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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来直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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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来直去
葛红兵
乖孩子、好孩子是大人们的精神鸦片
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我对少儿有了解，我知道中小学课堂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大学里教书，接触很多大学生，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健全的，尤其是在思想和感情上，根子在哪里呢？在中学、在小学的课堂上。
我为什么要写科幻小说呢？我想看看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和中小学里的朋友说几句知心话。有的人说，你这么年轻，已经做了教授了，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是为人工作，不是为职位工作，幻想是个载体，通过这个幻想，我可以和你们这样的少年人交流，它可以让我跨越年龄。我要告诉少年朋友，想象力很重要，比“对和错”还要重要，我要告诉少年朋友，科学意识很重要，不要单单只有“技术”意识，把科学当成工具，那只是“技术意识”。我是搞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许多人把我看成是一个学者，但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作家，四年前，我在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两个长篇《太空使命》、《地下王国》，销了7万册，去年我出了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今年我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出了《未来战士三部曲》，我的目的就是这个。
……
我们从小被要求做乖孩子，在家里家长这样要求，在学校里老师这样要求。我们的课堂上，老师是神，是真理的化身，对错的标准。上课的时候手臂别在后面，只听老师说，不能自己说，老师是权威，我们在课堂上不能随便插话，不能随便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不能在课堂上犯错——回答错了要受老师的批评甚至责骂，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培养出想象力丰富，有质疑、探索精神的学生呢？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老师的虚荣和自信，不能培养学生的自信。
前些天我和上海雅思口语考试一个主考官聊天，我问她中国应试者和外国的应试者有什么不同？她说中国应试者回答问题千篇一律，好像没有个人喜好和观点，也不善于反问，只是应答，不善于交流，像是有恐惧感似的，不自信。她也在中国大学教书，她说她最不能适应的是中国大学生在课堂上不说话。
我说，中国学生从小就要求在课堂上不要随便说话，即使是得到老师同意的发言，也要小心，因为说错了要批评，他们只能听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接受知识，而不是自己探索知识和真理。这是中国的问题，有中国传统在里面作祟。先秦的时候中国的孔子怎么教学生呢？《论语》中，真正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听道者、侍从者。老师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是平等地在探索真理，师生是有等级的，老师在上，学生在下。
这和西方传统不同，西方的acdemy，传统是柏拉图的，他在acdemy那个地方创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座学院，师生不是“你教我学”的关系，而是共同讨论，探求真理的关系，所以，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就没有中国式的师道尊严，有的是平等的探讨。由此，我们会看到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讨论的智者。事实上他自己也说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他只是知识的助产士而已。
童心、爱心、好奇心
我对我自己说我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教授写作，我要作为一个曾经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为学生写作，我要用童心、爱心，用好奇心、想象力写作，把这些重新给孩子。严酷的技术主义教育已经走向极端，而人文主义的教育却是如此缺乏，这只要我们看看，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只鼓励孩子读教科书，反对甚至禁止孩子读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情况，就知道了。我要反对技术主义，希望孩子们热爱的是科学而不仅仅是技术；反对功利主义，希望孩子们能用人文眼光看待世界，我尤其重视想象力……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人，是整个世界。是让我们更加爱人，更加爱地球，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是让我们变得更残忍。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这一点。我在小说中提醒我们的少儿读者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制造了机器人，但是，我们只是把它们当成工具，没有把它们当成朋友，我们的工具迟早有一天会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压榨它们，我就写了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但是，我们的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一切当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把大自然当成我们的朋友，大自然就会给我们馈赠，不会戕害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把大自然当成朋友，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找不到星星，因为空气污染了，天空灰蒙蒙地一片。我们把黑熊当成我们的朋友，黑熊就不会灭绝，它们就能给人类带来生物多样性，这个世界就会非常丰富、有趣。对待克隆人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是出于实验的目的，出于自我繁殖、自我复制的自私目的制造克隆人，那么便会给克隆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我在我的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中写了一个故事，人类把太空世界想象得过于黑暗，总觉得外空的太石星人会来抢占地球，于是，他们制造了一艘飞船炸弹，飞船只要接近太石星便会自动爆炸，实际就是自杀性炸弹了，但是呢，人类不告诉飞船的驾驶员真相，他们怕这些飞行员反悔。他们让这些飞行员蒙在鼓里，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当炮灰。结果呢？太石星人很友好，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敌人并不那么多，倒是人类自己对自己人非常残忍。科学是和人道结合起来的。九一一事件，那些参与劫持飞机，撞向经贸大厦的人，他们会开飞机，是不是就是有科学头脑的呢？不是，他们只是懂了开飞机的技术，根本不能说懂科学。相反，他们是在用技术亵渎科学。
农民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生我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我父亲觉得非常热烈的时代就要来了，希望用他自己的孩子来纪念这个时代，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葛红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给我的暗示很重要，就是信念，要有战斗的精神，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用这个名字直到现在，也将永远用这个名字。
