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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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各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矣。

除了这些理由，这封信中还有一段十分关键的话：

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倍蓰什佰，亦仍归于无假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兹特备陈大略，求澄侯弟将五马冲田产为我设法出脱。

这段话说明了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钱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子孙的发展。

咸丰九年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氏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依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所以，他不多寄银钱回家，也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他在家信中说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所以他在给曾国潢、曾纪泽的家信中，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比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给纪泽的信中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臣（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第五节　偷运回家一万两

不过，第一次出山期间，发生过一件与曾国藩所标榜的清廉作风相违的大事：曾国藩名下一笔一万两的巨款，从武汉被运回了湘乡曾家。这件事在湘乡曾氏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那是咸丰六年上半年的事。《曾氏三代家书》中有一封曾国华写给曾国潢的信，日期是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这样说：“纪泽姻事，家中无钱可用，大兄有钱一万两在李迪翁处，弟嘱其送寄我家。”并且说：“弟不自行着人送归，此中有避嫌之处。”

这封信的发出地点应该是湖北。盖咸丰六年之初，曾国藩被围困于江西，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太平军在江西处处得手，湘军被困于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困守孤城，与湖南、湖北皆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识破，遭捕杀者达百人以上。“时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亘千数百里，众号数十万。公遣弁勇怀密函赴楚请援，多为贼所截杀，不得达。”曾国藩连续五次遣使赴鄂请援兵，但一直没有音讯，为此十分惶惧。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因此“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曾家不知曾国藩生死，自然心急如焚，二弟曾国华毅然赴湖北诣胡林翼，要求帅兵往救。年谱说：“公弟国华奉竹亭公之命，赴鄂请援师。”胡林翼派出三千六百名兵勇，“交公弟国华总之，以援江西”。

曾家兄弟在金钱面前，远没有曾国藩那样意志坚定。当曾国华到了湖北，得知曾国藩在李续宾（李迪庵）处积有万两白银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致送回家。借口之一是曾纪泽结婚要用钱。此时距曾纪泽婚事，还有二十天。

曾国华此举，没有征得国藩的同意。

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

曾国藩出山领兵后，曾家的生活反而更紧张了。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旧时代大户人家办丧事是笔巨大的花费，往往会一下子掏空家底。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在京的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曾家人口已经多达二十多人。曾家的体面乡绅生活本来就是苦撑面子，现在又平添了好几口人，生活更加紧张。

曾国藩的老父亲曾麟书因为家中财政紧张，愁苦异常。而老人因理解曾国藩的处境，支持他清廉带兵，绝不开口向曾国藩要钱，只好自己左右支撑。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奔父丧回家乡居期间，才知道家中的窘况，后悔不已。而此际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又要结婚，没有这笔钱，实在难以支持下去。此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积银万两，也非常正常。相信此举一定可以大大缓解曾家的经济状况。

曾国藩得知此事之后，按常理推测，应该在家书中有所表示。不过在今天能见到的家书中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一种可能是，有一些曾国藩家书，出于各种考虑，没有保留下来。

第六章　曾国藩的和光同尘和曾国荃的求田问舍

第一节　为什么对军队的抢劫行为“闭一只眼”

因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权，孤悬客处，名不正言不顺。加以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都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直回乡，并在随后的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处处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不按潜规则办事，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朋友胡林翼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到：“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时说：“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过去，曾国藩对于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他认为，一定程度上允许士兵抢劫战利品，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法。因为湘军经常欠饷，士兵们之所以勒着肚皮跟着他血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抢劫“发财”的机会。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这也是“临时啖以厚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过分”，曾国藩不会发言。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故《湘军志·筹饷篇》中说：“……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因此，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啖以厚利”政策。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乃兄：“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曾国藩却公然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政体”所允许的收揽“士心”之策。

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节　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

一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第二次跃升。当然，这次跃升的主动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国潢，而是另一个弟弟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粘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浑身土气的新军官，眼孔很小，把每个铜钱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长兄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发誓自己“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

