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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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参谋们走上表面政治舞台的时候。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五）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军队中枢机关了，象东条英机他爹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时就是大本营少佐参谋了，前面提起的长冈外史当时是第一军兵站部少佐参谋长了。连那位第五期的明石元二郎也已经是近卫师团大尉参谋了。

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8年（明治41年），陆军大学校已经有20届学生共计463名毕业了。有人可能会奇怪怎么人数那么少？陆军大学校的意思倒不是“很大的陆军学校”，每届招生也就不超过50人，一开始每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还有人可能会问，1883年（明治16年）陆军大学校开始招生，怎么到1908年才毕业了20届？这是因为中间打了两次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时按规矩陆军大学校闭校，大家一起上前线去，命大的活着回来再来读书。

陆大毕业生这时已经不仅限于当当旅团师团参谋了，甚至都不限于参谋本部的参谋和陆军大学校的教官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除去极少数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主要位置全是陆大毕业生了。就是说作为参谋人才培养出来的陆大毕业生们，现在又是参谋官，又是指挥官，还是行政官了。

那么这些毕业生们作为指挥官，行政官合格吗？

答案大概是：“不合格”。

陆大毕业生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侍材自傲，目中无人；这也难怪，你想每年就那么三四十个人能通过难关入学，能不牛B，能不看不起人吗？所以一旦出事，从不会检讨自己，总是别人的过失，把电影《逆风千里》中的一句台词翻过来说就是：“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再一个就是视界极端狭窄；陆大毕业生们大多不识社会，不懂政治；因为陆大的毕业生中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绝大多数，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各有一校，每年各校招50人，全部寄宿制。毕业生一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再考入“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再从军，和社会不发生交往。所以经常会自行研制一些荒唐无稽的“理论”，然后再沉醉其中。

还有陆大的教育制度也有严重问题；片面强调分数。陆大和陆士（陆军士官学校）一样，对平时成绩看的极重。在校分数跟随学生一生，所以前文在谈到东条英教的仕途时才说他混得不好，因为东条英教是首届首席毕业生，而只做到中将就被转成了预备役。

这里不是在说分数无用，而是在说分数决不是万能的。举一个旁例，最有名的美国军人是谁？可能大部分人会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吧。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论成绩更是无人可比，从小学开始到西点军校毕业几乎所有功课“All　A”。1903年以陆军少尉从西点军校毕业，空前绝后，到现在西点军校还没有人能超过麦帅的成绩。毕业后在军旅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五星上将。

可是实际战绩呢？当然也打过“仁川登陆”那样的漂亮仗，但是在菲律宾扔下部属逃跑的不就是他吗？朝鲜战争对中国会不会出兵判断失误，发现错误时还不能及时修正，反而要用原子弹来解决问题的不也是他吗？如果不是杜鲁们总统及时决断，真被他弄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也没准。

美国的西点军校教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日本的什么陆军大学校了。

比如招生面试时，给考生一个题目：“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平时的考试和提问也是这样。明显防御有利的场合，哪位倒楣蛋要是不当心说出了“防御”这个词，就等着不及格吧。一定要说“虽然条件困难，但还是要寻找时机进攻，消灭敌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就不教防御！所以日后日本陆军就不会防御，进攻时挺牛B，美军，苏军打回来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实在要是发昏当不了死，那就来一个所谓“全军玉碎”。谁要是理解不了“自取灭亡”这个词的话，就看看皇军的历史就行了。

这是梅克尔少校留下来的遗产，到陆大建校为止，不管是普鲁士陆军还是德意志陆军都没有打过防御战。只有他们打别人，还没有挨过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也都没挨过打，所以就忘了还有“防御战”这个词了。

陆大毕业生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严重迷信“精神万能”，这点应该是从梅克尔少校那儿学来的普鲁士陆军的传统。但比普鲁士的前辈的后代们又进了一大步：二战时的纳粹德国还知道打仗要坦克，飞机，日本陆军根本就可以说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张北平刚解放时毛泽东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的照片，那照片背景里的坦克就是日本的九五式坦克，像伸出来的一条短鼻子样的东西据说就是炮了，装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么意思？当时（1930年代）的共识是坦克装甲至少要25毫米，这还只是意大利那样的穷国的标准，美国是30毫米。在中国战场上就经常有日军坦克被国军的捷克式机枪打穿的实例。也别说，那坦克也能出口，卖给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泰国五十辆，后来被泰国因为质量实在太差退了30辆货。而日本陆军还是敢坐着这种象纸糊出来样的“坦克”去和美国佬掐架！您说是不是应该佩服这些皇军们一把？

在马来战场上有日军指挥官把坦克埋起来做火力点，很被不明真相的人讥笑了一番。其实不应该讥笑动出那个脑筋的日本军官，应该称赞他头脑灵活，会利用废物才对！皇军们的那号“坦克”，本来就什么用没有，加上当时又没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机枪大炮了，虽然也不怎么样，总比从明治38年（1905年）用到那时候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山炮强点吧。

