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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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蓉：也顾不上这个市场了。

杨雪兰：后来，我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位领导和我说，你们通用汽车是所有来中国考察的企业中第一个提出“合资企业”这个概念的。他说，那时听说这个合资概念都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合资。但是后来通用看了一下就走了没有进来，很可惜。

叶蓉：我们也知道这是到了后来，通用汽车到了90年代中期才开始和中国谈判。那这个谈判进展得是不是特别顺利？

杨雪兰：当然挑战很大了，因为每一个汽车公司都想进来。中国那时候已经认清了这个市场，所以在1993年中国宣布，就是那个时候的五年计划，他们会允许最后一个大项目进来。每一个公司都想进来，我们也想，但是我们已经晚了。你也讲了，虽然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但是别的公司竞争力也很强。他们有日本的公司、德国的公司还有美国的公司。

叶蓉：您当时就直接介入这场谈判了吗？

杨雪兰：并不是这样。当时我是负责通用汽车消费市场的副总裁。与中国的谈判是由国际部门来负责的。我们的国际部门在欧洲。由于我是华人的缘故，接待起中方客人来比较方便，另外在中国还有些熟人，所以我也就开始参与。但说实话，我的参与让国际部门的同事不开心了。因为我对国内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些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了我就要讲，我一讲自然就有人感觉好像干预了他的工作。

叶蓉：对。

杨雪兰：这个就很困难，所以最后我就给通用汽车全球总裁发了一封信，就是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他开一个五分钟的会议。我有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问你，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我的办公室是在美国通用14楼，这个14楼是大家看了害怕的，因为总裁啊一些高管都在这一层。通用最高的领导他要从我门口经过。后来他进来了，我就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和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通用汽车来说有多重要。如果通用认为中国并不重要，那我们只是想赚一点钱的话，我不会参与。但是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中国列入未来的发展战略的话，我就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他说当然是一种发展战略。后来我和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后来我就开始真正参与这项工作。

叶蓉：什么时候通用总部让您来负责跟中方谈判？

杨雪兰：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通用汽车这样保守的公司，是不可能突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人事变动的。通用总部派了一位总裁全权代表通用，另外安排了一个副总裁就是我。我的职责就是在美国组织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的实力去帮助推动中国这个项目。

叶蓉：这样一个合作牵涉面是非常广的。

杨雪兰：在美国你要做一个项目，很直接，我跟你就是一条线，但是在中国好像是个蜘蛛网，有很多人相关，而且每一个部门的影响对最终的结果都有影响，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费时间去和技术方面的一些领导、政治方面的一些领导、经济方面的一些领导都要去碰一碰，让他们都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的项目。

叶蓉：现在你回头看，你认为通用能够击败竞争对手靠的是什么？

杨雪兰：我觉得是我们的战略。我们最先注重的就是中国有什么样的要求，这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战略是想作为中国最好的伙伴帮助中国的整个汽车行业发展，这个战略是双赢的一种战略。这与平时我们进入一个国家，抢占一个市场，建立一个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说，如果中国觉得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在这个整个行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最好的技术和生产线一起合作。

叶蓉：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给通用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就像您刚才向您的一个上司发问的一样，中国这个市场到底对通用意味着什么？我有一个数据，去年上海通用的盈利占到了通用全球盈利的14％。

杨雪兰：对。

共同的气节

叶蓉：您跟上海特别有渊源，因为您出生于上海，也是上海人。最初是怎样离开上海的呢？

杨雪兰：我的父亲杨光泩是外交官，他其实是在各国工作，刚巧我出生时他刚回国。我两岁就离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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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兰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2）



叶蓉：谈到您的父亲可能要谈到您童年的回忆。

杨雪兰：他当时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总领事，后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来了。1941年12月8号，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当时美军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烧毁战船。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都是一片火海。经常有空袭警报，我们只能睡在床底下，热的要命，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了三四个礼拜。

叶蓉：父亲为什么没有带着你们全家离开这个战场呢？

杨雪兰：美国的外交官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澳大利亚去避难。但是父亲说我是中国人，在菲律宾还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很多华人，我是他们的领导，我不能离开。

叶蓉：可能其他的华人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杨雪兰：他觉得他不能走，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叶蓉：您还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清晨吗？