虽然曾国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风，但毕竟是二品大员之家，必要的体面不可减省。比如咸丰七年十一月底，曾国藩家居之时，逢曾国藩祖母之“冥寿”。老太太已经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经根本没有纪念的必要。然而曾家还是以相当的规模操办了一番，来客多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信中这样汇报：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

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和今天的农村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费不多，人情来往倒是支出的大头。

经过这一段乡居，曾国藩才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可以想象当初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自己百计营求、左右支绌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对于家中一些重大举动，曾国藩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咸丰十年二月初惊闻叔父去世后，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说：

叔生平最好体面，此次一切从丰，六十四人大辇、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

以弥补自己在父亲去世时“未能讲求”的“愧恨”。这种话曾国藩以前是不会说的。

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如前所述，湘军军饷本优，灰色收入空间又大，加上曾国藩“临时啖以厚利”的放纵抢劫政策，使曾国荃顺理成章地取代曾国潢，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以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这是曾国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初出茅庐的曾国荃尚有些忸怩作态，生怕曾国潢责备他，在九月初六日给曾国潢写信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弟回时零用（送情）。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往载说明，请仲兄大人饬令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

并且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

继吉安之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天京等数座名城。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这从侧面说明，每下一城，他都会发一次财。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袭故伎以长围之法攻破安庆。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载，两位刚从安徽来的朋友（日记中称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描述了曾国荃部入安庆后大杀大掠之状。他们说，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地，至剖棺以求财物”。惟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至于曾国荃所获多少，无可推测。唯当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国荃又一次回到湘乡故里。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后。

随着带兵时间越长，曾家经济实力就越显著增长。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所营建的宅第上。

咸丰八年，曾国荃托二哥曾国潢代他买下荷叶大坪村雷家湾徐家宅第，作为自己的宅基地。

咸丰九年冬，曾国荃回乡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时开建这座“大坪大屋”。曾国荃做事原本贪大求奢，手笔宽博。更何况他想以这座宅第，向世人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科举路上屡屡失败的曾老九，而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四品大员了。所以虽然曾国藩一再告诫他要节俭，这座新居还是建得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成为湘乡不折不扣的豪宅，这就是后来命名为“大夫第”的庞大建筑。

居乡期间，曾国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座房子上面，他兴兴头头地亲自设计，亲自采买材料，亲自督工。咸丰九年底，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乡田野之上，不过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后来这座大宅又经过两次重大扩建，拖拖拉拉一建就是八年。原来曾国荃每下一城，就要请长假回家，将“大夫第”扩建一次。安庆英王府的财物，据说许多归于曾国荃，用于“大夫第”的第一次扩建了。另一次重大扩建，当然发生在攻下天京之后。

大夫第二次扩建，历时八年，其规模气派可以想见。这座豪宅面积长六百多米，宽二百三十余米，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分为“奖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庙”三大建筑。三大建筑结构相似，每处都是三正六横，故有“九正十八厅”之说。“奖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间，“家庙”有房间四十八间。三处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个。它们一字排开，迤逦近一公里长。宅外更建有三里长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湿鞋”。门前又建有两个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气派豪华的玉带桥。

这一庞大建筑群巍峨浩大，殿阁重重，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曾国藩则听人说它“规模壮丽，有似会馆”。而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讥之……以为似庙宇”。

除了规模宏大，大夫第还以其精致富丽引人注目。它的栋梁、廊柱、横枋多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块青砖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岗岩，特别是许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巨石凿成。窗户、梁枋、柱枋、横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国荃的经济实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国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多处宅第，后来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总称曾氏“十堂”。其中曾国潢所居为“修善堂”，修建时间大约与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当。而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也在此期间经过多次修缮，越发富丽堂皇。

二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以至曾国藩常觉愧疚。

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这让曾国藩不再有内疚之感。

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因此他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同治元年，曾国荃以安庆归来之资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扩建。他再次回到军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