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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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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蓉：到企业里去做领导。
周赤：或者说要去企业的话，去一个特别好的企业，能拿特别高的工资，那也是一种说法。当时去了上海航空公司好多人觉得不值，有很多人劝我。
叶蓉：一般老百姓觉得航空还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啊？
周赤：其实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航空还是个不错的行业，但是了解情况以后觉得当时这个公司还是蛮困难的，因为正好那个时候航空这个行业是处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一个过程当中，通俗地说法就是说，本来是你只要有飞机，是别人买票买不到，而到1995年那个时候，是航空公司拼命地推销自己的机票了。
叶蓉：开始有竞争了。
周赤：供大于求的状态开始出现了，开始有竞争，所以企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开始有点不太适应，表现出一种困难，包括财务方面都是蛮困难的。
叶蓉：我看过一组数字，说1985年上航成立的时候有5架飞机，但到1989年是无机公司，到了1995年您去的时候是有7架757，现在有32架飞机，其实您去上航这几年，上航发生了质的飞越，那您去的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
周赤：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说你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企业，你会从哪儿做起？我去了以后可能有将近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主要就是了解情况，同中层干部，同部分基层干部谈情况。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利用当时正好是年底财务大检查，我清理了小金库，所以是从清理小金库开始的。
叶蓉：当时这个小金库的漏洞大吗？
周赤：应该说也不是非常大。
叶蓉：但是您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
周赤：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讲的话，假如你是从清理小金库做起的话，你给出一个信号，就是你会执行非常严格的财务管理，非常规范的管理，因为小金库它显然不符合有关财经纪律，而小金库的存在就说明在管理上至少是不严格，而且财务上出现小金库也意味着你有滴漏跑冒，你的滴漏跑冒可能会反映在各个方面，反映在其他方面的你要慢慢整，但是反映在小金库这个问题上是马上就可以止住的，因为从道理上讲，小金库是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从舆论上讲不会得到任何抵抗，而做起来又不是非常难，可是又给出一个明细的信号，就是你会有非常严格的财务管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首战必胜的选择。
成功有道
叶蓉：您觉得在跟几大航空集团竞争的时候，上航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周赤：内在的东西是一个企业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向国家负责、向社会负责、向股东负责和向员工负责的一致性，有这么一个东西来作为文化的内核，使得内部的运作非常的协调，使员工能够真正地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利益，然后使得我们员工拥有一个向社会和向我们的旅客提供优质服务的这样一种心态，这个内在的是一个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点恐怕是主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公司它的体制、它的产权结构有关，因为我们是在航空业里比较早地进行了产权结构的改革，所以它很早就确立了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又把它变成一个股份公司，现在又是上市公司，我们称之为产权多元化，虽然是国有控股，但它的产权真正是多元化的，有一个很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市公司，一个完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其他的传统的航空公司在体制上有一种优越性。
叶蓉：前不久中国民航总局有一个规定，就是机票不打折，与此同时铁路铁老大在做提速不加价的这样一个行动，您觉得航空公司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周赤：实际上海航空公司从来不怕铁路的竞争，因为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是属于敏感地游离在这两个之间的，所以铁路的提速我不认为会对航空造成什么威胁，关于票价问题，其实老百姓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杨元元局长多次谈到了中国民航发展的方向不是希望它能够做大，而是做强，而且是逐步地使航空能够成为普通老百姓出行的交通工具。
叶蓉：完全市场化。
周赤：对，完全市场化，方向上讲是这样子的。其实打折的问题现在都已经很明白，民航总局现在的规定也是允许航空公司可以在某一个段里，最高是多少，最低是多少，这个段里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调节。
叶蓉：他讲的也可能是明折明扣和暗折暗扣的问题。
周赤：对，应该是明折明扣。
叶蓉：现在随着行业一些规则的调整和放开，其实现在除了上航要面对国内的三大航空集团的竞争，境外的一些航空公司的竞争逐渐地演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如何面对境外的这样一些同样的竞争？
