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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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动基础的辖制下松绑。然而人们始终在潜意识中意识到，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
因为大斋节即将来到，而在斋期中，个人享乐及罪行的限制甚至比平常更严格。“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
相投的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与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
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　

　

　去人性化及道德脱钩　

　

　在我们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当某些人将另一些人从身为人类
一员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时，就是去人性化。在去人性化者眼中，这个心理过程中的客体丧失了人的地位。借助将某
些个人或群体视为不属于人性领域，去人性化的施为者可以暂时搁置道德感，而不必遵守以理性行动对待同类的道
德束缚。　

　在形成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心态的过程中，去人性化过程是其中核心。去人性化将其他人污名化，认为他们
只拥有“受损的认同”（spoiled　identity）。例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曾形容残障者被
社会视为不值得信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他们被认为不是完整的人、受到污染的人。　

　在这类情况下，就连正常、道德正直，甚至通常有点理性主义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毁灭性的残酷行为。光是对
他人的人性特质不予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无人性的行为。来自《圣经》的黄金律令“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成了“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就怎样待人”。他人成了被切去的一半。只要把人去人性化，那么无论如
何对待这些“客体”，是麻木不仁、粗暴无礼、忽视他们的需要和恳求、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甚至如果他
们惹人生气就干脆杀死，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一位日本将领曾说，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兵很容易就可以残忍地屠杀许多中国百
姓，“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只是‘东西’，不像我们是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明显见证。我们也曾
读到（在第一章中），一位曾筹划多起卢旺达图西族妇女强暴事件的女性这么描述图西族人——他们不过是些“小
虫子”、“蟑螂”。同样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开始时也是先制作宣传电影和海报，让德国人将某些
人类同类视为劣等形态的动物，是害虫、贪婪的鼠辈。同样地，在全美曾发生多起都市白人暴民对黑人动用私刑事
件，这些人将黑人污名化黑鬼，因此并不被认为这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美军曾在越战中屠杀数百名越南美莱村的无辜村民，事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军人将所有不同脸孔的亚洲人
都贴上“亚洲贱种”（gook）的标签。然而昨天的“亚洲贱种”成了今天伊拉克战争中的“朝圣狂”（hajji）及
“头巾人”（towel　head），被新一批军人们用来贬低不同脸孔的平民百姓和牢人。“有点像是你试着忘记他们是
人，把他们当成敌人，”梅希亚（Mejia）中士说道，他拒绝返回这场他认为糟糕透顶的战争中继续服役，“你叫
他们‘朝圣狂’，知道吗？你会做任何事，只为了让杀死、虐待他们变得容易一点。”　

　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绝佳控制实验，实地示范了这类标签及相关形象可能刺激行动的强大效应（第—章提及并
详述于此）。　

　

　实验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学生当动物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效果很强的实验，可以细腻地呈现去人性化标
签的力量如何促使人们伤害其他人。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将来自附近专科学校的72名男性志愿者【以三人一组的方式组成“监理人团队”，
他们的任务是惩罚做出错误决策的学生，研究者声称这些学生是—个决策者小组的成员。当然了，扮演监理人的学
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试者。　

　实验中共有25道评论测试，担任监理人的学生可以听到决策团队（据说是正在相邻的房间里）的谈话，并根
据听到的消息推测他们正在形成共识决定。研究者提供监理人相关资讯以评估决策小组在每道测试的决策是否适当。
当形成不当决策时，监理人团队的任务就是施加电击惩罚。他们可以从电力最弱的第一级到最强的第十级中选择电
击强度，所有决策团队的成员都会受到电击惩罚。　

　研究者告诉监理人，他们是由来自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目的是为了增加计划的普遍性，决策者们则是
拥有相同特质的人。这样一来，被贴在某个决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负面标签就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研究者改变这个基本情境中的两个特质：即“受害者”如何被贴上标签，以及监理人如何为施与电击行为负起
个人责任。标签化状况共有三种，分别是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归责状况则有两种，分别是个体化或分散，志
愿者被随机指派标签化及归责状况。　

　让我们先考虑标签化的过程及其效果，接着再考察不同归贵方式的运作。实验的设计足让进入实验的每一组参
与者都相信，他们可以偷听到研究助理和实验者在对讲机中的谈话，而他们泄露的是据说为决策者填写的表格内容。
研究助理会用简短话语悄悄表示这个小组所呈现的个人特质符合招募他们人员的看法。在去人性化状况中，决策者
被描述成“禽兽、烂人”。相对地，他们在人性化状况中就被形容为“敏锐、聪明，比较人性的——群”。而在中
立的状况中，研究助理则不做任何评价。　

　有一件事必须说明清楚：实验参与者和电击受害者之间并未有过互动，所以无从做出个人评价，更无法适当地
评价。这些标签是旁人加诸于其他年轻学生的属性，而根据他们听到的说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轻学生也
都是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果如何呢？职校学生如何对据说是由他们所监督的决策者施加惩罚，标签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人”存在，他们听到的只是统一播送的录音带内容。）　

