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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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会逐渐被世界淡忘。　

　查尔斯·格拉纳拒绝认罪，被判十年徒刑。琳迪·英格兰在经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审判后，被判三年徒刑。杰
里米·西维茨，一年，杰弗·戴维斯，六个月。萨布里纳·哈曼因证据显示她在进入阿布格莱布监狱前对伊拉克人
的态度十分和善，获得六个月徒刑的轻判。最后则是梅根·安布尔，未被判处任何刑期。　

　

　相关比较　

　

　毫无疑问地，奇普·弗雷德里克参与的虐待行为让他手下的被拘留者受到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也为他们的家
庭蒙羞并为此愤怒。他认罪了，也因被指控的罪行而获判有罪，被处以重刑。从伊拉克人民的观点来看是种宽待，
但从我的角度看却是严惩，因为是情势促使并支持这些虐待行为发生。然而，在其他战争中也有军人因残害平民至
死而被判罪，将他们判决与奇普的比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美国军方的荣誉过去曾因越战而蒙尘，当时的查利连（Charlie　pany）侵略美莱村搜索越共，他们没有找
到任何人，但是经年累月的压力、沮丧，再加上对越共的恐惧，使得他们爆发，将枪管转向平民。超过五百名越南
妇孺、上了年纪的老人死于机关枪近距离扫射下，人们活生生被烧死在他们的茅屋里，还有许多妇女遭到强暴、内
脏被挖出。有些人甚至被剥下头皮！在《寻访美莱幸存者》（Interviews　with　My　Lai　Vets）这部影片中，一些
士兵曾以不带情感就事论事的语气描述了可怕的暴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书《美莱屠村纪实之
四》（My　Lai　4）里仔细报道了这次屠杀事件，这是事件发生一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　


　而只有一位士兵——中尉小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Jr·）因而被判有罪。他的上级欧内斯特·梅迪纳
（Ernest　Medina）上尉当时也在“搜索暨摧毁任务”现场，据报道曾亲自射杀多名平民，却从所有指控中安然脱
罪并辞去丁职务。梅迪纳上尉的绰号叫做“疯狗”，他对他所领导的查利连相当自豪，曾宣称，“我们是战场上最
优秀的一连。”也许他太过急于下定论了。　

　卡利中尉因预谋杀害超过一百名的越南美莱村民而被判有罪。原本刑期为终身监禁，后因特赦而被缩短为三年
半，他被软禁于营房中服完了刑期，没待过一天监狱。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卡利中尉后来得到了特赦，并且回到
他的小区里成为一名收费的晚宴后演说者、受人尊敬的生意人。如果卡利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而不是军官，事情会不
会不一样呢？如果查利连的士兵们也拍下“战利纪念照”，让那些言语文字无法传达的残酷屠杀场面血淋淋地出现
在人们眼前，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将这些夜班宪兵与其他最近因犯罪行为而被军法庭起诉、宣判的军人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组对照，从这当
中明显可看出，尽管犯下同样甚至更严重的罪行，这些军人所得到的判决还是宽大得多。　

　弗雷德里克中士最重可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由于他提出认罪协商，因此最后被判
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并丧失所有津贴和福利，包括他存了二十二年的退休金。　

　普莱斯（Price）士官长因伤害、虐待及妨碍司法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
二等兵。最后获判降阶为上士，无徒刑、未被开除军籍。　

　格拉纳下士因伤害、虐待、默示性串谋、猥亵行为及废弛职守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开除军
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被判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及罚金。　

　布兰德（Brand）士兵因伤害、虐待、做伪证及致人残废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六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
最低阶二等兵。最后只被判降阶为二等兵。　

　英格兰士兵因串谋、虐待、猥亵行为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
判三年徒刑。　

　马丁（Martin）上尉因重伤害、伤害、妨碍司法及身为长官而行为不检被判有罪。最重可处九年徒刑。最后获
判服刑四十五天。　

　军方司法部在面对这些可比较的罪行时，天平明显出现了倾斜。我认为这是因为战利纪念照的关系，让司法部
在判决时特别不利于夜班宪兵们。这类比较的完整版本以及这六名受军法审判的士兵们和他们的性格，以及其他关
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澄清说明，请参见这个有趣网站：．supportmpscapegoats．。　

　

　狱卒弗雷德里克成为第789689号囚犯　

　