杨雪兰：到了1月份，日本人进来了，我记得我们在吃早餐。我是小孩子，看到这种人很奇怪的，因为日本人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走着正步。那一天忽然有两个日本兵进来，拿着一张纸，说我爸爸被逮捕了。当时我觉得父亲好像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马上回到房间里，箱子已经准备好了，他出来，然后就走了，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监狱在一个河旁边，河里涨水时犯人们就泡在水里，叫水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消息很多，我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希望父亲劝说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人合作。另外，父亲捐献了很多的钱帮助抗日。所以日本人最后把他们杀害了。其实在战争中也是不应该杀害外交官的。

叶蓉：那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再见到父亲？

杨雪兰：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希望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早在1942年4月份他们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到这件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爸爸不要，睁着眼睛看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他的心叫他们再打，就这么样死了。

叶蓉：真是有气节的一位中国人。

杨雪兰：现在的南京雨花台还有他们七位烈士的墓，是合葬在一起的。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坐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

叶蓉：就像一个难民船。

杨雪兰：在美国最早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水我们自己打井，没有电我们用蜡烛，没有面粉，什么东西都是米粉做的，很难吃。我记得母亲自己种菜，自己施肥。

叶蓉：可能我们很多的观众不太清楚，您母亲不但是复旦的校花，当时在旧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您的外祖父严信厚是和胡雪岩一起做生意的，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

杨雪兰：我母亲她是一个美女，她每一天都有一件新衣服，因为她家里就有几个裁缝。我是1979年才知道母亲是一个怎样的美女的。那是我第一次回国，我的姑父带我去看一个老朋友，很黑的很脏的一个老房子，夏天热得不得了，电扇都没有。一个老头儿自己扇着扇子，穿着背心短裤，我想他肯定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姑父就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她是严幼韵的女儿。哦，忽然间他的脸慢慢地亮起来了，他说你是不是84的女儿啊？84是我母亲的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都知道她是84，爱丽丝，所以她的小名就是84，不认识，但是认识她的车子。她自己会开车子，也有个司机。老头儿说，她上学时我们一些男同学每一天在学校门口等她，希望她会过来，我们可以看见。

叶蓉：这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初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位老人还念念不忘。您母亲曾是这样的养尊处优，忽然有一天要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踏上陌生的国度，她怎么开始自己的生活？

杨雪兰：当时正在筹备建立联合国，她认识一位外交官，她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做。这位朋友说，你是不可能工作的，要早上起来，晚上下班，你怎么会工作？后来她就进入联合国工作15年。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有她的工作。

叶蓉：1958年，您母亲嫁给了有着“民国外交第一人”之称的顾维钧先生。在您的印象中，顾维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雪兰：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讲政治，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比如说他过生日，他会像儿童一样开那种Party。记得有一年我们请了小狗，他喜欢动物，这种小狗会表演的，他很高兴。但是每一年我们都要想到他要过生日了，我们就要在怎么好玩上动脑筋。

叶蓉：他有没有和您谈过巴黎和会的事情？

杨雪兰：没有，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的。他对我最有影响的就是，他不管和谁，跟高层的人跟低层的人他的态度总是一样的。他会和司机去谈话，跟餐馆里的服务员谈话，他没有架子的。不做广告人，就做经理人

叶蓉：我知道您当时进格雷广告公司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职员，但是当您离开的时候您已经是执行副总裁，您是怎么做到的？

杨雪兰：我在这个部门里头做得非常好，大家也都知道，可是每当我的老板调动或者升职后就会又来一个新的老板，后来不成功走掉了，会又来一个。我总是在下面。

叶蓉：这就是看不见的天花板。

杨雪兰：对，我也没有想是什么原因，只觉得可能我的经验还不够。但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一个副总裁，位置比较高。他就说，哎呀！我今天想介绍你做我们广告公司在广告学会的代表，对方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女性，你肯定是这个部门的领导。啊？我说因为我是女性，我就不能做这个领导，我真没想到。

叶蓉：这才意识到是性别的原因。

杨雪兰：其实他是好心才会讲出来。所以后来老板还是一直在改改改，换换换，后来我索性就离开了。离开了大概一年吧，他们忽然打电话来，他们说又换了领导，又没有领导了，还是那个部门。他们说我们很久以前没有看清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你还是来做我们部门的领导比较好，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叶蓉：通用汽车的用人之道向来是进一个大学生就要工作一辈子，通用很少挖人，高层都是一步步做起，直到退休。但我听说保守的通用汽车为了挖你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杨雪兰：在做广告时我最擅长的就是汽车广告，后来也是运气，我做了一个公司的董事。有一次，我和同在一个公司做董事的通用公司高层一起乘车到机场。一路上我们就闲谈，我们谈汽车方面的事情就自然比较多一些，就会说到通用汽车销售方面的一些问题。后来他对我比较赏识吧。

