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完结)-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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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06）

（2010030417：29：31）

算得非常准，着实的让人佩服。事实上北宋之后的读书人都对他这个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成真理。这里我们就不说，这种预言在宋史里超多，基本上都是知道事实之后，反对派编的马后炮。单纯地以邵雍的理论来判断，都能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天下大治，地气从北向南；天下大乱，地气从南向北。”

以此论调，北方人天生是天下之主，南方人注定了是奴才，绝对不能当领导人。当了，国家民族就要完蛋。对此谬论实在不想多说，只举一个例子。朱元璋创立明朝就是以南统北，这是错事？这就是邵雍作为大预言家的本事，明朝建立距离天津桥上听杜鹃不满300年，居然没算出来。

说，你为什么没算出来？！

这样的本事和论调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邵伯温。邵伯温在预言算命方面没能超过老爸，他另有强项，写书。《邵氏闻见录》，从名字上就知道内容都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王安石弃地500之说，最早就出现在他的这本书里。

这本书严格地划分，有前、后卷之别。前卷由他，后卷是他的儿子邵少傅接力完成。父子两代对北、南两宋的事全面记载，内容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当成杂谈小说来看，那是相当地不错。

知道了出处，500里、600里、700里之说不辨自明。现在查正史资料，看看到底割让出去了多少。有个原始资料，是熙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宋朝资政殿上呈给神宗皇帝的一份报告，《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里边有这样几条：

1，蔚州地分，本朝以秦王台、古长城为界；北朝称以分水岭为界，所争地约7里以上；

2，朔州地分，往前已经定夺，以黄嵬大山北脚为界；今北朝称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30里；

3，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铺为界；北朝称以瓦窑坞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10里以上；

4，应州地分，本朝以长连城为界；北朝称以水峪内分水岭为界。

要注意的是武州，之前没提过，它是辽国当时的地名，在朔州辖区内。这份报告可以作为整个边界纷争的基调，这是沈括入辽之前萧禧的要价，就算宋朝全答应了，看看割出去的地盘能有多大。

无论如何也没有500里，从哪儿算出来的600、甚至700里呢？尤其是宋朝人怎么看辽国人怎么不顺眼，在谈判中问了句话。

——分水岭？分水岭上也是领土，怎么分。

辽国人答，以分水岭上的土脊为准，一概平分。

宋朝人面无表情——岭上没土的怎么办。

请假条

（2010030517：09：36）

大家好，今天有事没来得及写，明天四篇。

高天流云即日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07）

（2010030617：43：13）

辽国人诡谲一笑，到辽国去算。

之后才有沈括带着大批量档案文件入辽，让辽国自己让步。至于后来辽国无耻到出尔反而又来勒索，所能得到的可以在同年年底十一月宋廷批给韩缜的谈判条件里找出根据。

——东水岭一带从雁门寨北过分划；西陉地合接石长城处分划；瓦窑坞地合案视分水岭处分划；麻谷砦水窗铺当拆移。

综上所述，争执集中在两国边境上蔚、朔、应三州交界的5片零星小地段。辽国得到的好处精确计算，在平原地段得到了3处，大的纵深10多里，小的几里多。另外两片是山地，包括面积最大，纵深约30里的黄嵬山北麓和天池庙地区。

像宋史里所说的，以分水岭划界，把雁门关天险都丢了的情况根本不存在。第一个问题到此解决，看第二个，王安石当时在做什么。

聚精会神查资料，在熙宁八年年底十一月，宋廷作出谈判批示时，王安石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明确记录，他病得很重，宋神宗派太监去探望，一天从早到晚来回跑了17次。等他好了，给10天假，没够，又补了3天。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安石没办公。哪儿来的在皇帝面前手划地图，说“姑欲取之，必先与之”这8个字呢？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割地事件的截止日期。

宋史里记载的是王安石割出700里之后立即就解决了，可各种资料显示，直到熙宁十年的冬天这次领土纠纷才结束。那时王安石早已第二次罢相近一年了。

割地事件到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来没割出去那么多的地，用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战略上积蓄力量攻打西夏的时间；二来这事儿和王安石没有关系。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到底谁才是割地的真正主使者呢？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08）

（2010030617：58：13）

算来算去，只能是宋神宗本人。从宏观上讲，他不拍板这种事没法成交。从微观上细想，当时司马光在洛阳，没参与此事，王安石卧病而且从来态度坚决，不惜一战。

除这两人外，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他的施政纲领。

还有他无可救药的恐辽情结……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只是他不必为劣迹签名买单，神宗朝里所有的错事、坏事，都有王安石来顶着。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的南宋朝廷的修史总纲领。