　当我们试着描述“路西法效应”时，了解人性的转变一直是我们的焦点。而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极端也最难
得的转变之一，或许是某个人从身为狱卒的权力者沦为无权无势的阶下囚。悲哀的是在这个案子里，这样的事却发
生在曾经表现优良的行为矫正官、尽忠职守的军人、充满爱意的丈夫身上。他曾因军事法庭的判决以及他在接下来
坐牢期间所受的残酷对待而深受打击，几乎崩溃。在位于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美国军事人员惩戒所
（U．S．Disciplinary　Barracks）里，奇普·弗雷德里克成了编号789689号人犯。在被移送巴格达之后，奇普又
被送回科威特，即便他没有自残或伤害他人的危险，仍在那里接受隔离监禁。他描绘那里的状况就像是又想起阿布
格莱布监狱，不过他被囚禁在莱文沃思堡时的情形更糟。　

　所有针对“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审讯一结束，奇普的待遇马上就得到改善。他开始到监狱的美发学校去学
习新技能，因为他无法再回去当惩戒官了。“我很想复职回到军中，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证明自己。我从来不是一
个会放弃的人，我可以改变。。我已准备好为我的国家、家人、朋友牺牲。我希望自己可以改变什么。。能够将我
大部分的成人生涯用来为国服务，我觉得很光荣。”　

　你看见奇普的想法跟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囚犯斯图尔特819的相似之处了吗？斯图尔特强调希望回到我们的监狱
中证明给他的牢友们看，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糟糕的人。这也让我们回想起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该研究显
示，一个群体的人会仪式越严格，人们对它的忠诚度就会越高。　


　

　最后的话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结束讨论非人性行为情境中个别军人的恶行，进一步思考在孕育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军事监
狱中虐行的条件时，系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系统影响力的运作创造并维持了一种“虐待文化”，而我们将检视
系统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首先我们将回顾军方许多独立调查中的重点。这样做将让我们了解这些调查对于系统变项
——如领导缺失、任务特训不足甚至缺乏、资源不足，以及讯问——自白优先——的着墨程度，而这些系统变项是
促成阿布格莱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接着我们将检视人权观察协会对其他可比较之虐行所做的报告，听听驻在伊
拉克的美国陆军精英部队第82空降师的军官说法。我们将扩大研究范围，调查军方及政府指挥链曾在其他军事监
狱中运用哪些方式创造出相似的情境，以促进他们的“反恐战争”、“防暴战争”。方法是借助美国公共电视网（PBS）
节目《前线》（Frontline）制作的纪录片《酷刑的问题》（2005年10月18日）中的访谈及分析，针对先是禁止
关塔那摩监狱的酷刑而后将其转移至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地方的做法，该节目对于布什政府和军方指挥链的角色做了
详尽说明。　

　我在这章中的角色从行为科学家变成心理调查报道者，而在下一章，我要再次改变我的角色成为检察官。我将
指控我所挑选出的军方指挥链成员错误运用他们的权威，先是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用酷刑讯问，接着又将这套技巧搬
到阿布格莱布。他们许可宪兵和军情人员运用酷刑技巧却疏于对1A层级院区的值班宪兵提供领导、监督、当责、
任务特训，我将主张他们因过犯及忽略的罪行而有罪。　

　在让系统接受这个假设的审判过程中，我将把美国总统布什及他的顾问们放入被告席，因为他们重新定义酷行，
认为在他们那无所不在、含糊不清的反恐战争中，酷刑是可被接受的必须手段。他们也被指控让被军方逮捕的暴动
者和所有“外国人士”无法获得日内瓦公约提供的保护。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控创造讯问中心，使得“被拘留
者”承受许多极度高压的“虐待”，只为了得到自白和情报的含糊目的。他也许也必须为其他破坏美国道德价值的
事件负责任，例如利用美国政府的“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方案，将具有高度情报价值的被
拘留者送到外国拷问，即所谓“酷刑工作外聘”。　

　我希望表示的是从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以降的指挥阶层所代表的系统奠定了这些虐行的
基础。如果真相是如此，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就有责任采取行动以确保避免未来的虐行发生，因此我们必
须强调的是讯问中心的结构特质及运作政策变更是由系统所执行。　

　最后我必须说，我明白对某些读者而言，我强调我们小小的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和一座危险的真实战地监狱之
间的相似性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重要的并不是物理实体上的差距，而是这两者间可比较的基本心理动态。容我也进
一步指出，许多独立调查者也做出了这类比较，如施莱辛格报告（引用于本章的一开始）以及前海军密码学家阿兰·汉
斯莱（Alan　Hensley）的报告，他在分析虐待行为的被告中做出以下结论：　

　阿布格莱布的案子属于津巴多研究中已详细说明过的模式，该模式由我们可实际指认出的因素所架构而成，并
导出事先存在的经验证据，可让我们确信无疑地预测到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在参与者完全不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生。　

