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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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我们就越可能假设有某个人会出面，我们就会缺乏冒险伸授的动力。人们没有采取介入行动的
原因并不是因为冷酷无情，除了害怕插手暴力事件会危及自己性命之外，人们还会否认情况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害
怕做错事让自己看起来很蠢，也担心“管别人闲事”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被动的不作为其实是临时浮现的群体规范
下的结果。　

　人们创造了社会情境，也同样能改变它。我们不是照着情境的程式化指令行动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借着有创意
和建树性的行动改变任何情境程式。但问题在于，我们太常去接受其他人对情境的定义和规范，而不愿意冒险去挑
战规定，开发新的行为选项。以助人及利他主义为主题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
的诞生即是旁观者研究所造成的结果【针对此一主题，在戴维·施罗德（David　Schroeder）及其同事的专题论文
中有完整的概述】。　

　

　如果好人也很忙：匆忙中的善行　

　

　人们未能伸手援助身处危难中的陌生人，极可能是出于情境中的变数使然，而不是由于人心险恶，针对此一说
法，一群社会心理学者做了一次十分有力的实地示范。这是我最喜爱的研究之一，现在请读者再一次想象自己是实
验中的参与者。　

　请想象你是为了取得牧师资格而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你正在前往布道的路上，你今天准备的是
关于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圣经》寓言，这次布道将会录像下来作为有效沟通的心理学实验素材。
你熟知这段典故乃出自《新约·圣经》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故事讲的是一位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耶
路撒冷往耶利哥城的路边，一路上有许多人通过却只有一个人停下来伸出援手。这则福音故事告诉我们，那个好心
的撒马利亚人会因他在地上的善行而在天堂里得到应得的报偿——这则圣训是要教导所有人帮助他人的美德。　

　请再进一步想象，你正从心理学系前往录像中心，巷子里有个人倒在地上呻吟，他蜷缩着身子，模样十分痛苦，
明显需要别人帮助。现在，尤其刚好在你心里正排练着那则寓言的布道演讲，你能想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停下来当
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吗？　

　倒带回心理学实验室的场景中。出发前实验室里的人告诉你，你迟到了，约定的录像时间已所剩不多，所以你
得加快脚步。其他的神学学生被随机指定是否被告知时间所剩不多，或是被告知他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前往录像中
心。只不过，如果你是个好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正思考着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美德的人，如果你就像古时候
的撒马利亚人一样好心，时间压力对你（或对其他人）而言怎么会构成差别？我打赌你会认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会有
什么差别，如果你在那个情境下，无论如何都会停下来伸出援手，其他神学院学生也都会这么做。　

　现在你再猜猜看谁赢了：如果你像我说的那样想，你就输了。从受害者的观点来看，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千万
别在人们迟到而匆忙赶路时遇难。几乎每个神学院学生——有整整90％的人——都错过了成为好心撒马利亚人的绝
佳机会，原因是他们正忙着去举行一场关于好心撒马利亚人的布道会。他们遭遇到任务要求抵触的试炼：科学和受
害者，两者都需要他们的协助。科学赢了，受害者被留下来继续受苦。（正如你现在意识到的，受害者其实是实验
者找来的临时演员。）　

　当神学学生认为他们的时间越充裕，就越可能停下伸援。所以时间压力的情境变项造成了行为结果的主要差异。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没有必要像分析对可怜的基蒂袖手旁观的纽约客一样，诉诸于天性式的解释，假设神学学生冷
酷无情、愤世嫉俗、对人漠不关心。其他研究者复制这个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当神学院学生赶路的理由不
是那么重要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救人。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学到了一课：当我们试着了解人们没有在他人急难
中伸出援手的情境时，不要问谁会帮忙，谁不会帮忙，要关心的是在那个情境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特质。　


　

　制度化的姑息之恶　

　

　一个邪恶事情正在发生的情境里有三种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恶情境中也常出现观察者
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观着恶行进行，后者知情却不插手协助或者向邪恶挑战，导致邪恶因他们的不为而持续猖獗。　

　正是因为好警察对弟兄们的纵容，才会出现在街头、在警局后面的小房间殴打弱势者的野蛮行为。正是因为主
教或红衣主教重视天主教会的形象胜于一切，才会掩护教区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错，却任凭
邪恶横行而不拦阻，造成奸淫幼童者长期持续罪行（天主教会对此付出的终极代价则是天价的赔偿金以及大量流失
信徒）。　