……
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举着小旗游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对我有启蒙意义的是什么呢？第一年，我们游行“打倒邓小平”，第二年，我们游行庆祝邓小平复出，这种记忆对我影响非常大。
……
我对语文课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书第一页是彩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二页是《南京长江大桥》，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去南京，我要赤脚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去长江大桥，站在桥上。
……
在生活当中我已经渐渐地城市化了，这也是我特别讨厌我自己的地方，当然，城市化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着意训练的过程，大学的时候我是特别自卑的，因为我身上带着非常沉重的土气，黝黑的脸庞，因为我特别喜欢夏天在阳光下跑，我喜欢那种激烈的、刺激的阳光，在阳光底下晒得漆黑地去上学。城里女孩儿的连衣裙盛开在我的梦里面，使我摇摇欲坠。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跟他们是两个等级的，我要跨越这个等级，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我自己进行训练，我要把我自己训练成一个比城里人还城里人的人，结果矫枉过正。那个时候我讲话特别文明，一个脏字都没有。第二个，我着意训练我的普通话，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是没有故乡的，因为每近故乡我都为我自己感到凄凉，但是，随着我真正的精神上的成熟，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1991年。连续四年，在大学里我拿一等奖学金，叫做“优秀三好生”，但是呢，你知道那时候的分配，就是你哪里来就哪里去，我们班上有些人成绩是很差的，他们很简单地就分到了南京这个大都市。我刚才说，我崇拜南京，我想去那儿看长江大桥，但是我这个梦想破灭了，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我觉得我摆脱不了我的出身，我来自这片田野、这片土地、这里流着的河流，我永远是这里的人，这个时候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写过一篇散文，叫做《永远的植物》：我站立在这里，根须在地上，我永远不能离开这里，我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动物是有腿的，他可以到有阳光有风的地方去，到高处去，但是，我不是，我是植物，我的生命状态是这样子的。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出身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的精神那个时候开始回来，回到什么？回到我出身上来，我说，我永远是个农民！我坚定了这个东西。我说，我是个农民，叫我农民，这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摘掉中产阶级眼罩
如何认识中国的农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乡土文化精神、农民性格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论文《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我这里实际想要强调的是：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而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身上的正面要素被低估了的农民形象，其被当作反面典型加以认定的东西，依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再探讨的。但是，直到如今，中国文学界对此并无真正的反思，因而它依然主宰着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有形的，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无形的。
当代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受到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范式的框限，这还仅仅是当代中国作家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农民之原因的一个次要的方面。更次要的方面是，中国当代作家在生活上与当代乡村的隔离。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民、对乡土的确是非常隔膜的。当代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城里人，无一例外地成了“知识分子”，本来这并不构成作家和农民之间的隔膜，但，这是中国，因为户口关系，这种身份的变化却成了不可逾越的阶层鸿沟。《泥鳅》在上海某大学召开研讨会的时候，笔者亲耳听到了上海籍学者对农民工的蔑视之词。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歧视别人的人，他们甚至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他们对农民工的恐惧和蔑视却是那么真实地摆在我的面前。他们的城里人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我知道其他中国作家也不例外，甚至那些宣称来自农民，同情农民的中国作家也不例外。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大多失去了真正体解中国农民的可能。
他们的生活已经城市化了，而在中国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割裂的。在城里生活着的中国作家，他们的生活资源日益单一，乡土精神资源日益枯竭。“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中国城市市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现实。
但是在农村呢？城市越是国际化、市场化，它和中国乡村的联系就越是薄弱，它在精神上就越是和中国乡村隔膜，因为二者不仅仅在外观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是不同的，对于中国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来说，农村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他们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机会和动机去了解的景象。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联系越来越微弱了，解放初期大多数城里人在乡下都有亲戚、朋友，中国城乡基本上保持着血缘上的联系，精神的沟通，但是解放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和乡村那种传统的血缘的联系越来越弱了，弱到如今绝少城里人在乡下有亲戚了，弱到如今绝少乡下人有机会到城里生活了，他们甚至到城里访客的机会都没有，城乡割裂使中国城乡通婚的传统，乡土社会为城市社会提供精神和人员动力的传统全部淹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之后的当下文学，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小知识分子化倾向，乡土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新生代小说的兴起就是一个表征，新生代小说家中绝少有触及乡土题材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正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相，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因为他们的生活得不到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学消费者的认同。
