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照亮未来-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的种种热情与神秘经验，转译成理性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这段过程之后，边沁及其哲学，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伤痕，难怪他会在卡莱尔演讲的会场失控站起来离开。

小穆勒的反应可以理解，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卡莱尔的行为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卡莱尔明知约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讲会的观众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买了全系列每一场演讲的入场券，更关键的是，没有人比卡莱尔更了解穆勒和边沁的关系，尤其是边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记忆。

卡莱尔比约翰？穆勒整整大十岁，两人相识时，卡莱尔三十五岁、穆勒二十五岁。使得两人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处于和父亲的紧张关系中，而卡莱尔也有一个严厉、凶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莱尔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问题中。

最鼓励穆勒接触浪漫主义的人，就是卡莱尔，穆勒自我疗伤的过程中，通信最勤、最亲密的对象，也是卡莱尔。

卡莱尔帮助过穆勒，穆勒对卡莱尔的帮助更多。卡莱尔的著作在伦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苏格兰乡下隐居，是穆勒反复劝说，把他再次劝到伦敦。卡莱尔在英国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史》，那本来是穆勒想要写的书。穆勒不只把题目让给了卡莱尔，还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数据与书籍。

卡莱尔完成《法国大革命史》后，还没出版前，穆勒就先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评文。文中盛赞卡莱尔的著作是近年少见的伟大作品，是一部史诗，势必影响往后英国所有的历史写作。穆勒自己承认：抢先写评文，是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评家”随便攻击《法国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级评文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大有助于卡莱尔作品的成功。

　

卡莱尔与穆勒的决裂

两个这样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在公开演讲会场发生那样尴尬的事？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在穆勒为《法国大革命史》写的评文里去找。穆勒对于卡莱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2）



尔处理“群众”的态度，有所保留。卡莱尔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动历史的角色。他在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里看到的，是个人的智慧与决心。卡莱尔否定有什么样的理性系统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冲动，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树的，是英雄、是伟大的个人领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于代议制政府，如果革命后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那么“舆论上任何重大争议都将导致内战”。

两位曾经再亲近再要好不过的朋友，在这点政治立场上有着明确分歧。这点分歧终究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维持那样的友谊关系了。太多事情都会触动这条神经，提醒、乃至扩大了他们的差异。例如1865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工人叛变，杀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务员。牙买加总督动员军队镇压，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买加人。一群知识分子与士绅联署谴责牙买加总督的行为，领衔的是穆勒；同一时间另一群知识分子和士绅联署声援牙买加总督，带头的是卡莱尔。

1873年，穆勒早于卡莱尔去世。卡莱尔听到穆勒死讯，感慨地说：“很多次我都想写信给他，问他：　约翰？穆勒，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我们分隔开来呢？　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听到卡莱尔这样问，或许会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分隔了我们。”很多不同立场的人能继续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个人英雄主义，与相信群众政府系统，这两种态度却很难并存共处。这是最残酷的事实。这两种态度，是政治态度，却又不只是政治态度，而是会影响个人几乎所有是非判断的根本价值，就连卡莱尔与穆勒都通不过这种差异的考验。

其实，感慨地说着“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时的卡莱尔，心底又何尝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隔开了他和穆勒呢？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1）


哥伦布为什么伟大？

“正统”的解答，我们会从历史课本里得到的解答，应该是：他不受自己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拘执，坚持认定地球是圆的，所以就能找到一条向西走却到达东方的航路，而且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如果稍后深入查考出土的原始史料，简单的“正统”解释，会需要蛮多附注说明的。例如：哥伦布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信游记里所描述、形容的那个华丽、丰饶的东土，深深迷恋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与日本，所以才立志要找到一条比较方便能够去到远东的航路。

哥伦布一生四度西航，每次都在今天的美洲大陆登岸，可是不管别的航海家、制图者如何说明，他始终坚信自己已经到了亚洲。虽然发现了“新大陆”，然而直到去世，哥伦布没有察觉这块大陆之“新”，他认定自己的成就，是找到新的路径到了古老中国所在的“旧大陆”。

他为什么如此“铁齿”？因为他实在不是个太好的航海家，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航海家。与“正统”的解释相反，15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专业航海、制图圈，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确认地球是圆的，换句话说，大家早想到、也都同意，由欧洲出海向西航行，是可以绕着地球到达东方去的。理论上知其存在，却没有人起航去证实，理由是：这条航路太遥远了，超过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

　

误打误撞的哥伦布

那为什么哥伦布敢去？因为他的地理计算太差了。当时一般欧洲地理相信：欧亚大陆横贯占据地球球面的一百八十度（事实上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度），如果要从欧洲最西边出发，向西到达亚洲的最东边，就要航行地球一半（一百八十度）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是当时只有八十英尺长的远洋船所能负担的。

