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生-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样的错误。现在，我们有一个试点，我们在搞优质服务的积分制，司机如果做了一件好事，得到一个表扬，我们就会给他计分。计分以后，他万一被投诉，可以先扣分，不用先罚钱，这有点像企业里面的道德银行。所以说经济处罚并不是我们管理的惟一手段。

叶蓉：经常有出租车驾驶员反映，遭遇某些不太文明的顾客的刁难，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杨国平：比如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快到目的地了，计价器却多翻了一元钱，有乘客就埋怨司机故意拖延，这个时候驾驶员就会感到委屈。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一个零钱罐，我们把它称为平衡箱。如果驾驶员碰到这个情况，这一元钱你就不要去收，你到公司的这个罐子里去拿，这个平衡箱不但让乘客平衡，也让我们的司机平衡。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前不久发生的一件真事：一位女乘客到了目的地，她说自己身体不好，要求司机背她上楼，司机真的就背了。没想到，这个乘客才进门，就把门用力一关就结束了。我们那个驾驶员40多岁，跑到楼下，坐在楼梯口就哭了，他感到很委屈。

叶蓉：通过我们这节目，我们也要呼吁大家，要多体谅他人，多尊重他人的劳动，驾驶员要文明对待乘客，乘客自己，也要做一个文明的乘客！

杨国平：这个司机他觉得，为什么连一声谢谢也没有。为了解决驾驶员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搞了一个驾驶员心理诊所，专门找一些老驾驶员开导他们，倾听他们的委屈。同时，公司也给这些司机颁发“委屈奖”。在我们的企业精神里面有一句话叫“一人有难，大众相助”！遇到驾驶员生日，中午他回车队，我们要求他坐好了不要动，要让我们的管理人员亲手把面条端到他的面前，有管理人员陪着他们一起吃面，一起聊天。虽然一碗面也没多少钱，但是会让他们感到很温暖，感到一种团队的温暖，感到他即使在外面再辛苦、再委屈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团队，我回到公司，我有大众交通这个大家。

叶蓉：听说，大众对司机管理的严格还反映在“管头管脚”？

杨国平：对，我们的驾驶员必须穿制服，白衬衫，深色领带，深色裤子，深色皮鞋，包括深色袜子，驾驶员就是应该绅士风度。因为我们的驾驶员体现的不仅是企业形象，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每天有近30万人坐我们大众交通的出租车，他如果从我们的车厢内得到了优质的服务，他也许就会心情愉快地去做别的工作，他也给别人提供好的服务，这对提升整个城市的意义非常重大。比如说，去年11月15号，我们有一名驾驶员在浦东载了一位乘客，在隧道中，这位乘客提出想调头回去，我们的驾驶员向他说，对不起，先生，隧道里面是不能调头的。后来对方解释，出门忘带钱包了！驾驶员一听说，没关系，我把你送过去，你没带钱，我就不收你的钱了。到了目的地，对方下车以后，我们驾驶员还给了30元的乘车证给这位乘客，让他可以返回原地。

叶蓉：想得真周到！

杨国平：没想到，这个乘客就是纽约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他后来找到了我，坚持要把这个驾驶员招到他们银行，做他的司机。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有整个社会充满着爱，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才会更好。

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众”

叶蓉：在SARS期间，大众在上海的出租车行业里，率先提出补贴司机的最低收入，当时，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同时，我觉得也有比较疑惑的地方：上海与北京不同，由于不是疫区，所以你们补贴给司机的一部分工资，并不能享受退税。但大众同时又是一个上市公司，你怎么去说服你的股东理解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杨国平：去年非典，由于市道非常不好，为了稳定驾驶员的队伍，我们提出了确保驾驶员个人月收入达到1800元，达不到1800元我们要补贴到1800元，这样一来，我们大概损失了3000多万，但是我们通过别的途径，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最终还是完成了一亿九千七百元的税后利润。虽然没有完成年初股东大会的预定计划，但是股东基本还是比较满意的。

叶蓉：我注意到，今年，你们推出了奔驰轿车作为大众出租车的新车型，应该是蛮吸引人眼球的一个举动。所以有人也就评价说，杨国平这样一个举动可能更多是在为企业作宣传，是不是这样？