我在另外文章中曾经写道：“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
鲁迅：被误读的大师（1）
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
葛红兵：20世纪即将过去，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鲁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对象。1949年以后他成了文化领域“最坚定”、“最正确”、“最伟大”的代名词；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通过鲁迅来说话，用鲁迅语录、鲁迅文本来说话；文革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不是像某些人所预期地那样会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失范人们再次想起了鲁迅，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承志、张炜、王彬彬、李锐等的立场；而去年“断裂”调查所显示的青年作家对“鲁迅”的反抗则是另外一种借鲁迅说话。当代中国，鲁迅已成为一个理念。仿佛居于鲁迅当中或者自居于鲁迅的对立面，人们就占有了某种力量，占有了某种武器，说话就仿佛有了底气。鲁迅似乎成了一个救星，当人们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拉出鲁迅来讨论一番。在鲁迅面前当代人是焦虑的，或者可以说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鲁迅已经成了一个“千面郎君”，他时而是体制的工具，左翼的利剑，时而是右翼的武器。
刘川鄂：鲁迅曾经有一句关于伟人的话：伟人在他死之后就成为了傀儡，鲁迅死后也未逃脱他这句话所表达的命运。我们把鲁迅神化了，我觉得鲁迅一生是非常反媚俗的，但他却成了20世纪媚政治之俗的最大的祭品，尤其是在49年以后，鲁迅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形象图解和毛泽东政治理念的一个文学化身。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鲁迅？他是怎么知道鲁迅的？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在苏区受排斥的时候，那时他和瞿秋白冯雪峰都属于受冷落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向毛泽东介绍鲁迅的。毛泽东读了鲁迅的一些东西后对鲁迅发生了兴趣，此后毛泽东在他为数不多的涉及到文学的讲话中总是要提到鲁迅，而且跟鲁迅做了很多的定性。比如六个“最”、“三家”等概括。我读鲁迅是比较早的，鲁迅对我个人精神成长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他非常伟大，我对他非常敬重。但我对我们知识界长期以来对鲁迅的神化态度有所不满。我觉得，一方面鲁迅的价值在今天并没有挖完，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当年的影响又被夸大了。实际上鲁迅的杂文在那时候不是每篇文章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历史中已把这些都虚饰化了。对这些现象，批评家都应该一步步地把它揭示出来。去年我们搞研究生复试时，有一位老先生谈到：左联作用是不是那么大？我们应该重新讨论。我们的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对于鲁迅，对于三十年代都有很多虚饰的成份。
葛红兵：“革命文学主潮”论看来是有问题的。
刘川鄂：鲁迅又恰恰被划入了主潮中的潮头。我的博士论文中谈到鲁迅，他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一种“貌离神合”的关系，他们都承认左翼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但鲁迅同他们在整体上的思路有很大的不一样。
葛红兵：鲁迅是非常深刻的，比如他对中国历史的概括，一是“吃人”，一是中国的历史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交替。但同时他又是个非常矛盾的人，比如在他的思想的根底上可能自由主义的性质要多些，他把自由放在首位，所以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讲：要任个人而排众数。他从来没有相信过大众，也没有相信过民主，这也是个佐证。比如说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认识，他说：过去是受了主子骗，现在是开始受奴隶的骗。他的这些深刻的地方再加上他“任个人”的方面使他个人显得相当矛盾。比如说一方面他要反抗，另一方面他又找不到希望，在绝望中抗争，这样他有时表现得非常犹疑，比如在左翼和右翼之间，他一方面反对右翼，比如对当时社会的批判，这就被左翼所利用；但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对左翼也并不抱希望，他跟周扬讲过：你们成功后恐怕最先杀的人就是我。这种状态也有可能被右翼所利用。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话语中，也就是自由知识分子话语中出现鲁迅和过去右翼话语中出现鲁迅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真正的鲁迅到底在哪里呢？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绝对优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让人一看就彻底奠定了鲁迅地位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鲁迅在文学上是半成品的大师，在思想方面更不是一个体系思想家。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是有力量的，但是他的“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第三种文学精神气魄和胆识”）。
刘川鄂：我觉得对他的思想作一个梳理的话，他的一生有一个基本线：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弱点，这是鲁迅最有价值的地方。鲁迅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个文学家。他思想和文学的革命性使他成为一个革命家。他和许多从事创作的自由主义作家、唯美主义作家的起点是不一样的。鲁迅是一种启蒙立场，他弃医从文，要改造国民性弱点。中国当时认识到我们的科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人不如人，鲁迅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少数几个精英之一，最早致力于价值重建的工作。他一生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追求中国人的现代化。
鲁迅：被误读的大师（2）
邓一光：他和“为文学而文学”者不一样。
刘川鄂：他用一种现代的、自由的价值来取代奴性的、愚昧的、保守的传统文化。
鲁迅是作为一个意志实体被崇拜的
葛红兵：从这个角度上，我愿意从反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刚才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鲁迅在自由和民主两个价值中是有偏向的。他是个绝对论的自由主义者，但又是个相对论的民主主义者。他受尼采的影响，不大相信民主体制，他认为民主会造成“以众虐独”的局面。所以国家最好还是任个人。他一生都有勇气独战多数，把整个大众看作是昏睡在主人屋子中的人，这是他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后，经过文革巨大创痛，知识分子为什么一下子拾起鲁迅来，就是因为看到了鲁迅这种独战多数的勇气和意志。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是把鲁迅看成一个“意志实体”。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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