哥伦布却不接受别人通行的看法。他主张：从《马可波罗游记》可以推断出日本在中国东方三十度。再来，如果不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而是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的话，航程又可以再减九度。他又自作主张认定原本对欧亚大陆面积估计太小，最后算出来，只要航行六十度，地球圆周的六分之一，就能够从欧洲去到日本。然后他还混淆了英里和海里的长度，东算西算，认为只需航行两千七百英里就够了。今天我们确切量出来的距离，从加纳利到日本最东缘，是一万三千英里！

抱持着错误的信心，哥伦布才敢出发，也才争取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航程很远，哥伦布船上船员很恐慌，一直看不到陆地让他们心生恐惧，甚至开始怀疑船会不会航行到世界的尽头，“咻”地就跌入无底深渊里去。哥伦布为了安慰其他船员，特别搞了两本航海日志，一本放在外面，大家都可以去翻，另外一本私藏在船长室里，只有他能看。外面那本日志上，哥伦布刻意写“假”的航程距离，大概只有写在私密日志上“真”的距离的一半，这样船员们就不会觉得：怎么走了那么远，都没看到一片陆地呢？陆地在哪里？

用这种方式欺骗船员，蛮聪明的，只是后世计算发现，其实哥伦布误以为的“假”的航程距离，远比私藏的“真”的航程距离接近事实。“假”才是“真”，“真”反而是“假”啊！会搞这种乌龙，因为哥伦布根本无法正确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他连在陆地上都测不准自己的所在位置。例如说，他去到古巴时，测出来的纬度是北纬四十二度，拜托，北纬四十二度已经比纽约还北了！

老实说，哥伦布的成就，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误打误撞”。他绝不是像“正统”解释那样天纵英明、走在时代前端发现真理。当大部分航海家和地理学家都相信地球是圆形时，哥伦布在航程中，竟然还自以为发现了“地球的乳房”。在今天的委内瑞拉附近，他觉得海水隆起，北极星看起来偏离了位置。他相信航行到“乳房”顶点后，船会接着滑下来朝地球的肚脐眼去，而那里，应该就是想象中“天堂”藏着的地方了！

那个时代的欧洲航海家、地理学家，以为北半球就只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2）




有一块欧亚大陆，没人想象到欧亚大陆的背面，还有美洲大陆。哥伦布真正的贡献，是发现了美洲大陆，矫正了错误的观念。可惜的是，哥伦布却从来没被自己的发现说服，继续坚持自己已经到了东方、到了日本或中国或印度的东缘，他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偏偏就是没有改变他自己。

　

历史并不那么有条理

这样一个人，抱持着多种错误的概念，懵懂地误撞出了历史的新页。几百年后，等他所制造出来的局面尘埃落定了，后人回头去书写他的事迹，却将他改写成了一个聪明、勇敢、冷静、执著的人。

真正的人间，往往是混乱、复杂、带点盲目冲动而产生变化的。但这样的人间，一旦被写成历史，就被改造得有条理有秩序，还有许多先知与英雄。历史课本之不可信，就在于那是历史最简化的形式，而简化的规律公式，几乎无可避免地排除混乱、复杂、误打误撞的因素，凸显不真实的少数先知英雄智慧。

明明最不聪明、脑袋一塌糊涂，会把古巴搬到纽约北边去的哥伦布，竟然也就在历史课本里被神化为智者了。类似这样的过程，以前也出现在我们的“革命史”叙述中。乱成一团，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晚清社会骚动，最后却成了国父孙中山的睿智安排领导。历史之扭曲，莫此为甚，莫此为甚。类似这样的过程，现在也开始被运用在“重写台湾民主史”上了。历史课本开始叙述台湾民主化过程，无可避免地就意味着那本来骚动、多元、混乱、误打误撞的生命力，现在要被收编整理成单线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总体叙述了。而且是用后来民主化的结果，回头改造改写其过程的意义。

真正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人，都应该抗拒这种“历史课本化”的扭曲叙述。该是怎样的哥伦布，还他怎样的面貌；该是怎样的台湾民主，也请还它本来的模样吧！




＇怀旧＇　怀旧与怀旧政治（1）



台湾的家长，大概不外两种。一种希望给小孩“对的童年”，另一种希望给小孩“快乐的童年”。“对的童年”，就是把握时机拼命学习，以求尽早领先别人。这种小孩的生活被排得满满的，要上学要写功课，还要补英文补码学补作文补舞蹈　的确，这样的童年，大概快乐不到哪里去。