话再说回来，这“精神万能”的顶峰，当还属咱们“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人家都发明了“精神原子弹”了。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陆大毕业生们逐步占据了陆军三大衙门（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大多数要害部门。但是大权还是掌握在山县有朋及其直系弟子们的手中，陆大毕业生们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但现在，他们要参与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六）

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后来一直做到首相的田中义一。

提到这位田中义一，中国人肯定不会陌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据说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万言的书面报告，世称“田中奏折”。

先说一下这个“田中奏折”吧。这篇东西一直是真伪难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没能确认其真实性。

那么这份东西是怎么被中国人得到的呢？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从日本得来的。怎么得来的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通过当时政友会议员，当过铁道大臣和邮递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从宫内厅资料室偷出来的。这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现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

第二种是说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

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的。

在这儿瞎猜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王家桢弄来后给张学良，而那位“少帅”正忙着呢：鸦片要抽，女人要搞，哪有心思看那破玩意儿。于是王家桢再想办法转给了余日章，指望蒋介石能看到？

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的《我的奋斗》（Japan”s　Mein　Kampf），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有朋怎么又活了，田中义一怎么糊涂也不会把自己出访欧美的事情弄错什么的。说那是一篇伪书。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则是连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认的。

出自哪个日本人的手呢？现在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言必称“本人是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叫森络，他委托当时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谋），石原莞尔中佐（9。18事变的主谋）等人商议后起草了这份文件。里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的，这就可以解释日后的事态发展怎么就和这篇东西那么一致这个疑问了。

这位铃木贞一是陆大29期的，最后军衔是中将，人称“穿西服的将军”。因为他穿西服的时间比穿军服的时间多。陆大毕业以后，又去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了经济学，是陆军的经济学家，做过两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国务大臣和企画院院长，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负责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这就是他身列甲级战犯的原因。死于1989年，是最后死去的甲级战犯。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的田中还没有资格上奏折，他这次弄的是“帝国国防方针”。

这个田中义一是陆大第八期的，在校中成绩一般。按说他应该不容易爬上去的，但是俗话说：“人怕运气好”，因为功课不坏，毕业时田中被分配到参谋本部，又因为功课不好，参谋本部把他分配在二部。

为什么？这个二部是情报部。参谋本部从日俄战争以前开始到败战以后被撤销为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共分为五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运输部，四部是编撰部，五部是总务部。东条英教就当过四部部长，因为别人是首届首席，所以就不给个部长说不过去，因为东条英教出身于南部番，不属于当时走红的“萨长帮”（萨摩藩，长州藩），所以就只能给个最莫名其妙的编撰部部长当当。一直到现在日本企业还有这种把觉得讨厌的人派去修社史的习惯，你看了一般日本公司的社史，都会觉得写的莫名其妙。想想也难怪，受到排挤的人来写社史，怎么能写好呢？

前面说过，日本军队有轻视情报，轻视兵站的传统，你只要看看参谋本部连兵站部都没有就知道了这句话说的没错。那位要说了，不是有运输部吗？运输部不是兵站部，他只管运输手段，不管别的。

情报倒是有一个部，但是比作战部矮一个头。陆大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去一部，二流的去二部。所以田中义一被轰到二部去了。

参谋本部还算好的，起码有一个独立的情报部，到了作战部队就更糟糕了。日本军队参谋分三种：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作战部队是一个老资格的作战参谋手下带几个初出茅庐的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总之作战第一。知道了这一点，对于二战时日军为什么老打糊涂仗和饥饿仗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而美军则不一样，据说美军的作战计划是先从每人每天喝多少可口可乐开始制定的。所以美军打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口粮或者弹药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匀出口粮出来救救难民，二战时美军在欧洲，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除个人行为外，应该说美军好像还没有出现过集团抢劫行为，不是美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好，而是没抢劫的必要。皇军则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

情报和兵站的问题以后还会说，现在言归正传。田中被分在二部，反而走了运。田中学的是俄语，而且很不错。到二部报到以后，二部把他派到俄国去留学去了。田中在俄国干得很卖力，每星期都拉着认识的俄国人去教堂做礼拜，还参了沙俄军，自己亲自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了日俄战争前夕，成了陆军首屈一指的俄国通。

那时伊藤博文出访俄国，想和沙俄谈判解决问题。田中仗着年少气盛，在伊藤面前极力反对与沙俄谈判，让伊藤大为生气。但是伊藤是生气管生气，对田中的才能还是很欣赏，在日俄战争时推荐他去满洲军当参谋。打完日俄战争回参谋本部时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长州人，“亲不亲，家乡人”，这就升了一级，到一部去了。

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写了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看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象散文对不对？）里面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大将就递到山县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

这一下田中可算开始出人头地了。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七）

为什么山县要搞这个“帝国国防方针”呢？实在是当时军内吵得不可开交了。

为什么吵？为了怎么扩军，扩多少。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好不容易走在钢丝绳上打完了日俄战争，山县元帅心里那个后怕哟，总觉得沙皇还要回来报仇。就提出要把现在的17个师团的陆军扩充到50个师团，为什么50个？因为沙俄在远东地区能动员得起来的师团据说是50个。