　结果显示，标签的固着力强大，并对惩罚程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贴上“禽兽”标签的人
受到更强力的电击，他们的电击强度呈直线上升超过十道测试。随着测试的进行，电击强度也不断增高，在最强程
度十级的电击中，每组参与者平均施加七级的电击惩罚。被贴上“和善”标签的人被施加电击的强度最小，而未被
贴上标签的中立组的受罚强度则落在两个极端值中间。　


　此外，在第一次测试期间，三个受到不同实验待遇的小组所施加电击强度并未出现差异，也就是，他们全都施
加强度最小的电击。如果研究就此结束，我们就会得出标签化并未造成任何影响的结论了。不过随着一次次测试进
行，而决策者的错误也据说是不断倍增，三个小组施加的电击强度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时间越久，学生们对那些被
形容为“禽兽”的人施加的电击强度也越强。这个实验结果可以比较我先前关于去个人化女大学生的实验，她们施
加的电击强度也有随着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练习或是经验的学习而使得侵略性的回应随时间加剧，这现象表
明的是一种自我增强效应，其中乐趣与其说是来自于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处在支配情境，也就是处
在让别人得到应有惩罚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权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标签化力量，
剥夺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质。　

　这研究的正面之处在于，当某个握有权势的人正面地标签化他者时，虽然这标签化一样武断，但那些人能因此
得到比较受尊敬的待遇，被认为“和善”的人受到的伤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严苛的惩罚，无论在理
论还是社会意义上，都跟去人性化现象一样成立。这个实验因此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也就是关于言语、修辞以及
刻板印象标签化的力量，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为恶。我们应该把孩童时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让我受伤，坏
话不痛不痒”，后面的那句改成“坏话带我下地狱，好话带我上天堂”。　

　最后，归责状况不同是否影响施加电击的强度呢？当实验参与者认为电击强度是出于团队共识而非个人决定时，
他们会施加较强的电击。正如我们先前了解到的，责任归属的分散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造成人们比较无法抑
制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正是当参与者须担负较少个人责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时，他们会施
加最强的电击。　

　关于参与者如何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表现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团队发现，去人性化也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
口，这又回过头来导致惩罚强度增加。从对人们如何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班杜拉发
展出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模式一开始假设大多数人都因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洗礼，所以接纳了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
人从事有益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随着时间经过，这些由父母，老师及权威人物
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成了内化的个人品行规范。人们逐渐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觉到自我的
价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
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过程，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
但在其他时候，他也可以解除对某些受指摘行为的自我监控。只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为了某些目的而暂时解
除平常的道德运作，个人或群体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道德感。就像他们把道德感打到空挡位置，任由车子滑行而
不管路上行人的安全，然后再变换回高速挡行驶，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高道德生活。　

　班杜拉的模式更进一步地阐明，个人如何选择性地解除行为规约的自我监控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可接受行
为，由于这是个基本的人性过程，班杜拉认为它不仅有助于说明政治、军事和恐怖主义的暴力，也可以解释“正派
的人惯常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有损人性的活动的日常情境。”　

　只需启动一个或数个下列四种认知机制，任何人都可能解除对任何破坏或邪恶行为的道德束缚。　

　这四种做法是，首先，我们可以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方法是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
创造出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会将这么做的敌人们的恶行和自己正直的行为做比较，从而创造出有利的对比。（例
如这么想：我们只是虐待他们，他们却将我们的人砍头。）运用委婉的语言，可以让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做出残酷行
动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举例而言，用“附带伤害”指称战争行为所带来的平民百姓死伤；用“友
军伤害”称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杀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动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
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认
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我们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当然
也把他们去人性化，借助这些方式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须在此再次声明，这类心理学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们的严
重性。揭露人们用来替行为做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将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认—件事，也就是道德约
定可促进人们之间由同理出发的人道情怀，因此至关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在各种导致一般善良男女从事恶行的操作原则中，不能忽略民族国家用来煽动国民时所用的方法。国家一边将
年轻人推向死亡战场，一边让国民赞成侵略战争，这是如何办到的？思考这问题后，我们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则。国
家运用的是特殊的认知训练，通过政治宣传而实现这个困难的转化过程。全国性的媒体宣传活动（与政府合谋）创
造出“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让军人和平民渐渐习惯仇恨那些落人“你们的敌人”这个新分类中的人。这类的心理
适应训练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准器的十字线锁定另一个年轻人然后开枪杀了
他。这方法会造成人民之间的恐慌，当他们想象受到仇敌统治的情况会有多糟时，他们会感觉一切变得非常脆弱。
这样的恐惧会转化成仇恨，让人们愿意将孩子送上战场对付险恶的敌人，死伤在所不惜。　

　在《敌人的脸》（Faces　of　the　Enemy）一书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数国家如何运用形象化
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
体的社会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
的信仰，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会向全球广泛发送，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在许多面
向仍存有许多差异，我们仍可把这类宣传当成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他们在正直族类的善良
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形象：压迫者、身份不明的人、强暴犯、无神论者、野蛮人、贪得无厌的人、罪犯、
用酷刑的人、谋杀者，最后，“那个敌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这些令人丧胆的形象使人以为国家
正受到一群人见人厌的野兽蹂躏，在人们的脑海中，敌人等于蛇蝎、鼠辈、爬虫类、大猩猩、触角动物，甚至是“猪
猡’。　

