方向变，有些就变得不好了。
叶蓉：变得不好的是指哪个方面？
吴思远：现在香港很多艺人晚上就到酒吧去混，甚至还吃一些软性毒品，最近就抓了好几个。我觉得不管是内地演员也好香港演员也好，绝对要引以为戒，这可能会毁掉一生的。有的人电影成就没有多大，出名反而是因为吸毒给抓起来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叶蓉：当时香港电影圈要四五十岁的人才能当导演，您呢？
吴思远：我在26岁时就做了导演，这是运气，当然也靠个人的努力。我在邵氏公司跟很多人都交往得很好，有一次外面有一家独立制片要拍一部武侠片，他就问一个很著名的剪辑师能不能推荐一位导演给我，这位剪辑师说有一个副导演吴思远不错的，结果一见就成功了。后来，我拍的一些自以为很得意的场面都给老板剪光了，现在感觉有些好笑，但那一天我哭了。我说我是导演，你要尊重我。他说我是老板，赚钱亏本是我的事情，剪！我就在那个大树下面哭，他在里面剪。所以我后来跟很多新导演说，你要有发言权，但你还必须要你的电影卖座。像现在王家卫，他喜欢怎么拍就怎么拍，已经建立了品牌，有了自己一定的商业价值。当你还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你就不要设计那些东西，你卖座才有发言权。现在张艺谋随便想一点什么东西，观众还会去看，但你籍籍无名，票房也不卖座，要想出一些怪里怪气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为电影节拍电影不值得
叶蓉：现在很多导演拍的片子，中国人不一定喜欢，但是在外国评委眼中可能受青睐。现在有一大帮导演去闯柏林、拼戛纳，冲击奥斯卡，您觉得这个现象正常吗？
吴思远：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平均每天都有，为电影节而去拍电影我觉得很不值得。我也做过评委，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评出来的最好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有一段时间是“中国热”，中国电影很容易得奖。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中国热过去了，现在也很难得奖了。我觉得得奖就是一个红利，是你成功之余得到的另外一个惊喜。台湾电影是怎么死的，就是这样死的。台湾电影以前非常好看，很温馨，很有人情味，整个东南亚都喜欢。后来有少数人要拍非常乡土的，要拍一些不要太娱乐性的，可以一个镜头摆在那里半天都不动的，两个演员讲来讲去，还要去参加影展，要得一些奖项。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你的电影离奖座越近，就离观众越远。观众觉得你的电影是拍给评委看的，我看不懂，我老远走来买一张票，我要享受我要看的东西。
叶蓉：现在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导演——冯小刚，他的电影是内地连续三年的票房冠军，但也有评论说他做的是一个商业模式，是易碎品，票房高但永远成不了经典。您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吴思远：我跟小刚是好朋友，我这里讲他好话讲他坏话都不太适当。不过我觉得他的电影能让观众认同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很多人轻视商业电影，觉得商业电影没什么深度。但要全场一起笑，全场一起哭其实很难很难。小刚的电影非常贴近生活，每一个人看到都会引起共鸣，不管他讲的是什么事情，就像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我觉得经典不经典不是今天说的，往往是过了若干年以后，说不定到时候人们就发现冯小刚是一个很有深度很经典的导演。当时我们看《教父》也是觉得娱乐性好，很好看，现在回想起来，他是黑手党电影里面最经典的。
叶蓉：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商业推广做得非常成功的《十面埋伏》，您觉得它明年进军奥斯卡有希望吗？
吴思远：很多人不明白奥斯卡是什么。奥斯卡主要是英语电影，奥斯卡所有会员进行投票，跟柏林、戛纳不同，当时为了国际化才增设了一个最佳外语片奖。如果张艺谋要去参加，也必须要参加这个单项，他必须要每一个国家来推荐，推荐了以后就是初选，能不能入围就很难说了。我觉得张艺谋现在根本不要去在乎什么奥斯卡不奥斯卡。
叶蓉：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在前不久的上海电影节上，您就痛快淋漓地发表了演说，被大陆媒体称为著名电影人炮轰内地电影制度市场弊病，言辞激烈，直指要害。您当时都说了些什么，让这些报社用“炮轰”这两个字？
吴思远：现在的传媒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也没有什么“炮轰”，我跟广电总局电影局都是好朋友。你看到我们现在一年才八九亿的票房，跟小小的香港一样，而且票房数字有一大半是进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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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3）
电影票价为何贵得离谱
叶蓉：但有一个问题您没有谈到，就是票价的问题，老百姓非常关心。算一笔账，在发达国家一张电影票也就相当于人们月收入的百分之一，甚至二百分之一，在美国有些影片首轮放映也就是七块美金的票价，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大城市一张电影票卖到50块钱是非常平常的事，在您的UME里面可能还要贵。
吴思远：基本上是60块，进口大片是60，国产片是50。