主张应该给小孩“快乐童年”的家长，多少有点看不惯、甚至看不起“对的童年”那一派。他们强调“童年只有一次”，不想给孩子任何压力，要送他们去森林小学，只能接受“启发教育”，而且要对小孩轻声细语，不能有一点强迫或压抑。

“干吗不让孩子快乐？”这派家长习惯理直气壮地问。是啊，这样教小孩，小孩是会快乐得多。然而人类至今还没有办法设计出完美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教育方法，度过“快乐童年”长大的人，难免也要承受“快乐童年”带来的后遗症。

西方发展心理学就探讨过“快乐童年征候群”。“快乐童年征候群”是起源于“快乐童年”毕竟要结束。曾经有过“快乐童年”的人，一旦开始被迫要独立长大，开始有了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就会无可避免地怀念起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童年无法再来，童年快乐记忆却挥之不去，“征候群”于是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空虚与失落。每一个新的日子，对受困于“快乐童年征候群”的人而言，不是新鲜经验的累积，不是新鲜机会的开展，而是一次次痛苦的失落袭击。和那记忆的童年快乐相比，现实多么贫乏！现实的每一个日子，和过去对照而彰显其“匮乏”的本质，残酷地提醒着童年不再的事实。

　

愈来愈鲜明的童年记忆

这种人的时间中的主客关系，和别人相反。一般人会因为现实的刺激蜂拥而来，逐渐淡忘了对过去的记忆。愈近的现实，在成长意识里愈重要，愈久之前的记忆就不断被推到意识的边缘去，愈来愈模糊黯淡。活在“快乐童年征候群”里的人，却是愈活记忆愈重要、愈鲜明。现实中的任何痛苦，都让他追想起童年的快乐，让那快乐更鲜明。就算现实中有什么快乐，也都还是引发他童年同类快乐的记忆，现实快乐成了童年快乐记忆的抄袭仿制品，他真正享受的不是现实中的快乐，而是现实快乐挑激起的童年快乐记忆。

现实与记忆的反复对比映照，终致使得童年“纯粹化”，变成一切快乐的具体聚集。任何现实里的痛苦，都能在童年记忆中找到安慰与治疗；任何现实里的快乐，也都能唤起童年记忆里更巨大、更“纯粹”的快乐。记忆非但不会褪色不会消逝，还会愈来愈清楚、愈来愈重要。那么清楚、那么重要的记忆，慢慢也就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的从童年经验传留下来，哪些是后来陆续自我演绎、想象富丽的了。

活在这种状况里的人，会随着现实而改变其记忆。因为记忆才是他们生命的本体，他们总是诉诸记忆才能处理现实经验。对他们而言，现实是失落，现实给他怎样的不愉快，他就会转而在过去记忆里寻求补偿。

例如说，现实里的贫穷，会引发他“记得”童年的富裕。现实里如果不得人缘、遭到排挤，他就会“记得”童年时周围的每个人都多么喜欢他，将他当作宝贝。如果现实里求取不到暗恋的人青睐，他就“记得”小时候怎样挥霍、甚至辜负别人对他的爱。

　

活在记忆中的普鲁斯特

历史上最有名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表现，首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吧！普鲁斯特将自己关在房子里，借由写作同时将自己关在记忆中，巨细靡遗地召唤、记录童年的种种。有人质疑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不过这种质疑实在是搞错方向了，像普鲁斯特这种人，记忆就是存在、记忆就是一切，他真正活在记忆中，也只能活在记忆中。

《追忆似水年华》书中，普鲁斯特不只记忆，而且记忆过去的记忆、记忆关于记忆的记忆，分析探讨记忆，记忆分析探讨记忆的记忆，层次之多之复杂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追忆似水年华》因而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怀旧




＇怀旧＇　怀旧与怀旧政治（2）



文学成就。怀旧，nostalgia这个字拆开来看，指的就是“关于过去的痛苦”，或“因过去而带来的痛苦”。的确，尽管普鲁斯特记载了那么多童年往事的快乐，然而潜伏在叙述底层，毕竟永远有着那抛掷不去的痛苦，失落的痛苦。当快乐变成记忆，也就意味着快乐的失落；而当记忆成为生活最重要的快乐来源，也就意味着人无法从现实、当下体验快乐了。

阅读《追忆似水年华》，让我们惊异于人的记忆世界，原来可以丰富到这种地步，然而却也让我们庆幸，还好大部分的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可供立足依恃，不可能也不需像普鲁斯特那般，靠着拥抱、剪裁乃至吮食记忆，才有办法活下去。