　我希望以《新闻周刊》巴格达办公室主任罗恩·诺兰（Ron　Nordland）的一篇分析作为这一段旅程的句点，
他谈到在这场立意良善的战争中出了什么错时说道：　

　哪里出错了？很多事情都出错了，但最大的转折点还是阿布格莱布丑闻案。自从2004年4月开始，解放伊拉
克的任务已经变成绝望的损害管制工作，阿布格莱布的虐囚阴霾对许多伊拉克民众来说已经疏远了，对这些人来说
这样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尽管军方宣称从速座监狱取得了“可采取行动之情报”，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虐待
及羞辱拯救过任何一条人命或逮到什么主要的恐怖分子。　

　


第15章　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　

　

　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审判辩论终结时，军事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曾做了一番爱国主义的激昂陈词，有助
我们接下来分析监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事监狱中的“非法武装分子”及被拘留者运用酷刑的现象，他是这
么说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敌人也和我们一样依靠士气战斗，而这个事件将让我们的敌人士气大振，不管是在现在
还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会投降的敌人。我们希望他们是受到美国陆军的战斗力震吓而屈服，但如果
一个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敌人，认为投降就会受到屈辱和不堪对待，那他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得
祈祷他不会在战斗中夺走我们军人的性命，这些命原本是不该丢的。（被告宪兵的）这类行为会造成长期影响，最
终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人子弟、陆海空军，他们可能以后会成为俘虏，而他们的待遇，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了。　

　这位检察官继续指出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审判中，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军方的荣誉：　

　最后我要说，庭上，美国陆军的荣誉十分珍贵，同时也十分脆弱。我们对所有军队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
其是对美国陆军，因为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以及力量，这力量就是对其他人动用武力。而唯一能让我们和暴民、匪
类等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拥有的荣誉感，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我们听命行事而这些
事是光荣的，但这种行为（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凌虐和酷刑）损害了这份荣誉感。而和其他军队一样，我们也
需要一个高道德标准来振作士气。　

　我在弗雷德里克的审判上的终结辩论因为是即席的，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辩论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
将发展出的关键主张——情境和系统力量运作导致了虐行的论点，这些主张将提供更完整的视野。自从审判（2004
年10月）以来，不断有新证据浮出台面，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l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凌虐与酷刑背
后有许多军方指挥官的串谋参与。以下是我的声明内容：　

　费伊报告和塔古巴报告都指出，如果军方曾经拿出他们投注在审判中的任何一点资源和关注，此事（虐行）就
可以避免，阿布格莱布事件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对阿布格莱布漠不关心。它的优先性被排在最后，安全性就跟巴格
达古文明博物馆一样受到忽视（这座博物馆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达“解放后”被洗劫一空，而美军只是袖手旁观）。
它们都是“低优先”（军事）项目，而在这些不利的条件环境下，爆发了阿布格莱布事件。所以我认为军方应该受
到审判，尤其是弗雷德里克中士的所有上级难辞其咎，他们对所有发生的事都该知情，他们的责任是去避免、阻止，
挑战它，却没有做到。他们才是必须接受审判的人。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中士必须负起一定的责任，无论他的判决如
何，其严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挥链需负的责任给减轻了。　

　在本章中，我们将采取几个不同方向来带领我们揪出躲在阿布格莱布这出大戏幕后扮演关键角色的人，他们
是让这出悲剧上演的导演，编剧，舞台指导等核心。这些宪兵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
是“七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或许他们现在该找的是导演。　

　我们的任务是去确定，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屏护区的讯问室里的情境外，又存在什么样的系统压力。我们必须指
认出在各层级指挥链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们创造出让这些宪兵人性自我崩坏的条件。当系统力量依时间顺序
逐一揭露时，我的角色将从辩护专家变成检察官。我将站在检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现代邪恶，即“当权
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在这些虐行中，政治及军事的指挥链正是以当权之恶为基础扮演着串谋者的角
色。无论公共或是私立组织都一样，由于组织是在合法、而非伦理的架构下运作，因此在达成其意识形态、总体规
划、损益平衡或是获利底线等目的的过程中，其冰冷的理性运作便可能造成人们受苦甚至死亡。而当这样的情况发
生时，它们总是拿目的来正当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阿布格莱布虐囚案中的系统错误　

　

　除了阿布格莱布，伊拉克全境、阿富汗和古巴的军事监狱都传出类似的虐行报道，为了回应这些报道，五角大
楼至少启动了十二项官方调查行动，而在担任弗雷德里克中士的辩护人的准备过程中，我曾仔细研读其中半数的调


查报告。在这个小节中，我将依时间顺序简要概述某些相关的关键报告，并引用原文指出结论中的重点。这么做将
让我们对高阶军事人员及政府官员评估这些虐行的原因有个概念。由于除了其中一项之外，所有调查行动都由军方
下令并依照特定指令聚焦于加害者，因此大多数调查报告均未指控军方及政治领袖在创造有利虐行条件上扮演的角
色。唯一例外的是由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令执行的施莱辛格报告。　