杨国平：上海到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时候，应该拥有更多这样的中高档出租汽车，我们在做这方面的探索，而绝对不是说增加50辆奔驰车是作作宣传，作作秀而已。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出租汽车定位是定在世界一流的，这个世界一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流的车貌，一流的调度系统，一流的社会系统和一流的驾驶员队伍。那么在车辆方面，目前我们上海乃至全国出租车行业使用的出租汽车还没有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出租汽车专用车，德国奔驰E200作为全世界出租汽车行业比较专业的车型，它的一些配置都是按照出租汽车而设计的，因而更加体现出人性化。现在，我们马路上跑的出租车大部分是私家车和商务车的款式，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租汽车，要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出租汽车它的底盘要尽可能低一点，以方便乘客上下车，后门也要宽，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同时，肥胖的人也越来越多，出租车的很多造型细节，都要主动为各种类型的乘客提供方便，目前中国出租车的主流车型的车子后座都太窄。

叶蓉：仔细研究您的资料，就会发现其实您名片上的头衔是颇多的，您是两家上市公司的当家人，同时您还是其他若干家公司的董事和独立董事，在一般人心目当中，大众交通只是公共交通的一个排头兵，但没想到，你们在资本运作方面其实也是颇为活跃的，能不能请您给我透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国平：我们现在是有两家上市公司，大众交通主要是做交通这个领域的，比如我们现在有8200辆出租汽车，占上海的出租汽车的20％左右，还有6000辆公交车，公交车的份额我们占了45％左右，车辆数占总量30％，但是我们的线路占了整个上海公交路线的45％，我们的行驶里程要占上海的一半。目前，上海郊区的公交线大部分都是我们在经营，我们还有货运，马路上在跑的货运，我们大众有1000多辆。此外，我们大众还有长途客运，还有长途货运，总共车辆有18000辆左右，在外地还有十个连锁企业，车辆是5000多辆。另外，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上海大众公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做煤气的，苏州河、黄浦江以西的一个区域的经营是我们在管的，包括松江部分，还有青浦一部分，还有闵行和奉贤这个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杨国平（3）



青年突击队队长

叶蓉：您刚才说到煤气方面，我想问，您今天再次从事煤气是不是跟您最初从煤气公司出来有关？

杨国平：有关系，因为很有感情，我对煤气的这种情结是割舍不断的。我1973年参加工作，一上班我就到煤气公司，当时给我的头衔是青年突击队队长，这个队长蛮厉害的，我们是30多个一起毕业的年轻人，在五角场那个地方搞液化煤气筹建。当时，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都没有外包的，全部是我们青年突击队揽下来，我们青年突击队把旗子一插，当下就干了起来，当时月薪18元钱，就这样干了三年，做了三年的青年突击队！因为是队长，什么活我都带头干，只有我干得多我干得好，我才能把这个队伍带好，所以在1973到1976年这三年间我干了很多很累的活，但是很有意义，在1976年上海市液化煤气终于正式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兴奋！

叶蓉：什么时候您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杨国平：应该是后来上调煤气公司秘书科，干了四年的副科长。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东西，文科比较好。所以，当时煤气公司秘书科的华科长就感到我写东西蛮好的，就提拔了我。这四年早出晚归地工作，使我从一个基层工人转型成了一个基层的管理者。

叶蓉：听您聊天，我觉得您的表达非常顺畅，尤其是您反应非常快，表达非常到位，我在想这些东西可能是天生的，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具有这种统筹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呢？

杨国平：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是班干部，而且从小我就比较热衷参与班级的管理，到后来交大读MBA的时候，虽然我不是班长，但班里有什么活动我还是尽量参加的，所以社会活动也给了我锻炼的机会！

叶蓉：我在疑惑的是您工作那么忙，越是节假日越忙的这样一种工作状态，您怎么能够抽出时间不断地学习？

杨国平：尽量抽时间吧。通过这个学习带给我很多知识，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知识在不断更新，特别是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经常面临的是千变万化的情况。通常，企业实际上不是被市场搞垮的，而是被自己内部的问题搞垮的。作为经营者自己不学习，企业就会落伍，所以我认为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学习型的企业，要成为学习型企业，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就要带头学，学习永无止境。

上海企业家

杨国平是一位上海老百姓熟悉的本土企业家，他和大众有着上海人感兴趣的话题。正因如此，我一直想做这个嘉宾的访谈，向节目组推荐了这个选题。在做这档节目时，我还为编导出了一个主意，去街上采访开大众的司机。

在杨国平身上，有着十分鲜明的上海企业家的特点。他业务熟，办事踏实，还亲自开过一天出租车。他管理有人情味；“非典”时期大家出门戴手套，可他与出车回来的司机们一一握手。他是注意细节的，员工生日端上一碗面……

我觉得，更为突出的是他实事求是、有一说一的精神。对于观众们关心的奔驰出租车、叫车时叫不到车等问题，包括现场播放的那些大众出租车司机对管理所提的意见；杨国平一一给予了很完整的答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特点，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赤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