周赤：我大体上觉得首先应该把自己的事办好，因为这个市场是我们自己的市场，是我们家门口的市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home market；mother market。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做好的话，中国企业它应该是有独到的或者天生就有这样一种优势。你知道本土的市场，你知道这个市场的结构，你也知道本地的顾客，应该说有这种亲情，有这样的一种优势。所以应该是要在完全开放之前，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市场建设好，然后就会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人家国外的企业来了以后，他看到你国内这个市场做得非常好，你的市场份额，你拥有的忠实的客户，这个时候他就会选择我是同你竞争呢还是同你合作。
甘苦人生
叶蓉：回顾您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实您都扮演了非常好的角色，比如说好学生、好公安工作人员、好的国企领导人，您有什么遗憾吗？
周赤：好像没有太多的遗憾，您刚刚说了好几个好，其实我还是个好丈夫。
叶蓉：我知道您的夫人跟您是青梅竹马。
周赤：对。我们都不是上海人，我们都是在无锡出生和读书的，然后我们从小有一段日子就住在一个院子里，她的父母亲和我的父母亲都很熟，她的弟弟妹妹跟我的弟弟妹妹都是同班同学，就我跟她不是同班同学，所以应该讲很熟悉。
叶蓉：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
周赤：那是“文革”以后的事。
叶蓉：您有一个孩子？
周赤：一个。
叶蓉：多大了？
周赤：大学毕业两年多了，现在在美国读书。
叶蓉：现在还在继续读书，那他是从事公安还是从事航空？
周赤：最好都不要，这两个行档都比较苦。
叶蓉：跟我们说说您的苦，公安的时候是什么苦，航空的时候是什么苦？
周赤：公安的苦是有时候你不能完全地把握自己，你不知道你做的那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你又必须尽可能好地把握住。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抢险救灾这种事，这种事的指挥决策其实完全是一种风险决策，你不可能说有足够的时间和有足够的材料和有90％的把握，你就是一种大略的判断，而且到了这个时间点上，你不做决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真是非常困难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公安的苦大概也就是这个苦，它需要有一种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很好的一种把握局势的判断力。
叶蓉：但是我觉得这些素质做企业同样需要。
周赤：对，没错，做企业也同样要，我就觉得航空公司可能是所有类型的企业当中最难做的。
叶蓉：为什么？
周赤：因为其他企业吧，如果你是搞投资的，你只要对财务数据负责，你不需要去管内部的经营管理，如果你是做房地产，你只从事单一的房地产，他实际上涉及到的业务面也就是这个领域，那航空就不一样。
叶蓉：是负荷吗？
周赤：航空是一个非常负荷的东西，比方说你的航空公司内部有飞行那摊，那是一大套专业；有机务的那摊，又是一套专业；然后又有乘务员的那摊，那差不多又是一个服务公司；然后机票销售那摊，差不多又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公司。它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类的专业组合到一起来，然后要组合精确到什么程度，要精确到每一分钟，那个航班要起飞，你必须所有的工作要围绕着这一分钟那个点准确地协调到一块，它难就难在这儿。
叶蓉：我觉得您具有一种人生生存的智慧，你善于把过去经历的一些东西，自己不断思索的一些东西有机地整合起来，而且不断地为我所用，您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周赤：经常去思考一些问题也算是我的一种习惯，然后我会不断地在工作中生活中或者在书上学习一些东西，学完了以后我会把这些要素都糅合起来，然后想一想，这些知识每一块该怎么管理，就像我在管一个抽屉一样，有一部分的东西我是装在这个抽屉里的，有一部分我是装在那个抽屉里的，过一段时间一想不对，那个抽屉的那个事情是有关联性的，应该把它靠拢一点，老在想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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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赤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4）
叶蓉：听了您的这番讲述，我马上要回去把我那抽屉好好理理。
从地到天
周赤的名字有点意思，据说，生下来时一哭眉心就泛红，因而得名。
他原先在地上管交通的，后来虽没离开交通这个老本行，职业却是做到了天上。但是，一说起当年在地面上指挥交通，虽然已过去了26年，但开红绿灯的口诀仍然是脱口而出，那么的稔熟，讲得眉飞色舞，情不自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他对这次谈话是连连说爽，不知是否就出于这个原因。天高云淡不假，26年的时光更是让他铭心刻骨。
经历是路，一个人的两条腿是不能同时行走在两条道路上的。走好你的路，实际是提醒你要选择好你所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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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上海中原物业代理公司主席（1）
施永青上海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948年，出生在上海茂名南路上的一栋石库门的老宅中。
1951年，随父母举家移居香港。
中学毕业，施永青便进入房地产代理公司，成为了一名推销二手房的跑街先生。在艰苦的工作之余，作为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晚上便赶去工人夜校，为那些还是文盲的女工普及文化知识。
