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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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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曾国藩给夫人的零用钱很少。方宗诚记载说，欧阳夫人月费仅四千铜钱，折银二两，儿媳则减半。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经回忆说：
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妪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
曾国藩不许孩子们穿华丽衣服：
余忆幼时所见皆淳朴无华。而余家为尤甚，姊妹姑嫂至一衣递袭，已详前记矣。文正素恶纷华，曾手书不准穿大镶花边衣五采花裙，盖今日所视为陈旧者，彼时方矜奇炫异也。
有一次见曾纪芬穿了一条彩色绸裤，就立命她换掉：
忆入金陵督署时，尚未终靖毅公丧，所着为蓝呢夹袄及长嫂贺夫人所遗黄绸裤，缀青花边。文正见而斥以为侈，乃亟取三姊之绿裤易之。此裤亦贺夫人遗物，盖嫂以遗姑、姑又互相袭用也。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环。
欧阳太夫人自原籍东下，仅携村妪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
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在安庆花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
既少月费，又无仆人，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只有自力更手，自己动手了：“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同治七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五月二十四日，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渍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三
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很痛苦。身为总督眷属，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家的妻子儿女们对这位父亲和丈夫一定腹诽不止。然而，除了偷偷抱怨，拿这位全天下最刚强又最顽固的老人，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早在做京官时期，曾国藩就“议定”每个女儿的嫁妆是二百两白银。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潢说，大女儿婚事在即，虽然当了总督，但他还要坚持在北京讲好的嫁妆数目：
嫁女之资，每一分奁贰百两，余多年前在京议定，今不能增也。
咸同时期，物价上涨很快，社会风习变化迅速，二百两银子在咸丰十一年其实已经不够用。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曾纪纯出嫁时，这个数目更是脱离实际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了。办婚事时曾国荃正好赋闲待在荷叶老家。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大哥只给二百两陪嫁银，“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打开箱奁亲自验看后才相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送了四百两银子给嫂子欧阳夫人，这才打发了四女的婚事。
由于过于脱离现实，曾国藩刚刚去世，他的这套苦行僧式的家规就被儿子曾纪泽打破了。
及惠敏（曾纪泽的谥号）主持家政，稍以文正积存俸余购置田宅，月奉太夫人湘纹十二金，两嫂各十金，两房小孩一概在内，不另给，余与两兄每月六金，各房男女用人薪资在外，均由账房并月费分发。
每个人月费增长六倍左右，曾家才达到普通官员的生活水平。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时，曾家人的生活是如何“落伍”。
第三节 “陋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一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帝国内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一共做了十二年（即使在北上剿捻期间，仍然拥有两江总督头衔）。按张仲礼的说法，如果他的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那么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
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积蓄了多少钱呢？
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所积养廉，一万八千两。
这笔钱就是他为自己攒的养老钱：“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余者仍寄雨亭处另款存库，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以极丰裕矣。”
曾国藩去世之时，身边所存，基本与此数相符。
这点儿积蓄，明显与总督级官员的平均收入不符。那么，曾国藩的收入，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二
要说清曾国藩的收入到哪儿去了，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张仲礼先生所说的督抚“收入”中最大的那一块，也就是“规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规费”更为常见的叫法是“陋规”。从这个“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陋规”完全是贪腐的产物，并且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规费”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地方公务。因此，这笔费用不能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
陋规的产生，源于清代特殊的财政运转方式。
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有很大差异。今天的公务员福利待遇优厚。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虽然工资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很多情况下，高级公务员们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但是在清代，即使贵为总督，国家也不配给公房、公车，甚至出门也没有差旅补助。生活中处处需要他们自己花钱。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给一位总督的支出大致算笔账，看看他一年要花多少钱。