　同样地，在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出现类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优良员工默许
各种作假行为，知情而不阻止。还有，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由于好狱卒并未为了囚犯们所
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让坏狱卒们有机会放轻松，结果等于是默许虐待情况愈演愈烈。而眼睁睁看着恶行发生的人正
是我，当时的我只是禁止肢体暴力出现，却允许狭小的囚室之中充斥着精神暴力。我让自己受困于研究者和监狱监
督者的角色冲突中，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种种苦难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却浑然不觉。
我也因此犯下不为之恶。　

　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当需要采取行动时，民族国家的不为，纵容了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事件，正如我们在
波黑、卢旺达以及最近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所看到的。国家就跟个体一样，常不愿卷入麻烦，国家也一样会否认问
题的严重性以及行动的急迫性，也一样宁可相信统治者的宣传性说法，听不进受害者的哀求。此外，决策者还经常
受到来自“当地主事者”的内部压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观而无法采取行动。　

　有关于制度性的姑息之恶，就我所知最悲惨的例子之一发生于1939年，美国政府以及当时主政的人道主义者
罗斯福总统拒绝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圣路易斯”（St。　Louis）号客轮从德
国汉堡市起程，载着九百三十七名逃离大屠杀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却推翻了先前接受他们入境的协
议。难民们和这艘船的船长绝望地试着想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进入就在眼前的迈阿密，他们花了十二天的时间，却
无法从任何港口进入美国，只好载着这些难民再次横渡大西洋返回欧洲。一些难民之后获准入境英国及其他国家，
但许多人却难逃纳粹集中营的毒手。请试着想象一个人曾距离自由只有咫尺之遥，却死于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么
样的遭遇？　

　

　综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劝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
方能伺机横行。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亚皇帝　

　

　情境与系统为何至关紧要？　

　

　人格与情境互动产生了行为，这在心理学是老生常谈；事实是，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人是其所处不
同环境下的产物，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人类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只能不断承受环境中各种机遇的后果。人
通常选择他将进入或避免接触的环境，而借助他的出现和行动，人也能改变环境，影响同一个社会场域中的人，用
各种方式来改造环境。我们多半都是主动的施为者，有能力选择生命的具体走向，也有办法形塑自己的命运。此外，
基础的生物机制以及文化价值和实践，也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有巨大影响。　

　在所有主要的西方制度中，包括医学、教育、法律、宗教和精神治疗，其运作范畴都是以个体为核心。这些机
构集体创造出一种迷思，也就是认为个体始终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他的行动乃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因此他可
以为任何行动负起个人责任。除非是神智不清或者行为能力不足，否则做错事的人都该知道自己错了，并依照他的
犯错程度接受惩罚。这些制度的背后预设是，情境因素不过是一组最低限度相关的外在事项。在衡量造成所欲探讨
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天性主义者会针对个人因素大做文章，针对情境因素却只是随便提提。这样的观点似乎标榜了


个人的尊严，个体理应有足够的内在意志力可抵御各种诱惑及情境诱因。但我们这些从这个概念路径另一边思考的
人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拒绝承认人的脆弱性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做了许多回顾，而承认人在
面对各种情境力量的脆弱性，则是升高防御这类有害影响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出有效策略以强化个人和社群弹性的
第一步。　

　当我们试着去了解暴力、破坏物品、自杀式恐怖主义、酷刑拷打或强暴这些“不可思议”、“难以想象”、“麻
木不仁”的恶行时，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深刻的谦卑感。它让我们不会立刻去拥抱把好人跟坏人区隔
开的高道德标准，却轻放过情境中使人为恶的原因，情境式思路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它鼓吹的教训
是，只要处在相同情境力量的影响下，你我也可能会做出任何人类曾做过的事，不论善恶。　

　我们的刑事司法正义体系过于仰赖一般大众持有的常识观点，而人们认为造成犯罪的原因通常都是由动机和人
格决定。该是改变司法正义体系的时候了，它应该考虑到来自行为科学的实质证据，而不该忽略社会脉络对行为、
犯罪及道德行动的影响力。我的同事李·罗斯和唐纳·谢思托斯基（Donna　Shestosky）曾针对当代心理学对法理
与实务所带来的挑战，做过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司法体系必须采纳医疗科学及实作的模式，充分运
用现有研究对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运作的理解来协助司法：　

　犯罪司法体系对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它错误的观念中认为在引导行为方面，天性力量
与情境力量的影响力是相对的，无法用“个人与情境”互动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它所标榜的自由意志概念虽然令人
欣慰，但绝大部分只是幻觉，就跟从前的人普遍以为犯罪是由于巫术或着魔所造成一样，根本没有高明到哪里去。
司法犯罪体系不应该再继续被这些幻觉和误解牵着鼻子走。　

　

　评估情境力量　

　