但是山县自己再想一想也觉得不像话了，扩军又不是吹气球，说扩就能扩出来了？就改口说要么平时25个，战时再扩充到一倍。但刚刚走马上任的参谋总长儿玉大将坚决反对，根据很简单：有维持25个师团的国力吗？这边打俄国人拉下的饥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呢。儿玉提出来的建议是增加两个师团，加上近卫师团一共20个，战时倍增到40个。这样勉强还能凑合。可是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坚决反对儿玉的方案，干脆一下子提出要扩25个师团。分两步走，先扩20个，看财政状况再扩5个。

且慢，这里是不是有点在犯糊涂了吧？是不是打字打错了？按逻辑，应该是参谋本部不管家务事，拼命要扩军；而陆军省是政府衙门，从预算角度反对才对，怎么这次反了过来，是不是人名给打反了吧？

不是，这次没错。因为一切都不是绝对化的，寺内陆相这次的表现也很正常————他是做给山县元帅看的。当时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那场争吵刚开始，儿玉就因积劳成疾，去天照大神那儿疗养去了。儿玉一死，寺内就再也不跟山县谈扩军的事了，从这点看，倒可以猜出当时寺内的意思了。

山县一琢磨，想出了里面的奥妙了。心想扯不清楚的话，干脆诉诸文字，白纸黑字，看你们到时候再装聋作哑。就找田中义一中佐起草一份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田中领命而退，去找了一个海军大佐叫财部彪的两人一起干。既然是“帝国国防方针”，当然就得陆海军一起来，小二子也是儿子嘛。这个财部彪是什么人呢？他是前面提到过的海相山本权兵卫的女婿，后来做过四任海相，第一任就是在他老丈人内阁里做的。因为有个了不起的老丈人，财部在海军里一直是很牛的，在第二篇里讲到过所谓“侵犯统帅权”的问题，当时攻击内阁跳的最高的就是他。

这二位弄出来了一个怎样的“国防方针”呢？请看下面：

“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

“对于这些敌人，采取攻势战略在海外击破。对俄罗斯的战略：在南满集结兵力，北上击破，攻占海参崴。对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战略，首先击破其在东亚的海上势力，然后伺机而行。

“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这些胡话如果只是陆军说说也就算了，怎么一直挺明白的海军也一起跟着发高烧了？

其实海军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没往深处想。海军认为陆军搞这个国防方针就是问政府要钱，海军也不要白不要。怎么要呢，得制造出一个假想敌来。大清已经没海军了；沙俄也没了；大英帝国还是盟友，不能明说；剩下来的所有海军国家一古脑儿全部列出来，妈妈的全是敌人，你再不给钱咱们就玩完儿啦。

美国，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假想国了。

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外交往往出乎人们意外，仔细一看经常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象现在小泉总理的靖国参拜问题就是这样。小泉在出任总理以前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为了“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揽来了这个活，不惜和中韩反目。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近视，为了眼前的，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维的政治家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国防方针”。开什么玩笑，上下嘴皮这么一动，就要和全世界为敌了？没有明显列入这个敌对国名单的就只有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一家了，但是美国是英国的亲侄子，你动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罢休？（当然现在是叔侄关系倒了过来）。

所以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为什么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任何国际信用。

虽然某政治家在总结外交历史时说过这样的话：“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但那只是对历史的总结，一个国家是不能仅仅用利益驱动来作为国策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信用，只是利益驱动的国策，迟早会把国家带入灭亡。

所以这个“国防方针”被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当时的日本政坛是被称作“桂园时代”，意思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坐庄，一人干一回，“你唱吧来我登场”，也算一种“安定团结”。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了，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那么这位西园寺公望又是何许人也？他是最后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县有朋死去以后，为抵抗日本军部的暴走，为反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作了尽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这个国家的宿命已经不是他能够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两个月后死去，临死前给他的同胞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国家究竟要往哪里去？”

打开上世纪6，70年代的“5。1”，“10。1”的中国报纸，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铁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那就是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孙子，战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先总理周公恩来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后来因为文革问题和日共宫本显治集团吵翻被开除出党，随后率全家移住北京，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园寺公望总理就一句话：“没钱”，就再也不理那拨了。实际上把那拨给晾了起来。

但是，那拨们可是滚刀肉，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八）

陆军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常备兵力增强到了20个师团。明治40年（1907年）山县有朋借田中义一的口提出要将平时的常备兵力提高到25个师团的“国防指针”，被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以经济紧张为由束之高阁。这只是军部派出来的斥候而已。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陆军以朝鲜防卫为名再次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海军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开展军备竞赛的经费增加的要求。

西园寺首相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没钱”。打日俄战争欠的债还没还清呢，上哪儿去找钱？再者说了，现在议会里有那么多自称是“政党”的团伙，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找着茬攻击，哪来那么容易就给你们钱。

但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梦想和幻觉，战后处理带来的失望和愤慨，主流知识界的堕落，肯定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极度膨胀。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挡着最坏事态的发生。但是，就象已经再三说明了的，这道政治防波提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扩张主义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将其扩大，最后冲毁政治防波堤，把战争的洪潮淹没整个亚洲。

过了几年，到了明治大正交替的明治45年，大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