第一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
总督为地方第一大吏，住房、舆马、衣裘、饮馔当然都要有起码的排场和要求。张仲礼说：“一些来自日本的目击者在二十世纪初期真实的叙述，可以作为官员高消费的实例。他们提到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三百两至四百银两。”知县如此，督抚更可想而知。
清代大员之家，往往是数世同堂。一旦当官，父母兄弟依靠不说，就连宗族亲戚甚至于同乡也要投奔，一个人的收入要照顾少则几十位多则上百位的消费者。
以曾国藩为例。他到达安庆之后，就将家人先后接到自己身边。生活虽然十分俭朴，但是由于人口越来越多，生活开支也越来越大。家人刚刚搬到总督府的时候，曾国藩甚至为妻子多用了一个女仆而生气。随着夫人年龄越来越大，儿女们不断给他增添第三代，总督府内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佣人，衣食之费也日益增高。特别是晚年以后，曾国藩及夫人都病魔缠身，孙子、孙女辈也经常患病，医药开支大增，搞得曾国藩担心自己的工资不够花。同治十年，他给曾国潢曾国荃写信说：
纪鸿之次子病白喉数日，今已全愈。余合室大小平安。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食口众，则用度浩繁。又兼治病医药，百端奢靡，入少出多，江督岁中进款竟不敷一岁之用。曩者尝怪澄弟日用太多，不能节俭，以致欠债甚巨。今余亦因用度不俭，亦将欠债，深为可讶……近嘱戒纪泽等必须从上房、厨房两处节省，而后不至亏空……余平日自誓不欲身后留余财，亦不宜留债与后人耳。
可见这一年府中生活支出异常地多，竟至于将一万八千两养廉银全花光，还借了外债。曾国藩只好命纪泽减少厨房开支，从嘴里省钱。
第二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这是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的支出项目。
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当然有一个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多达百人。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给他们开支。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清代，却是国家定制。这种奇怪的设计，最主要原因是皇帝们的小气和偷懒。除了每年给督抚们发发工资外，中央政府就不用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了。从表面上看，这会给国家节省大量财政经费，也会迫使官员体系大为精简，十分符合精兵简政的要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简却使督抚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上引曾国藩信中有“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一句，所谓“弁仆”中就包括许多承担日常后勤及行政工作的仆役。
这项开支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自己负责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清代各地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交送给中央，小部分存留在地方衙门，作为地方开支。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性和短视性，使皇帝们只重视中央财政，留给地方的数目很少。因此一个人当上了总督后，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上开支，都没处去报销，只能由他自己掏腰包解决。
比如，按国家规定，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要定期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既然检阅，就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而这份奖金，国家不出，要总督自己出。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驰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的记录。这项支出皇帝一样不管，让督抚们自掏钱包。
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许多地方事务，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及病故人员等，虽有国家的专项拨款经费，但总是远远不够，要督抚们自行筹措。筹措的办法通常是号召大家捐款，而督、抚在捐款中自然需要带头，有时甚至干脆就由督抚全出。这也是督、抚们常遇到的额外支出。比如：
（江西湖口县城）道光以后，城久不完。又遭粤逆蹂躏，砖石无存。咸丰七年克复后，曾文正公国藩论奏湖口地方要紧宜城，自捐八千串；彭公保玉麟捐钱四千串，余皆民捐，照旧重建山城。
也就是说，湖口县城破坏已久，曾国藩认为此地重要，必须修城墙。于是和彭玉麟二人共同带头捐款，带动民间捐助，重建此城。
此虽咸丰七年之事，曾、彭亦非当地守土之员，但由此事也可见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经常扮演的角色。
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而直隶总督汇报，他一年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才能勉强过活。大致说来，雍正时期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
三
如前所述，在雍正皇帝发放养廉银之前，一位总督的合法收入仅为一百五十五两的年薪。即使加上五百八十八两的补贴，总数也不过七百四十三两。
在雍正实行养廉银改革之前，解决收入与支出之间这近万两至数万两的巨大差额，唯一的办法就是“陋规”。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靠土地吃饭，木匠靠手艺赚钱。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来换取经济收入。对一位总督来说，所谓“陋规”，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进贡”。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说其总数达到七万四千四百两。
“陋规”又称“规礼”。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陋规的五项内容：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或者盐商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上述的“漕规”、“盐规”、“关规”以及“钱粮平头银”即是。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说的“节礼”就是。
那么，这些“规”和“礼”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四