周赤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5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1968年，上山下乡，去崇明农场“修地球”。

1970年，招工回城，成为一名普通交警。

1984年，被提升为公安局交警处最年轻的处长。

1988年起，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连续多年参加指挥上海国庆及春运保卫工作。

1995年，年过不惑的周赤脱下警服，进入上航，开始新的人生角色。

做什么，都要最好

徐汇第一岗

叶蓉：您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时候？哪家航空公司的什么型号的飞机？

周赤：是1985年坐上海航空公司的波音707。

叶蓉：当时不知道自己可能会跟上航有缘？

周赤：完全不知道。

叶蓉：上航已经开通的最远和最近的航线是哪条？

周赤：最近的可能就是像温州这样的航线。

叶蓉：最远呢？

周赤：最远的到目前为止是柬埔寨的金边或者是越南的胡志明市。

叶蓉：我知道上航是除了三大航空集团之外惟一获准经营国际航线的地方性航空公司。

周赤：是，到目前为止是。

叶蓉：下面问个难一点的，红绿灯的色彩是怎么排列的？

周赤：红绿灯的色彩当然是红黄绿……这里有陷阱。

叶蓉：有陷阱……

周赤：以前是上面是绿的，中间是黄的，下面是红的，现在倒过来了。差点就掉入陷阱了。

叶蓉：准确。这个可能是真的比较难的，1971年的时候经过淮海路陕西路路口的公交车有哪几路？

周赤：有26路、42路、24路。

叶蓉：准确。其实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最有难度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想一定难不倒您，为什么呢？您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交警，而您执勤的路口就是陕西路淮海路。

周赤：对，这个是不会忘的，因为它原来叫徐汇区一号岗。

叶蓉：那您还记得当时的淮海路是什么样子的？

周赤：当然非常清楚，我们那岗亭就在马路的西南角上，后面就是第二食品商店。

叶蓉：那会儿还有些什么事情让您记住吗？

周赤：有过一次火灾。那是一个居民家里的老太太，她眼睛不好，到窗口去晒东西的时候，窗口下放着一个煤球炉子，煤球炉子把她的衣服烤着了，于是就把她家里的被子、帐子都点着了，烟冒出来了，我正好在那地段执勤，我也冲进去救火了。

叶蓉：那你有没有考虑自己是交警不是消防警察啊？

周赤：警察其实是什么都可以管，什么都该管，只要涉及到老百姓的事情。

叶蓉：我听说那会儿好像是你把老太太从楼上背下来的。

周赤：不是我背下来的。是这样的，进去以后发现那个老太太身上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进去了几个人，就七手八脚地用水浇，把烧着的棉袄脱下来，然后我就叫，你们谁家里有门板啊，赶快去找一个来，然后就有人找了一个门板过来，几个人就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下去了，还叫了救护车来就把她救走了。

叶蓉：1984年的10月，您被提升为公安局交警处最年轻的一个处长。

周赤：是。

叶蓉：我知道是您连续六七年指挥过上海的国庆保卫工作，连续六年还是七年？

周赤：全面主持国庆保卫工作应该是在担任局长助理和副局长了以后，大概是从1988年开始，以前是从交通处长的职务上讲那是连续几年，它是不同的指挥级别，一个是交通指挥所，另一个是市公安局指挥所，它有两个不同的指挥等级。

叶蓉：就是担任总指挥的时候已是局长助理和副局长了。

周赤：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赤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



老三届周赤

叶蓉：您是1951年出生，1969年毕业的老三届，好多老三届的一些人聊起说，我们这代人是什么都碰上了，我不知道您当时中学辍学以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周赤：差不多老三届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我们正好是快要毕业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本来要准备考高中的，后来就不考了，放假闹革命，凡是出身好的，就所谓工农子女的，干部子女的就当起了红卫兵。

叶蓉：您当时是红卫兵吗？

周赤：当然是了，最早的那批红卫兵，他的目的不是真正地去造反，他是那种破除“四旧”的然后这批红卫兵还分了好几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叶蓉：您去见了吗？

周赤：一共八批，我第二批去过，可惜没见着，后来第七第八批我又去了，那就见着了，差不多回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是12月份了。上海的形势就变了，就变成了一月革命，已经是所谓的夺权了，那时候老保红卫兵就垮掉了，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其他的红卫兵组织，变成了那个时候叫逍遥派，我也不赞成你所谓的造反派，向政府夺权向党夺权。