叶蓉：这个票价对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可就太高了。你刚才说您小时候一天看四场电影，现在的小朋友一天哪里看得起四场电影。作为电影人和UME院线的投资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思远：目前在中国经营电影院基本上都是亏本的。为什么亏本？你刚才只按照在美国和中国的购买力来比较一张票价。但你有没有考虑到，在美国电影院里面可能同时有十部电影在放映，十部都非常吸引人的电影，而我们一年也不过有一两部电影吸引人，而且在某些节日、某些时间连进口片都不能演。整个电影院有时只有几个人，但我要负担那么多的租金、折旧、员工薪水、电费等等。比如说我在新天地的UME有六个厅，我有六部非常吸引人的电影，我每张票30块都一样，收入可能非常高；对不起，现在我只有这一部电影，就靠这一部电影吃饭，这部电影我再把它降到30块，我的收入就要减一半，我就没有钱去付房租付电费。我们现在收一张票，电影基金5％，其他的税项3。3％，就百分之八点几去掉了，剩下的给发行公司基本上一半砍掉，电影院收回来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其中还要包括你的宣传费、运营费用，甚至包括广告等等，所剩无几，甚至亏本。我投资电影院主要是兴趣，我对待电影院就像对待我家里的小孩一样，每一样细节我都抓得很紧。我对荧幕亮度比例、声音的大小、椅子的舒适度都非常关注。如果要从赚钱的眼光来看，我去炒炒地皮，卖卖房子会更赚钱，但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赚这些钱，我就需要建立一个电影院的品牌UME，在美国有AMC、UA院线，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我在看到荧幕亮度稍微不够时就马上换灯泡，虽然使用时间还没到。一个灯泡就要八九千块钱。
叶蓉：跟我们透露一下，您在几个城市投资UME总共投了多少？
吴思远：我在北京的UME华星国际影院是在北京乃至全国几乎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下了很多心血把一个旧电影院改造得非常好，最大的荧幕有400平方米。其实投资的多少不是很重要，相对其他的生意来讲，我们这种是很小的投资，在北京是2500万，在上海是1500万左右，其他的也都差不多，总共加起来6000多万。
叶蓉：都是您个人投资？
吴思远：我都是个人投资，北京的业主有一点点股份。
叶蓉：您在投资之初曾经预估，认为六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现在两三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
吴思远：可能当时这个估计有些乐观了。在北京的投资六年收回差不多，但上海可能还要多一两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电影院会越来越好，我把眼光看在三五年以后。
叶蓉：您觉得三五年以后整个市场会发生很大变化吗？
吴思远：我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判断？
吴思远：今天我在这里预言，我是看好的，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必然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在提很多问题和批评，就是希望推动快点。社会在进步，你十年八年以前想像得到今天的上海这样繁荣吗？想像不到的。我来上海时晚上想吃点宵夜都没有，街上黑灯瞎火，大家讲话还要东看西看，现在我们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大家想像不到的。只要政策对了，自然会进步。只要创造条件，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电影就像美国一样。其实我们的条件比美国好，他们才几亿人，我们有13亿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健全的电影网络，院线发行就不会有盗版的现象，每一部电影就能收回他该收回的钱。我想以后我们一部电影小制作也要三五千万，好的要上亿，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韩国电影三五百万美金的制作太小意思了。我们一直在期望有这一天来临，如果说我有一个梦，那这就是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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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4）
“教父”是这样炼成的
对于圈内人所赠的“教父”之称，吴思远是笑纳了。
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某个行业的“教父”。因为“教父”既不是领导任命的，也不是拍胸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
要做成“教父”，首先就要具备你所处的这个圈子该有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比别人更优秀。并不是要你枪枪十环，但你一出手，肯定是八九不离十的；脱靶肯定是不行的，那要被圈内外人所嗤笑。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厚道、办事要公正；义字当头，情在其中。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真心实意的拥护，死心塌地的追随。
吴思远在当场记时，就能扶着摄把子瞅摄影镜了；一般人想看，那是要吃棍子的。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要搞好人际关系，认识1000个朋友比只认识13个好。做“教父”，莫不是从这里起的步？
我记得一位前苏联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认识100个人，还不如认识10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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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1）
1935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
195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7年，在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学习，并任同济大学党委委员。
1957年—1961年，任南京工学院助教、讲师。
1961年—1966年，任同济大学讲师、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66年—1971年，下放劳动。