叶蓉：他赏识您哪一点？

杨雪兰：我说，通用汽车在营销上其实很少从顾客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而且不改正。通用汽车目前最需要的是要谦虚，你要听你的用户的要求，而不是你的要求。你可能喜欢绿的，人家不喜欢绿的，他们要喜欢白的，你要听他们的，要不然你不会成功的。

叶蓉：观众们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汽车制造业，这是男性独霸的决斗场，女性就是靠边站，根本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走上舞台的。

杨雪兰：对。

叶蓉：但是您进入了这个领地，而且是干出了一番事业。在通用的历史上能够做到女性副总裁的，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可能不多吧？您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惟一的华人女性。

杨雪兰：到现在可能女性也不是很多吧。

叶蓉：您刚才谈到人生梦想，如果做个外交官不可能了，那么就是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三年前退休后，我知道您现在可能还要忙。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人委员会，像陈香梅、贝聿明、何大一、马友友、杨致远都是百人会的成员。您是百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创办的初衷？

杨雪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组织，能让美国人听到我们华人的声音。另外，我们可以帮助中美在文化艺术、教育交流方面做出一些工作。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得这么快，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距很大，一定要有一些沟通。如果中国不太了解美国，美国人也不太了解中国人，就会容易出问题。这个沟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艺术是没有国境、没有种族的。通过艺术的交流，两国人可以非常愉快地沟通。帕尔曼是一个例子，去年我们有一个叫艺术家周，我们不单单是做演出，大师班演出以外还有媒体，要让很多人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准备让黄豆豆跟美国有名的舞蹈家一起合作演出，两国的孩子也可以互相学习。

杨雪兰讲了些什么

录制杨雪兰访谈的第二天，我去了北京。在那儿碰到一位朋友，原来也是在通用工作的。听说我采访了杨雪兰，顿时，眼睛亮了起来。忙问：杨雪兰讲了些什么？她是怎么告诉你的？

听完了我的回答，他说：老太太是很厉害的。她一讲话，老外都没声音了。

杨雪兰是强硬的。不然的话，她怎能在向来是男人称雄的汽车制造王国立足，并身居领导高位。但她给我一种更为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大家风范，贵气十足。在她的身上，流淌和交融着两股如此质地鲜明的血液；一个是相传了父亲外交家的风范，另一个是继承了母亲大户人家的贵气。

我们就看她在运作通用进入中国这一片段，莫不就像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研判是目光远大，合作是求大同存小异，处理是纲举目张。其间又挟着高贵，带着优雅。正是因为具有了内涵，高贵才有了力量；正是由于拥有了底气，优雅才更显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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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佳芬（1）



王佳芬

1951年，生于上海。

1968年，来到上海郊区星火农场，奉献了22年的青春年华。

1990年，受命回城，担任上海市农场局工业处处长。

1992年，来到光明乳业的前身——上海牛奶公司。对这个拥有51年历史的老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光明牛奶由此走出上海，走向全国。

1996年10月，上海市牛奶公司和香港上实控股公司各控股50％，组建“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2000年11月，光明整体变更为上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王佳芬出任董事长兼总裁。

2002年8月，公司在国内上市。如果说第一波改革还只是停留在自身体制方面的改造，那么走向全国市场、引进国际资本的第二波、第三波改革在王佳芬的推动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向光明。

目前，光明乳业位列中国乳业三强，形成南有光明，北有蒙牛、伊利的三足鼎立之势。

王佳芬现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策咨询专家。

光明全国

变很苦，不变则没出路

叶蓉：您个人跟光明的结缘开始于什么时候？

王佳芬：我1992年到上海牛奶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光明乳业。

叶蓉：光明乳业的这个品牌有着50年的历史，牛奶公司是一个数十年被政府抱在怀里的老国企。您新官上任的时候就提出三年要让它大变样，这是为什么？

王佳芬：当时我面临的形式是这样的，一方面国外的奶粉全部进入上海的市场，我们光明原来要排队卖奶粉，警察维持秩序的局面不复存在了。那我们的奶粉卖给谁呢？如果说我们不去改变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有危机。另一方面，在新鲜牛奶方面，当时农场的很多奶牛场都自己去办乳品公司了，然后他就会跟我们抢夺上海的鲜奶市场。如果我们不改革，那么我们的市场份额也会被别人拿走，所以我就觉得当时这个情况你不改……

叶蓉：就没有出路。

王佳芬：对，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改变我们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能够在市场上去竞争的一个公司。

