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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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水说的不以为意，从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体现出来。早年曾国藩虽然说过祖母葬地大吉，万不可动，但后来终于迁到了大界新安冲，与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十四

同时他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别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体验”，更让他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檀香味，而询问身边人，并无人焚香：

昨日为季弟写铭旌，自外入室，闻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诚敬。及至写毕一问，并无人焚香者，殊为可异。

过了半个月，他在家书中又一次谈起此事，认为这证明“神异之不虚”：

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军必败，厥后果有三河之变。及昨二十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因此，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解释一些生活现象。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

接沅弟信，知纪渠侄之子元十于六月初四日殇亡，殊为感怆……念澄弟昔年于骨肉根本之地，尽心尽力，而两年连殇二孙，殊不可解。闻弟近年好帮官司，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岂有损于阴德耶？抑闻侄妇有不敬其姑之处，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参与一些“迷信”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经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然而，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希望“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责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种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因为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对于“功名富贵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迷信”之说已经不再那么尊重。在许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当金陵久攻不下，军营疫疾流行，曾国葆染病身死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心曾国荃的命运，要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明年断不可打仗亲自出队，话语颇不吉利。九娣妇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边办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娣妇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无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亲身督队，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丰八年之后，他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批评开始增多。咸丰十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经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由此可见，到这一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活动已经以批评为主了。

曾国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并约为家训：

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

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十五

既然相信灵魂暂时不灭，曾国藩对自己未来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曾国藩的老朋友冯树堂自认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国藩去世前一年曾赴南京与曾会面，见曾精气大衰，预感其不久于人世，自告奋勇要求为曾氏选择葬地，曾国藩欣然同意。

回到湖南后，冯树堂四处跋山涉水，经过千挑万选，为他相得湘乡东台山一地。东台山乃湘乡风景名胜地，“东台起凤”乃湘乡八景之一。它“南连华盖，下瞰涟水”，从风水角度来看，确属极佳。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冯树堂还约了另一个精通风水的朋友，也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结论是“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他还精心撰写了《东台山地图说》一册，详细阐明此地的种种优异之处，寄给曾国藩阅看。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详细阅读了《东台山地图说》后，曾国藩发现此地是当地公会所在，按八卦的说法，又恰值县治的巽方，据说这个方向“关（一地之）文风”，早已为众人所瞩目。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

故曾国藩在给冯树堂的复信中说：

此地即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遗议。

他又解释自己寻找葬地的原则说：

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诡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这一选择，反映了曾国藩晚年信条：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第二节　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一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二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0，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三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之时，在中国贵族之中已经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载：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也就是说，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内史叔服会看相，便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叔服对公孙敖说：“谷可以祭祀供养你，难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颔丰满，其后代必定兴于鲁国。”

而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尉缭讲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这是在历史上更广为人知的相面实例。

春秋以降，相术大兴，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比如，汉朝时的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的袁天罡，宋朝时的陈抟，明朝时的袁珙、袁忠彻。各类相书更是汗牛充栋，像《麻衣相书》、《五行相书》、《柳庄神相全篇》、《平镜宝库》、《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示他肯定会飞黄腾达：

少荃可治淮上之师，并带去营哨官也……少荃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胆耳！

胡林翼还给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冯卓怀相过面，结果评价很低，说他“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冯卓怀就是曾国藩早年日记中常提到的好友冯树堂，此人与曾国藩定交多年，关系深密，最后还是因种种原因终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边的人，也经常给曾相面。王运相面的结论是：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

而薛福成给曾国藩相面后得出另一种结论：

曾公器宇凝重而面如月满，发髯奇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钜谷龙虎，变化不测者。当代钜公，无与匹也。惟鬃眉稍低，生平劳多逸少。

除了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对相术很有研究，比如荣禄，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记载过荣禄和他的一次谈话，内容是谈论肃顺的相貌。荣禄说：

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长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习相人之术的。阅读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他的相术知识主要来源于历代相术名著。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四页纸，是他的相学“札记”，记载了一系列相人原则。比如，面“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谓头不乱动）；“腰长过人者贵重”；“视上者傲，视下者，侧头旁视者则奸”；“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指甲坚者心计定”；“行路稳重者贵”。

对照《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著名相书，“札记”所云，大体相合。这说明这本札记是曾国藩的学习笔记，他的相术确实“学有本源”。

《月波洞中记》卷上说：“眼中有神者，贵；无神者，不贵。”《照胆经》卷上则说：“凡瞻视无力者，不可与立事。”