1971年—1978年，任同济大学材料力学实验室教师、负责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78年—1981年，任同济大学数力系党总支书记。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1年—1983年，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3年—198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88年—1990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90年—1991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92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93年2月—1998年2月，任上海市第八届政协主席。
1995年11月，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1998年2月—2003年2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蓝天下的至爱
财富的含义，不止一种
叶蓉：您是中华慈善总会的荣誉会长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会长，今天您就是以慈善基金会会长的身份来做客我们《财富人生》的。
陈铁迪：《财富人生》访谈的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比较富有。我一开始觉得我来参加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你们电视台的同志跟我谈了以后很有启发。我感觉“财富”不光是物质方面的，还有一种精神财富。如果这两种财富融合起来那就完美了。我今天来不是代表个人，我是代表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来宣传并弘扬慈善事业的。
叶蓉：您出生在一个世代教书育人的书香门第，您的童年和青年的一部分时光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您还记得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陈铁迪：解放以前我还很小，解放那年我才14岁。那时候我的家庭是一个教师家庭，应该说条件还过得去，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失业的威胁。我还记得母亲经常拿了家里的衣服、物件到典当行去典当一些钱来补贴家用，解决温饱问题。因为我们家人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所以我也总有这样一种帮助穷人的想法。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家里很困难，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月的饭，母亲还是很欢迎他，虽然我们自己条件也不怎么样。我还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父亲去世了，家里困难不能上学了。那时候我们同学大家凑了钱，给他去做点小生意，送到他家里，让他能够有饭吃。从这一点我就想到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也应该从小就树立这种爱心，树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这要从小就培养起来。至少，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都有影响。
慈善之业
叶蓉：十年前，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构想，要成立慈善基金会？
陈铁迪：大概是1994年的2月，当时的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施德容同志到政协来跟我说，要建立这么一个组织，要我来担任会长。我当时是政协主席。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市的领导，是一名国家干部，觉得我去做一个民间社团的法人好像不太合适，我也怕会引起议论或者添一些麻烦。
叶蓉：也有些顾虑？
陈铁迪：有些顾虑。因为当时慈善这个词的确也不为大家所认识，总觉得这个慈善是我们过去的封建社会的，现在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宗教组织搞慈善，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提慈善这两个字是不是合适是有疑虑的。他第一次来要我出来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又来找我，和我说，虽然我们上海非常繁荣，而且是一天天好起来，但是的确还是有很多贫困的人，虽然政府从“帮困”的角度给予了很大的支撑，但还是需要全社会大家都献爱心，来把这样一种扶贫济困的工作做得更好，来为政府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同时，的确也感觉到慈善这个词本身是没有国界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也没有说一定是哪一种类型的社会所能拥有的。这个词它可以被我们用，就像是民主、自由一样，我们可以举着这面旗帜来更好地把一些人团结在这个旗帜的周围，来做好扶贫济困的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当时我就逐步地解除了这个顾虑，应该说当时还是比较勇敢地担任了这么一个会长、一个民间组织的法人代表。
叶蓉：还记得当时筹办的时候人手有多少，资金有多少？
陈铁迪：我觉得当时没几个人是真正有编制的。我们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编制，就从民政局借来了几位，还有几位热心人，就这么凑起来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工作，也没有经费，民政局借给了我们大概20万元的开办费。就这么成立了一个筹备组，把组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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