　就主观层次而言，你必须先身处在那个情境中，才能评估情境对你以及处在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
旁观者清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一个人对于情境的抽象认识即使达到巨细靡遗、眉目分明的程度，也还是掌握不住那
地方的情感调性、无法用言语传达的特质，抓不到它内在生产出的规范以及参与者的自我涉人和激扰程度。这就是
电玩比赛的观众和舞台上参赛者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经验性学习的效果如此强大的原因，对此我们前面提过艾略特
小姐及朗·琼斯已经为我们在课堂上亲自示范。前面也提过，40位精神病学家被要求预测米尔格伦的实验结果，而
他们却大大低估了权威在实验中的强大影响力，你还记得吗？他们说只有1％的人会全程做完最高450伏特的电击
惩罚，而你已经看到他们错得多离谱。他们根本无法完整评估社会心理环境对一般人异常行为的影响力。　

　情境的力量有多重要？最近有一份回顾研究针对百年来社会心理研究搜集了超过2．5万个研究结果，总共有
800万人参与这些研究。这份雄心万丈的编纂工程运用了统合分析统计技术，对各式各样研究发现进行量化的概括，
目的要找出这类经验研究结果的效应程度及一致性。综观322个分开的统合分析可得出一个总体结果：大量的社会
心理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效应值（effect　size），也就是说，社会情境的力量具有可信度和稳健性效果。　

　这一组资料已重新拿来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以普通人虐待行为的社会脉络变项及原则为主题的研究进行
分析。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找到1500个分离的效应值，这些效应值显示出情境变
项对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她得出结论，“社会心理学证据强调社会背景，换句话说，也就是人际关系情境
的力量。针对人际关系对善恶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已累积了一世纪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范围横跨各式各样研究。”　

　

　回顾与总结　

　

　现在我们该收拾我们的分析工具，继续踏上前往遥远异国伊拉克的旅途，接下来我们要试着了解属于我们时代
的奇特现象：数码电子档案记录中的阿布葛格布监狱虐囚事件。从1A层秘密牢房中传出惨无人寰的暴力行为震惊
全世界，造成了莫大回响。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谁该负起责任？为何虐囚者要拍下等同于记录他们犯罪过程
的照片，这意味着什么？媒体一连好几个月都充斥这类问题。美国总统誓言要“究办到底”。一大堆政客和自封的


权威人士好像熟知内情似的全都跳出来声称这只是少部分“老鼠屎”所为。他们说那些虐囚者不过是一班有虐待倾
向的“无赖军人”。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重新检视这整件事，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事情如何发生。标准天性式分析将邪恶的加
害者当成“老鼠屎”，现在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有充分认识，我们将把天性分析与情境决定因素做对照，以了解到
底是什么样“有问题的锅子”坏了整锅粥。我们也要回顾各种独立调查所得到的若干结论，以便从情境因素出发，
进一步将军事及政治系统包括进入我们的综合解释中。　

　

第14章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譬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心理学家巳尝试
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其过程如何发生。　

　——施莱辛格独立调查小组报告　

　

　2004年4月28日当天，我在美国首府的华盛顿特区代表美国心理学会出席“科学性协会主持人会议”（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　Presidents）。平常除非是旅行中，否则我鲜少有时间收看周三的电视新闻，那天我正在
旅馆房间里无聊地转着电视频道，无意间却看见某些让我极为震惊的画面。播出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六
十分钟Ⅱ》节目，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正从屏幕上闪现。在一群相叠成金字塔形的裸身男子身边，站着两名
正朝着这堆囚犯露齿而笑的美国军人。有—位美国女兵牵着一名被狗链拴住脖子的裸男。还有一些看起来一脸恐惧
的囚犯，似乎即将被一群虎视眈眈的德国牧羊犬攻击。影像有如色情幻灯片般连续播放；一丝不挂的囚犯们被迫在
一边比出得意洋洋的手势、一边在抽着香烟的女兵面前手淫；囚犯们还被命令做出模口交的动作。　

　画面中的美军正折磨、羞辱、虐待他们的俘虏，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用的方法竟是强迫囚犯们做出同性恋的举动。
但事实摆在眼前，不容否认。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还有：囚犯们或站立或弯腰地做出压迫性的姿势，头上则戴
着绿帽或是粉红女内裤。伊拉克才刚从独裁者／虐待者萨达姆的魔掌中逃脱，这些优秀青年不是被五角大楼送出国
参加为伊拉克带来民主自由的光荣任务吗，他们是怎么了？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恐怖展中许多张影像里，加害者都与受害者一同现身。从事恶行是一回事，但把个人犯
罪行为以图像方式长久记录保存于照片之中，可又是另一回事了。当他们照下“战利纪念照”时，这些人在想些什
么？　