曾国藩日记中记人相貌，重点也在观察眼睛有无“精光”或“神光”，如：“目有精光，三道分明”；“眼黄有神光”；“目有精光数道”；“眼有清光”；“眼无神光”。

《照胆经》卷上说：“睛屡转动者，多诈。”曾国藩也通过眼睛判断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靠得住。他的评语中常见这样的结论：“目不妄动，为可靠”；“眼圆而动，不甚可靠”；“目精光而动……不甚可靠”。

传统相书次重鼻子，认为“鼻为中岳，五行属土……须要端正耸直”；“鼻梁不正，中年受困”；“鼻头斜曲，寿命亦促”。（《相理衡真》卷四）至于嘴则以方者为贵：“若口不方者不贵。”（《月波洞中记》卷上）“口如一撮，孤独贫苦。”（《玉管照神局》卷中）曾国藩对这些论断也奉为圭臬，日记中屡见“鼻梁直”、“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鼻歪，不可待”、“口方鼻正”、“方口好”、“口小，不可恃”、“鼻正眉疏”等记载。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注意观察对象的腰身及身段，如：“腰身正”，“腰挺拔”，“身段稳称”。这也依据传统相术对人物腰身的判断标准：“腰者为腹之山……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贫苦。”（《太清神鉴》卷五）“男儿腰细，难主福财。”（《神相全编》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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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容貌与性格的关系，历来是人们争论不已的话题。由表及里，是人类观察世界的本能方式。挑选苹果时，我们总会先看看苹果个头大不大，颜色好不好：有经验的人能从外表看出这个苹果好不好吃。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初识者“相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嘴唇薄的人能言善辩，嘴唇太厚的人愚笨迟钝。方下巴者性格刚毅，满脸横肉通常表明这个人性格蛮横……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通常认为比较有效的经验之谈，很少得到科学方法的支持。

西方骨相学曾经风行一时，甚至被警察当成识别坏人的依据。这种“学说”将高颧骨、窄鼻梁、招风耳、头发浓而汗毛淡的面相界定为“罪犯型”。然而后来科学家在美国测定了一万三千名罪犯的骨相特征，否定了骨相学的说法。也有人把不同的面相特征（高额、浓眉、薄唇等）与不同的性格特征（聪明、敦厚、奸诈等）相配，共配成二百多个项目；然后随机抽取大量调查对象，逐一测定，结果发现其相关系数很低。

虽然，中国相法被传得神乎其神，但相面技术之中有无科学成分实在令人怀疑。在世相人心的复杂莫测面前，历代相术大师苦心揣摩的相法许多时候看起来过于简单明了。我们翻阅传统相书，其中荒唐可笑、机械僵化、穿凿附会之处比比皆是。比如，袁天罡的称骨测命法，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说据此就可以查出一个人的命运，其荒谬当然不值一提。

但是，传统相术确有部分合理内容。因为除了相五官外，它还有“相精神”的传统。相书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刘劭在《人物志》中把人的举止概括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项内容，称为“九征”，并说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了他的外在气质神态：

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甬甬昂昂。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除了对“相五官”做过研究外，曾国藩对于“相精神”、“相气质”、“相行动”更是非常注重的。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日，意城为我抄陈希夷《心相篇》，因熟玩数过。

《心相篇》是宋初术士陈抟的名作。它也是主张从人的行动细节中去推测其性格的：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发，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好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这里面既有“因果报应”的老生谈常，也有大量日常生活积累的宝贵经验，曾国藩自己，也有一些相似的结论。比如，咸丰八年他再出之前，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这与《心相篇》可谓异曲同工，精神相通。

在日记中，曾国藩还结合自己多年相人之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看相方法：“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这都是曾国藩注重从精神气质角度去相人的明证。

咸丰九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他又一次总结相人经验：

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长”是体格魁梧；“黄”是指肤色健康；“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稳”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紧”是指其人精神集中，顾虑周到；“称”是均衡性好，为人处世，分寸感好，这六项是“六美”。而村头村脑，昏沉庸暗，懒惰粘滞，是谓“村、昏、屯”；“动”是指心无主宰，浮躁好动；“忿”是不问是非，动辄发怒；“遁”是逃避责任，委过他人，是所谓“六恶”。这又一次说明曾国藩识人，重点不止形状，更在神情。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曾国藩相术的有效性，主要来自于对精神气概的判断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五

除了风水、相面外，曾国藩另一项频繁进行的“迷信”活动是算卦。

曾国藩请人算过卦。

咸丰八年十一月，因为深陷战争的九弟曾国荃“久无来信”，曾国藩“不胜悬悬”，于十一月十四日，“请李笏生占牙牌数，似尚平安”。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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