我们先来看看“规”。“规”的来源，用今天的话说是各部门的“附加税”和“乱收费”，过去则叫“耗羡”或者“加征”。
皇帝们不但不考虑总督衙门的支出需要，对州县等衙门同样基本不予考虑，每年只留给象征性的少得可怜的几个钱用。然而，州县事务花钱处也很多，从兴修公共工程，到官场上的应酬吃喝，每一笔都不在少数。因此，基层官员们在向百姓征收税赋时，通常都要比国家规定的多收一些，这就叫“耗羡”或者“加征”。多收的钱，一部分如“耗羡”的“耗”字本意一样，用于抵偿运送税粮过程中的损耗和路费。更主要的，则是用于地方开支。这一部分，国家从未正式承认过，但实际上却是默许的。
但问题是，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儿上管理”，朝廷没心思替他们差异化细算每一个地方每一级政府的具体支出需要，因此也就没法为各地制定附加税标准。因此基层政府对此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既然如此，大多数地方官员自然就“不讲良心”，尽可能将征收额扩大，以所余部分肥己。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乃至百分之百甚至二百。
所以，这种“附加税”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也就是地方政府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也就是纳入私囊的部分。这部分成了地方官员们致富的主要途径。
因为其他衙门特别是上级衙门不可能听任那些有税收权的官员独享这巨大的好处。一方面，上级衙门同样需要解决行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上级怎么可以听任自己不如下级富裕呢？这实在既不合天理，也不近人情。所以自然而然，“附加税”还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的方式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之“规”都来自那些有钱有权的部门。
“钱粮平头银”来自负责征收田赋的州、县官，各州县会拿出相当多的附加税送到布政使衙门，名义上是作为布政使衙门的办公经费。布政使衙门再分一部分送给总督，就是“钱粮平头银”。
“漕规”来自漕运管理部门，也即粮道衙门。所谓漕运，就是由南方征收大米，运送到北京供京师食用。漕运部门在国家规定的数额之外，每年要加征各种“漕项”。这笔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其中就包括送给总督的“漕规”。
再说“盐规”。盐商因为政府特许他们垄断经营的权力，皆获厚利，所以每年要集体给官员们送上好处。同理，“关规”则是各税关把多收的附加税分肥给上司。
“规”实际上涵盖了所有有油水的部门。不管这油水来自哪儿，都要给上级进贡一部分。因为如果不这样，上级就没有让这个油水来源存在的必要。所以除了这几项主要的陋规之外，有些省还有些特殊的项目，比如“香规”，是向到山东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当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康熙、雍正年间的山东巡抚每年可以分到“香规”银两千五百两、布政使“香规”银是一千五百两。鸦片战争之前，广东有“土规”，来源是鸦片（土烟）走私贩子送给海关官吏和水师官兵的贿赂银。
五
至于“礼”，则是所有官员，不管肥缺瘦缺，官大官小，都要送的，因为这是代表官员个人的心意。
之所以说“陋规”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财政分配方式，就是因为这种分配是在“礼”的面纱下进行的。中国人特别重视礼，以“送礼”的形式进行的分肥也就花样百出。它不光能解决地方财政资金不足以及官员薪水过低的问题，还能够在官员之间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
清代官场的基层官员需要向上级致送的礼金异常繁重复杂，以至于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账簿来进行统计。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这样概括一个州县官员需要送的礼金：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林起龙所说的这五种礼。
一是“见面礼”。上司刚刚到任，下属要前往参拜，要送“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
“见面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江总督长鼐报告，他到两江地区后，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每人送银一百二十两到五百两不等，总共有三千八百两。按已送的标准估算，加上尚未见面的下属将要送来的数目，此项礼银大概有一万多两。而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中说到，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二万两银子。此例也许可以说明，晚清官场礼金标准照康熙时上涨了一倍。
二是“节礼”。也就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即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时，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的。据广西巡抚高其倬说，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一万两千四百两。广西是老少边穷地区，送礼标准也相对较低。而山东巡抚的节礼收入，据交待高达六万两银子。其他各省的巡抚，河南是四万两，江西是五万两，贵州最少，是七千两。最多的是广东。康熙五十六年，广东巡抚向皇帝汇报说，广东巡抚的节礼，一年至少十万两白银。
三是“贺礼”，就是上司家红白喜事及生日时送的礼金，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都要送礼。雍正元年（1723）博尔多代理山东布政使，“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价值不详。第二年出任安徽布政使，“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
四是“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提拔而送的礼，也就是今天买官的钱。
五是与“上任礼”相对应的“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
除了上述五种主要的“礼金”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上级到下级单位巡视和检查工作，也会收到礼金。其中有一项叫“盘库礼”，就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时下级送上的礼金，其目的当然包括让上级少挑毛病的意思。咸丰九年，张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询问时，说四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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