叶蓉：您当时在家都忙些什么呢？

周赤：也经常去学校看看，然后在家就看看书，装装半导体，还有就是因为我父母亲也被冲击，关到牛棚去了，因为他们以前是在政府工作的，后来就带上了所谓走资派的帽子，就上了所谓干校。

叶蓉：您是家里长子？

周赤：对，我是老大，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所以还得要管着妹妹弟弟。

叶蓉：一夜之间您成家长了。

周赤：成家长倒也就算了，还成了有点像那种黑六类什么之类的，还会在政治上受到一点歧视。

叶蓉：您当时觉得是不是？您最开始是第一批红卫兵，还见到了毛主席，政治上还受到了歧视，您觉得这个心理有反差吗？

周赤：有反差，有非常大的反差，但是后来我觉得这种反差也会促使你去考虑这些问题。

叶蓉：您当时怎么想的，想得通吗？

周赤：当时还没完全搞明白，那时候我就是十五六岁，后来很快两年就过了，到了1968年的时候我们就上山下乡了。

叶蓉：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能够回城，回城以后能够做什么？

周赤：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最不好回答的一个问题。

叶蓉：为什么？

周赤：因为当时在农场的时候，坦率地讲，大部分人都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觉得我应该在农村待一辈子，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也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我只是觉得这好像是历史发展的某一段，好像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阶段，这一天会结束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叶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成熟的想法。

周赤：但是也蛮模糊的，不是那么很确定的。所以人家就会问我说，下了工以后，人家在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可是我有时候经常就在床上看书，人家都说你在看什么书啊，现在看书还有什么用啊，修地球了还看什么书啊？我说这很难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但是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真的是多少年以后就会用上，真的不知道，但是总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就这么集中在那儿成天种地，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蛮特殊的一个阶段，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阶段。这是很朴素的直觉，这个直觉同当时那个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东西不吻合，但是人不能骗自己，直觉告诉我这是不正常的。

不惑之年进课堂

叶蓉：如果说之前在不同的岗位您都尽力去做到的话，我觉得命运给了你另外一个机会，但是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到了40岁的时候再进课堂，重新捡起课本。

周赤：对。

叶蓉：当时这个挑战大吗？

周赤：非常大，因为说实在的，到了45岁的时候，我已经是公安局副局长了，当了两三年了，但是我的学历还是大专，我一直就觉得只有大专文化要当好这个副局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也可以这么说，我学习的面很广，我在公安局做副局长的时候，分管的工作里面包括科技，包括基本建设，也包括预算管理，财经方面的，当然还有以前的交通管理也是我管的，尽管我自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要讲系统学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再去正儿八经地读点书。到了1994年的时候，当时领导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现在称之为上海市的干部培训工程，现在还在进行着，每年都有这样的一批干部下来，脱产学习。可能有的到国外去学习，我正好是那一批，比较早的那一批。先下来在国内做了一段时间强化的英语培训。我初中毕业的英语水平，已经丢了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差不多都忘了。

叶蓉：基本上还给老师了。

周赤：基本上还给老师了，然后从New　Concept第二册开始炒起，用十个月的时间，强化英语培训，结束以后就到美国去读书，就这样的。那一段的压力其实非常大，因为人家可以跟你这样说，你好好的公安局长当着，干什么去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读书可不容易啊，平常你在工作中，人家都说你很聪明的，读书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证明你还是聪明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叶蓉：我知道您肯定是非常努力，最开始是初中英语水平，但是后来英语作文考试的时候您拿了一个高分。

周赤：这也是碰巧的。

叶蓉：我知道题目碰枪口了。

周赤：对，题目碰了我枪口上了，考试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作文题，叫作“Talk　something　about　the　urban　problem”就是讨论一个城市问题，我一看这个问题就撞在我枪口上了。他还特别讲这个城市问题是由于汽车的问题而造成的，其实就是讲交通问题，所以我就做了一篇关于上海市的交通情况的一篇短文。后来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他们批这个卷的时候，有点怀疑这个考题是不是被泄露了，要不然这个学生怎么会答得这么完整，连统计数字都有。然后经过几个老师讨论，就决定把那个封条撕开来看看是谁的名字，一看是我的，他们说，啊，那没办法，撞在人家枪口上了，人家当过交通处长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赤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3）



航空业的新兵

叶蓉：您的人生现在看起来有非常重大的一次转变，您下海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下海了，当时您身边的好多人都觉得不能理解？

周赤：应该讲是有很多人觉得不能理解，你好好的在公安局干副局长，干吗跑到航空公司去，好多人都不能理解。

叶蓉：到企业里去做领导。

周赤：或者说要去企业的话，去一个特别好的企业，能拿特别高的工资，那也是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