　最后我们要探讨，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布奇怪、讨人
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在历史上（20世纪20至40年代）曾有六万五千名美国人被迫接受
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人种净化的目的。我们但愿这
个想法是出自希特勒，而非美国最受尊崇的法官之一——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议（1927年），判定强制绝育的立法不但不违宪，还符合了社会福祉：　

　如果社会能够防止那些显然不适合生存的人继续繁衍下一代，人们就不必等到堕落者的子孙犯了罪再来处死他
们，或者让他们因为智能低弱而挨饿，这样做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连续三代都是弱智者就够了，不应让他们继
续下去。　

　关于这点，请回想一下我在第十二章中曾引用的一份研究，研究中的夏威夷大学学生竟愿意赞同执行“最后解
决方案”以排除身心不合格人口，必要时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在所不惜。　

　美英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着“对抗弱者的战争”，它们是直言不讳且深具影响力的优生学提倡者，不仅倡议
运用科学方法正当化优生学计划，推动将不合格者排除，并同时强化强势生存者的特权地位。　

　

　姑息之恶：被动的旁观者　


　

　邪恶的凯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观。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我们）必须认识到，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也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行参与者。　

　——马丁·路德·金　

　

　我们看待邪恶的方式通常是聚焦在加害者的暴力，摧毁性行动上，但是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或需要人出面反
对，表示不服从，检举某些恶行时，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种邪恶。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
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他
们在恶行发生现场沉默不为，甚至使得善恶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我们接着会问：人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为什么
不帮助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的被动是无情、冷漠的个人缺点使然，还是说我们可以辨识出某些社会动态过程在
其中运作？　

　

　基蒂·吉诺维斯事件：社会心理学者的看法　

　

　在纽约市、伦敦、东京或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型都会中心，一个人随时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这说法一点也不
夸张。我们在街上与人们擦肩而过，在餐厅、电影院、公交车或火车上比邻，和人们排同一条队伍——却彼此毫无
关联，好像他们不是真的存在。对皇后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来说，她最需要援手
的时候，帮助她的人真的并不存在。　

　在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38位正直、守法的皇后区居民（纽约市）眼看一名凶手在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
中追杀一名女性，他一共发动了三次攻击，其中两次攻击中，旁观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突然点亮的卧室灯光打断并吓
退了凶手。但是他又回头找到那名女性，然后再次用刀子刺杀她。在攻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一个目击者后来打电话给警方，当时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纽约时报》1964年3月13日）　

　针对这案子中的细节，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疑问，报告中质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
生过程，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的目击者中有许多人是半夜中被惊醒的上了年纪的老人。
尽管报告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这些住在治安良好、气氛宁静，几乎算是个郊区住宅区的居民听见吓人的惊叫
声却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基蒂面对杀手的疯狂追杀终于逃无可逃，最后独自死在楼梯间里。　

　然而不到几个月后发生一个事件，更生动且令人心寒地描绘了旁观者何以如何疏寓、被动地袖手旁观。一个十
八岁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殴打，凶手几乎让她窒息，还脱光她的衣服强暴她。当她终于从攻击者手中逃脱，一丝
不挂，流着血跑下建筑物的阶梯到门口大叫：“救救我！有人强暴我！”时，有将近40个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
看着强暴者把她拖上楼梯继续施暴。竟没有人上前帮助她。只有一位刚巧路过的警察阻止了接下来的施暴及可能发
生的谋杀（《纽约时报》1964年5月6日）。　

　

　旁观者介入研究　

　

　针对旁观者的介入行为，社会心理学者做过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并曾对此提出警告。天性式分析中常一面倒地
针对冷酷无情的纽约旁观者心态问题大做文章，这些社会心理学者反对这样的做法，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处在那个情
境中的一般人无法做出对的事。比布·拉塔内（BibbLatane）及约翰·达利（John　Darley）当时正分别在纽约市
的两座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中担任教授，因此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处。他们在纽约市大街小巷中进行了
许多田野研究，研究地点包括地下铁、街角及实验室。　

　拉塔内和达利的研究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
协助。身为被动的旁观者群体中的一分子，这表示每个人都会假设有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


相较于单一目击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他们受到采取行动的压力就比较小。其他人在场分散了卷
入此事的个人责任感。参与者的人格测验显示，没有一个特殊人格特质和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的介入速度、介入
可能性之间有显著关系。　

　纽约客就像伦敦人，住在柏林、罗马和华沙的居民．或是其他来自世界各国大都市的人一样，当有人直接要求
协助，或是遇到单独在场或在场人数不多的紧急情况时，他们就会伸出援手。但是每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有越多可能
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我们就越可能假设有某个人会出面，我们就会缺乏冒险伸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