叶蓉：在一个很多观念都根深蒂固的大型老国企里，您的第一把火是从哪里开始烧的？

王佳芬：我当时应该说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定下来我们要从一个行政性的公司变成一个市场化的主体公司。因为当时牛奶公司也是一个行政性的公司，我们下面有十个牧场，七八个工厂，每个厂都有自己的品牌，大家各自运转。我当时思考，在市场经济中，我们是整个集团整个公司变成一个航空母舰到市场上去拼搏呢？还是一厂二厂三厂变成一个个小的舢板去拼搏？我觉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以牛奶公司为主体，然后去整合我们的资源，养牛的专门养牛，做乳品的专门做乳品；然后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专业化分工，来保证我们全市消费者都能够喝到他们所要喝的产品，我觉得当时这样定位是很正确的。

叶蓉：您当时是关闭了三厂和五厂，然后把旗下的九个品牌整合成一个光明的品牌，您的员工都理解您吗？

王佳芬：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蛮长的过程。我们分析了上海牛奶公司当时的很多品牌，我们觉得乳品二厂的光明品牌当时最叫得响，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整个公司都用光明这个品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乳品三厂是沪光牌，他说我的沪光牌是国家银质奖，我为什么要用你的光明牌？

叶蓉：还有内部的门户之见。

王佳芬：二厂也说凭什么给三厂用啊，我的光明是我二厂这么多年来心血的积累，给你用了以后质量给搞砸了，我二厂人的饭怎么吃啊。他们两家吵架，后来我就把两个厂长都找过来了，我们就把规矩立完，在市场竞争中我们公司统一了必须用光明品牌，那么你就用，第二你用光明牌必须按照二厂的质量，二厂派质量经理到那边去把关。

市场动了大家的奶酪

叶蓉：国企改革会碰到两个门槛：一个可能就是资金的来源，你要经营，要引进先进的流水线，要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重新划分；还有一个就是人员的调整。

王佳芬：正好当时上海在进行大的改革，我一看，我们有好几个牧场都在市中心，当时政府都把它规划掉了。比如说十一牧场就是今天的徐家汇金融区，政府叫我搬迁，然后给我一笔钱。后来，我想政府给我的钱我自己办一个牧场还不够，我还有好几个牧场我能不能自己来开发呢。所以我当时把上海规划局规划院都请到我们公司，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你规划我开发。这样，我就把第二牧场、第八牧场、第六牧场三个牧场，大概有600多亩土地的房地产的开发权拿到手里了。我就用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进行我们主营业务的技术改造，然后还用一部分钱发展三产，把牧场多余的劳动力就转移到发展第三产业上。我进行这样一个内部的大的结构调整，我觉得大概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我们的主业就迅速发展起来，员工就分流到主业，分流到第三产业，然后那个牧场变成房地产，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在一个公司的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叶蓉：可是也有员工说王总很狠心。

王佳芬：是的，但我也跟他们讲，我尽早地告诉你，你不合适这里，你还有机会去找更好更合适你的工作。如果你永远不知道，一直这么混混沌沌地在岗位上，等到你年纪大了你怎么办？我觉得我对你最负责任的就是告诉你，你这里不合格，你应该去做什么。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你合适的地方。不然，当真的有一天被淘汰的时候，一点自救的能力都没有。

让全国一片光明

叶蓉：1996年，香港的上实集团携带2。4亿的资金开始跟光明进行合作。您想，您手里握着上海光明2。4亿的这样一个资产规模，然后再加上2。4亿的资金，要拿到全国乳品老大，几乎可以说是唾手可得。您当时是不是雄心勃勃；“全国一片光明”是不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王佳芬：其实“全国一片光明”绝对不是我提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是地方乳品公司，没有人走出自己的地方，因为地方经济也画地为牢。所以，当我们光明提出做全国市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行业来说，很多人都是蛮反感的，他们是蛮讽刺我地说；“光明对吗，你们是不是要全国一片光明？”

叶蓉：是这么传出来的。

王佳芬：最开始的这句话是这么说出来的。后来我就顺着说了。

叶蓉：但跟上实的这个合作真的叫如虎添翼，您当时是不是觉得真的要开足了马力准备全国市场一片铺开。

王佳芬：我觉得上海实业引进的资金不仅仅是2。4亿资金本身，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找一条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制度之路，我自己前一阶段的时候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一定要把国有企业搞好，我是为这样一个目标在努力。到了1996年这个时候，我觉得正好上海实业有这个资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