1978年，施永青与同窗好友王文彦各出资5000元港币开始创业。从两人合用一张租用的写字台发展到如今坐拥10多亿资产的一家大型企业，堪称“创业神化”。
1992年以后，王文彦淡出管理层，让渡为一个单纯的所有人。之后，施永青主政中原至今，凭借“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公司业务突飞猛进，即便在整个香港房地产市道最不景气的几年中，该公司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2001年，施永青更是突出怪招，收购濒临破产的香港第三大房地产中介公司“丽嘉阁”。面临不断涌现的倒闭潮，施永青的大动作让很多业内人士为其提心吊胆，然而，独到的经营理念和敏锐的市场判断，让“丽嘉阁”在第二年便实现了扭亏为盈，一时间，施永青的妙手回春成为了业界美谈。
施永青乐善好施，热衷于社会服务，现为香港乐施会理事、香港小交响乐团董事局主席、香港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成员等。
中原逐鹿房地产
上海的房价见顶了
叶蓉：您在香港的地产界打拼了这么多年，应该说，是地产界的一个权威，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原地产90年代初就进军内地，应该说您是有发言权的，所以想就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请教您，您如何看待内地的楼市的未来？
施永青：楼市的涨跌受很多因素影响。比方说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有钱的人都想把钱投到上海来，所以上海的房地产现在已经不单是一个实用的可供居住的工具，而是一个投资工具，一个贮藏财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波动。如果政策对投资房地产有利的时候，那么全国的资金，乃至国外的资金都会流过来；一旦政策转向的时候，资金也会流失。当然，政策是不能够一下子改变资金的流向的。大家要明白，建房子的速度永远没有钱流进去、流出来的速度快。这个是危险的地方。90年代，当时的香港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想把楼市压下来，但是没有成功，一直等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拥有房地产的市民越来越多，而市民口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钱都变成砖头的时候，危险就出现了。
我估计上海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的日子，起码在短期来看，可能已经见顶了，现在要下来！这话可能不好听，发展商不喜欢听，买了房子的人也不喜欢听！
叶蓉：买楼的人希望房价继续涨，而还没买的人，则整天盼着它跌。中原地产在内地房产中介的交易中也是相当活跃的，那么，从您旗下众多门店给您回馈的数据来分析的话，您觉得应该给投资者或者说准备买楼的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施永青：我刚才从机场坐车到演播室，一路上看到不计其数的房屋中介店，其中有很多可能都是兄弟俩、夫妻俩在经营，规模很小。房地产中介的店铺比银行、米店还要多，这都是不正常的，这也确实反映出房地产有过热的成分。就像香港1996、1997年那个阶段也是如此，全民投资，卖楼的时候都要排队，排队的，什么人都有。前面排的是大学教授，后面排的是歌舞厅女郎，接着是警察局的警官，然后是黑社会头子，什么人都在排。甚至连一个和尚也打电话给我，让我指点迷津，该买什么地方的房子好。那个全民参与的热情就非常可怕。一般来说，经济的周期从复苏期、高涨期到危机期，到萧条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危机在什么时候爆发呢？这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如果楼价与当地普通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的时候，危机就已经出现了。有危机，不一定等于爆发，至少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危机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房价不再攀升，而这一边经济又不断发展，慢慢使得大的经济环境与房价相适应，这样危机带来的损失就比较少。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是高速发展，这样的软着陆还是有可能的。房价降得太快，对整个经济的伤害是明显的。我们公司五月份的交易量还是创新高的，但到了六月份交投量就少了10％到15％左右，这意味宏观调控在发挥作用，房价有下降的可能。市民应该谨慎投资。
叶蓉：那么，对于此刻急于买房居住的市民，他究竟应该买，还是继续观望？
施永青：我觉得，他现在有钱的话，如果他也希望把他的生活改善一点，那就去买。但应该是量力而为，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用经常性的收入去买楼是最安全的。如果你的月收入是3000块，你拿其中的三分之一去供楼，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收入是3000块，而他看好房地产，买了房以后，每一个月要供5000块，还有2000块怎么办呢，就拿以前的存款去供楼，这个就很危险了。一般比较合理的投资，应该是100个工作日，也就是3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个平方。那么，如果你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6000块的房价还可以承受的。
叶蓉：但普通市民也许会有一个想法，既然你施先生说了，房价会面临一个调整，那么我就等价格落下来的时候再去买，现在把钱捂着。这样操作，对吗？
施永青：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都想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但是这一点对于我们行内的人来说也是高难度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所以，我自己比较赞同的做法是按照自己的实际能力和自己的实际需要去判断买还是不买，即便买错了，等几年之后，价格可能还会上去的。但是你总是不去买的话，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本来你可以买得起的，越来越买不起了。用自己的可以承担的能力去买楼，不要去炒楼。如果你真的钱多，也很想卖楼，那你就去买；依靠出租，慢慢地去积累自己的财富，这是比较安全的。钱赚得越快，往往损失也越快。