　由于这些报告采取俯视方式而非由下往上的视角来看指挥链，观点均受到了局限，也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失去
了独立性及公正性。但针对我们所欲指控的军方及行政指挥链，它们仍提供了一个起点，我们将补充其他媒体和机
构对涉案军人第一手证词的报道，以便让整个因果图像更完整。（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及调查报告的完整年表，
请参见注释中的网站。）　

　

　“赖德报告”：第一个警讯　

　

　陆军首席执法专员、宪兵司令唐纳·赖德（Donald　Ryder）少将在桑切斯将军令下筹备发表了第一份报告（2003
年11月6日）。赖德是在八月时在陆军风纪单位要求下受任领导一个评估团队。这个单位被简称作CJTF7（bined　
Joint　Task　Force7，第七联合特遣部队），是一个结合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及文职人员的多军种任务部队。　

　这份档案回顾了伊拉克整个监狱系统并提出改善方法。文章结语中，赖德提出结论，他认为确曾发生严重违反
人权的事件，而“泛系统”内也普遍存在训练和人力资源不足的事实。他的报告也关切宪兵与军情人员的模糊界限，
宪兵的角色只限于看管囚犯，后者的任务才是讯问。这份报告指出军情人员试图招募宪兵加人行列，协助“预备”
被拘留者接受讯问。　

　宪兵与情治人员之间的紧张状态可溯及阿富汗战争，当时宪兵与情治人员共同合作，负责使囚犯“进入适合接
受后续访问的状态”，此即瓦解囚犯意志力的委婉说法。赖德建议建立常规以“定义宪兵的角色。。将狱卒与军情
人员的工作内容清楚区分开来”。他的报告应使所有管理军事监狱系统的负责人有所警觉。　

　尽管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赖德削弱了他的警告力道，”根据记者西摩·赫什的说法，“方法是借助他的结论
指出情况尚未到达严重地步。尽管某些程序的确出现瑕疵，他却说他发现“没有宪兵人员被有目的地运用在不适当
的监狱工作上。”请记得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秋天，早于专业军士乔·达比出面纠举恶行前（2004年1月13
日），当时正是lA层级院区发生最穷凶极恶虐行的高峰期。赫什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篇文章（2004
年5月5日）将丑闻公之于世，而对赖德的报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他的调查报告说好听是个失败，说难听可以
说是隐瞒事实。”　

　

　“塔古巴报告”：完整详尽、立场强硬　

　

　2004年2月，恶名昭彰的照片已在军方高层及犯罪调查单位间流传，桑切斯将军被迫采取比赖德的漂白工作更
积极的行动。他指派了安东尼奥·塔古巴少将针对虐囚说法、未被列入记录的囚犯逃脱事件，以及普遍的军纪废弛、
无人当责等现象进行更完整的调查。塔古巴的工作成果十分令人赞赏，他在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详尽周延的调
查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原本希望维持机密，但因报告内容对废弛职务的军官提出直接指控并含有做证据的“那些照
片”，新闻价值太高，最后还是被泄露给媒体（或许还卖了一大笔钱）。　

　塔古巴报告被泄露给《纽约客》，由赫什撰写的封面故事揭露了这篇报告的主要发现和照片，不过同一批照片
在稍早前被泄露给《六十分钟Ⅱ》的制作人，并在2004年4月28日的节目中播出（读者应该会回想起，我就是从
这里开始这段旅程）。　

　塔古巴没有浪费时间驳斥他的将领同僚的报告。他写道（强调部分由我加上）：“不幸的是，许多在（赖德的）
评估报告中已呈现出的系统性问题正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事实上，许多受拘留者受虐事件发生于该评估报
告进行期间，或是接近该期间。”报告中继续说道，“与赖德少将的报告相反的是，我发现隶属第372宪兵连、第
800宪兵旅的人员的确被指示违反监狱设施规定，为军情人员的讯问工作进行‘预备工作’。”他的报告清楚指出


陆军情治单位长官、中情局探员、私人包商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主动要求宪兵卫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
于进行证人讯问工作”。　

　为了支持这个主张，塔古巴引用了数名狱卒的宣示证词，其中提及了军方情治人员和讯问者的串谋角色：　

　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第372宪兵连，曾在宣示证词中陈述某个虐待事件，事件中一位受拘留者被安置在
一个箱子上，手指、脚趾和阴茎都被缠上电线，她说：“我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个人犯保持清醒。”她说军情人员曾
和下士格拉纳交谈。她宣称，“军情人员希望让他们招供。格拉纳和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就是协助军情人员和其他政
府机构让人们招供。”　

　塔古巴也引用来自杰弗·戴维斯中士的证词，他提到他观察到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对宪兵狱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