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探索个人的怀旧情绪，还应该让我们思索：那么在社会、集体的层次上，记忆又如何产生、如何消逝、如何再制、如何浮显、如何变形？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不是也有不少人以不同形式，展现出集体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迹象吗？有一群人，他们的“快乐童年”是日本殖民时代，他们一直借由建构一套日本殖民时代记忆，来抗拒汹涌来袭的现实挫折。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对他们而言，正是失落的开始。

现在不也有另外一群人，以国民党时代为其不可复归的“快乐童年”吗？他们想起那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治安平静、风俗朴实，对照了现实的种种不堪。对这些人而言，政党轮替才是失落的源头。我们有“失忆”与“失忆政治”，另外这个社会还有“怀旧”与“怀旧政治”。怀旧中的痛与乐，有时候或许比谁当“总统”谁当主席，更关乎台湾政治往哪里走、演化成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呢！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1）



“温斯顿无法明确地记得：自己的国家有什么时候不在打仗。不过他小时候应该曾经有过一段和平期吧！在他最早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印象：一次突如其来的空袭，周遭的人都觉得很惊讶。显然那是战争的开场。从那时起，战争真的就从来不曾中断过，尽管严格说来，那不是同一场战争。小时候，连伦敦都有过一场混乱的街道巷战，让他记忆深刻。然而想要把战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什么时间跟什么国家打仗，却完全不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没有口语记录，提及除了当前状态外，从前的事。在1984年这个当下，大洋国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联盟。　温斯顿清楚记得：才四年前，大洋国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联盟。然而这只是他脑中刚巧没有完全被控制的一小块片段记忆。官方说法里从来不存在任何改变。大洋国正在跟欧亚国打仗，所以大洋国就总是跟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因而无论过去或未来，跟那个国家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乔治？奥威尔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一段鲜活描述，关于国家控制最核心最根本的做法　控制记忆。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未来小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奥威尔察觉到：对世界秩序乃至于人类文明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刚刚结束、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毁坏了众多城市的大战争，而是方兴未艾、正要全面发展的苏联式极权主义。所以他运用想象力，刻画了一个未来世界，如果苏联的极权主义得以发展完成，人类社会可能变成的模样。

《一九八四》当然是一部优秀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代表作。首先，我们应该体会、佩服奥威尔的洞见。在那个战争经验尚未远离的年代，他没有活在战争好不容易结束的安心和轻松中，却能够敏锐地察觉：有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正在酝酿，或者应该说，如果极权主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人类将坠入不断战争的悲惨深渊里。

其次，奥威尔看清楚了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其意识形态，而在其统治手段。极权统治手段中最可怕的，不是暴力威吓，而是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在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中，最可怕的又是对于记忆的改造。

　

个人记忆不可侵犯

不让人拥有记忆，否定记忆的有效性、否认个人记忆的权利，是扭曲真理最极端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曾经经历什么，有过怎样的过去，都必须听从、接受政党给予的标准答案，那他又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更不必说要在抽象、不可见不可听的知识上挑战政党的权威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苏联极权主义，《一九八四》也就成了不只是批判苏联的作品。事实上，类似的手段也的确被用来灌输其他“真理”。《一九八四》里昭示的一个重点，值得我们多年后持续提醒注意。那就是对抗极权、避免社会往集体极权沦落的根本力量，在于记忆，尤其是个人记忆的不可侵犯性。

人生来并未被赋予完美的记忆能力，记忆会有疏漏，也常因时间而有扭曲变形。国家就是利用人类记忆的这种本质匮乏，强势介入取消个人记忆的有效性，进而强势灌输“正确”记忆，取代个人“有瑕疵”的记忆。

要防止这种侵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承认个人记忆不完整、不完美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个人记忆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的，人有记错事实的权利，但人有不接受“正确”记忆的权利。如果在这上面退让，允许某种更高权威强制改变记忆，极权必然于焉形成。虽然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完美、不完整，不过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记忆会彼此抵消错误，并产生互相补足缺漏的效果。所有不完美、不完整加在一起，总会浮现出一条基本事实骨干来的。

　

比对彼此记忆的机制

所以，与个人记忆权相应配套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要建立让人们可以集合记忆、自由交换记忆，进而比对记忆、发掘错误的机制。

图书馆，或任何聚集时效性资料的机构，都是这套机制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2）




中重要的一环。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府档案的搜集。然而要发挥帮忙提供“记忆对证”，这些数据必须要有充分的开放性。人们能够、而且养成习惯，经常寻求这些固定不变的资料来协助、检验个人记忆，修掉不符、错误的部分。

另外媒体也是动态记忆平衡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表面上媒体报道当下、现实发生的事，然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社会里，媒体担负着更深层的责任　那就是提供对照了解新闻现实的背景记忆。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个别、孤立地认知现实事件，但是要将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变化与意义，却有赖于有效叫唤出记忆与纪录，才有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