中原逐鹿逐鹿中原
叶蓉：最初怎么会想到创办中原集团的？
施永青：那是1978年，我和我的同学王文彦都在为别人打工，从事地产发展，两个人都感觉这样工作下去，个人发展有限，于是就打算自己出来组建公司。可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我们没有条件去做发展商；因为做发展商要买地，哪里来这么多钱呢？
于是，一开始，我们就各出了5000元，以房产中介入手。记得当时很拮据，在人家的办公室里，租了一张办公桌，还两个人合用，但是第一个月，我就开始赚钱了。由于当时的香港房产代理，实际上以炒卖为主。表面上，他是在做代理，但实际上他利用这个身份，接触到市场上很多待售的楼盘，他觉得价钱比较好就吃下来，再到市场上去赚差价。而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方针，就是不吃差价，我们一定要把顾客的楼盘拿到市场上去推销，然后卖给出价最高的客人，所以客户和我们之间没有利益上的矛盾。慢慢地，我们的口碑也做出来了。现在大陆这边好多中介也存在这个问题，中间商自己也在参与炒卖。
叶蓉：刚才谈到您和您的创业伙伴王文彦每人各出了5000元，以50％对50％的股权比例共同经营，这样的股权结构，是否给你们日后的发展带来了问题？
施永青：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规模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的矛盾也比较小，因为连活命也有问题，所以大家还是互相支持的。但是到了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很容易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50％对50％就不是一个好的比例。后来，我就提议我们两人，每人各分5％给公司里的一个伙计，让他也做股东，于是就变成今天中原的股份局面。那就是我和王文彦各45％，还有一个股东掌握10％的股权。
叶蓉：我听说过，王文彦先生对你的评价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说你对下属的大方，是在一万个老板里面都找不到的难得；但另一方面又抱怨，你对他非常苛刻，这是为什么？
施永青：其实我们这几年，光是股息就分给他超过两亿。当时，他离开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市值也才几千万。现在我们公司的资产超过十个亿，而且他什么也不用做，还可以分到两亿多；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开心一点才对。我很愿意和他调换位置。他来做，我在家收钱好了。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目前我们在全国18个城市，共有员工8500多人，面对他们，我有我的责任。最近，我也邀请他回来，担任集团的永久荣誉主席，他也可以在集团的董事会里面担任董事的职位，但是他都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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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上海中原物业代理公司主席（2）
做一只快乐的小乌龟
叶蓉：您刚才谈到身后会把所有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那您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交给自己的子女。你其实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是吧？
施永青：我觉得，首先我的财产主要是中原地产的股权，我不应该把我没有完成的工作交给自己的孩子，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子女不是父母的财产。也许很多人都想自己的后代来继承家族的事业，其实这一点很残酷，你剥夺了他应有的权利。他的人生目标可能不是做企业家，而是想做一个音乐家，想做一个艺术家，你不能剥夺他的机会，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如果他是一个不适合做管理的人，你硬要他做，非但把企业搞坏了，连其他人的工作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不要逼子女做他不想做的事，如果他想做生意的话，他应该自己去想办法。因为对人来说，所谓成功的感受最好就是从无到有，一开始就拥有太多，你走下坡路的机会就更多。很多有钱人的儿子，一上来就继承了父业，心理压力很大，整天担心我不要把我父亲给我的事业越搞越小了，往往带着这个心态工作的人，事业就是上不去。
叶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富有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生活并不快乐的原因正是在这一点上。
施永青：对，一个人如果他什么都有了，他还有什么追求啊？普通人也许很享受消费买东西的乐趣，但是对于香港的一些有钱人的儿子来说，你让他消费买东西，他根本没有快感，他什么都可以买到，所以很多富家子弟就去偷东西。据我知道，香港就有那么几个有钱人的儿子，就是喜欢去偷东西，他偷得来才觉得好玩。买回来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的老头子要经常派人跟在他的后面，一旦他偷了东西，就要跑过去替他买单。
叶蓉：怕他犯法！
施永青：对！抓了好几个了，有几个都给法官判罪了，后来精神科医生出来说，这是精神出现问题，其实他的精神真是有问题。所以作为父母，你应该给你的儿子一个生活的机会，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决斗，要斗争，要争取，什么也没有好争取了，他还有什么生活呢。所以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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