　在心理虐待行为上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终于出现了，一个戴着头罩的囚犯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瓦楞纸箱上，两只
手臂向外伸展，手指上缠着电线。他以为（戴维斯中士让他这样相信）只要他的腿撑不住从纸箱上掉落，他就会立
刻被电死。他的头罩被人短暂掀开，好让他看到从墙壁上延伸到他身体的电线，这些电极都是假的，目的只是要让
他感觉焦虑，而不是要造成肉体上的痛苦。他颤抖地处在担心死期将至的极端恐惧中，我们不清楚这状态持续了多
久，但是我们很容易能想象这经验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并且同情这名戴上头罩的男子。　

　至少有十几张影像从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我想要关掉电视，视线却无法从屏幕上移开，这些生动照片以及所
造成的幻灭感掳获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在我开始考虑造成这些军人出现这类行为表现的各种假设前，我甚至和其他
国人一样肯定地认为，这些虐行只不过是一小撮“老鼠屎”所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理查德·B．迈尔
斯（Richard　B．Myers）曾在一个电视访问中声称他十分惊讶于对这些行为的辩解，也对这些犯罪性虐行的照片感
到震惊。但他仍然表示自己十分肯定并无证据显示这是“系统性的”虐待行为，相反的，他坚持主张这不过是一小
撮“流氓军人”犯下的个案。根据这位权威的军方发言人说法，超过99．9％在海外的美军都是模范生——意思就
是说，犯下如此可憎之虐待行为的败类还不到全部人的千分之一，我们实在无须大惊小怪。　


　“坦白说，我们所有人都因为这些少数人的行为而感到挫折。”美国准将马克·金米特（Mark　Kimmitt）在《六
十分钟Ⅱ》谈话节目中受访时说道。“我们一直很敬爱我们的军人，可是坦白讲，我们的军人并不总是让我们引以
为荣。”“我很欣慰地知道，参与这类不可思议堕落虐行的人，只不过是在美国许多军事监狱中担任狱卒的少数流
氓军人。”　

　请等等。在完成他所主管的伊拉克军事监狱系统的全面调查前，迈尔斯准将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孤立的个
案？这类说法需要证据支持，然而这些照片中的事实才刚被揭发出来，不可能有人有足够时间进行全面调查。这个
官方说法是试图为系统推卸责任、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环境中少数最基层的人，但这样做反而更启人疑窦。他的说法
让人联想到，每当有媒体揭发警察虐待罪犯的新闻时，警界首长们总是把责任怪罪给锅中的少数老鼠屎，借此将新
闻焦点从警界风纪转移到其他地方。官方急于以天性式看法将责任归咎于害群之马，这种行为在系统的忠实守护者
中实在是屡见不鲜。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学校系统中，每当出事，校长和老师们总是把责任推到特别“离经叛道”
的学生身上，而不是花时间检讨枯燥的课程或特定师长在课堂上的粗劣表现，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注意力转移而酿成
事件的原因。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发表公开谴责，他称这些行为“极度恶劣”、“违背美国价值”。“社会大众在这些
影像中所看见的美国军方人员形象，已经毫无疑问地冒犯并激怒了国防部的所有成员。”他这么说道。“我们要严
惩犯错者，评估整个经过，并导正所有问题。”接着他又附加了一段声明，拐弯抹角地转移舆论抨击的焦点，即军
方未对陆军后备宪兵提供这类艰巨任务的适当训练，以及预备措施的不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照片上那些行为是
错误、残酷、野蛮、下流而且违背美国价值，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给他们什么样的训练了。”拉姆斯菲尔德也迅
速重新定义这些行为的性质为“虐待”而非“酷刑折磨”，他这么说的：“到目前为止被指控的罪行都是虐待，从
技术上来说，我认为它们跟酷刑不同。我不会用‘酷刑’这个字眼来形容整件事。”这论述又再次转移了抨击的焦
点，但我们会想问：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技术性，指的是什么？　

　通过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报纸的头条新闻、杂志及网站的连日报道，媒体将这些影像传遍全世界，于是布什
总统立即启动一个史无前例的损害控制方案，以捍卫他的军队及政府，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名声。他尽职地宣布
将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务求“彻办到底”。而我纳闷的是，总统大人是否也下令要“彻办到最高层”，以便让国
人能够了解丑闻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拼凑出一个梗概？事情似乎是如此，因为他的伊拉克联盟行动副总指挥，马
克·金米特准将曾公开宜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