地割出去了，辽国人走了，宋朝却没盼来渴望的安宁。开封城比以往的五六年间更乱了，起因是王安石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经义》，准确点叫《三经新义》。

三经，指《周官》、《诗》、《书》。这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经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为之注释，阐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样当，人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团结一起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用来改造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武器。

神宗很高兴，做事要同心同德，有个总的规范才有前进的目标嘛。他给了王安石一大笔稿费，同时加官进爵，加封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时给他儿子王雱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头衔上。按照惯例王雱要推辞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辞的时候，突然间吕惠卿跳了出来，劝皇帝答应。说王雱一介青年，没有贡献，何况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无私性格，怎么能让长子走这样一条侥幸富贵的路呢？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惠卿说得对，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办了，在他们身后，王雱愤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吕惠卿。

一个叛徒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敢主动挑衅！如果不把这样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进泥里，这世上还有天理公道吗？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09）

（2010030618：01：45）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在宋史里他是个无恶不做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聪明才干。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神童传说，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有客人送来两只野兽，一只獐一只鹿，关在同一只笼子里。

问家里的小孩儿，哪个是獐哪个是鹿呢？

小孩儿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反应敏捷，无懈可击，让周围的人一片惊叹。这个小孩儿就是王雱，当年他只有5岁。

简短地说，王雱18岁以前就著书立传，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考中了进士，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关系走后门才考中的衙内恶名。之后他帮助父亲改革，主管军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实地贡献。可是这些对他的名声没有半点帮助，他就是一个邪恶父亲所生的暴戾儿子，做了太多太多实在是太多的混帐事。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作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10）

（2010030618：06：24）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8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它。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王雱生于公元1044年，只相差8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11）

（2010030817：18：35）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作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责任嘛。可这就是儒家哲学的好处，一个人首先要讲的是道德，身为兄长，弟弟们犯的错也有你管教不严的罪。

吕惠卿想了想，好吧，辞职。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12）

（2010030817：34：03）

他辞职的请求被宋神宗驳回了。理由非常亲切，爱卿有大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这样的话很温暖，吕惠卿说了些酸溜溜的话，比如王安石这次复相之后不爱办公，很可能是因为我，我走了他就会变正常之后，就回去继续上班了。说到底，他是个非常有才，心灵敏感的人，这也是改革集团内部的通病，需要官职上的重用，更需要经常性地抚慰勾通。

蔡承禧的弹劾到此告一段落，吕惠卿回到政事堂见到的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他悄悄走了出去，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成，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见了邓绾。

邓绾现在是御史台长官，身为宋朝第一御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料是最全最丰富的。从理论上讲，只要他想弹劾谁，理由总会有，办法总会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问他一句话。继续跟吕惠卿，还是回来？邓绾想都没想，回来。

这就是邓绾的本质，前面谈到他发迹时，曾经分析过他貌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这时，他的本质才彻底爆光。当年他曾经说过一句超级经典的话，有人骂他无耻，只为当官时。他回答：“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被当成他的罪证，千年来无数人鄙视。

可他最恶劣的行径，直到这时才做了出来。

王安石走，他跟吕惠卿；王安石回来，他立即就卖了吕惠卿。王雱跟他说，蔡承禧那些料根本办不成事，要找出吕惠卿本人的错来。他立即就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的富户强借了500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这是罪恶，不再只是劣迹。王雱笑了笑，很满意，他拿着资料走出御史台，去找另一个人，吕嘉问。这是改革集团里又一个骨干，由他和邓绾一起提出立案，专审吕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13）

（2010030917：16：18）

王雱的目的达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动了起来，开始倒吕行动。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立案、调查、上报，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国家领导人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神宗的心情非常恶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爷又一次出来搅场。

当年十月，天上出现了慧星。沉寂了很久的反对派又站了出来，用天变来说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紧张，找来王安石，说据反映，老百姓近来很苦啊，连慧星都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这种话在近6年以来简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烦不胜烦，所以回答得也火爆了点：“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顾恤！”

宋神宗觉得郁闷，我是仁君耶，我抱负远大，我纯洁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观点，可我誓死捍卫人民说话的权力！根据这条真理，他反驳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没有吧！”

王安石二话都没有，我病了，我请假。

宋神宗立即软了，爱卿别生气，更别生病，只有你才是帝国的救星……正说着王安石已经开始往外走，这时他终于听到后边宋神宗的声音变得冷淡平静。

——爱卿，回来看看这是什么。

王安石回头，看见宋神宗递给他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吕惠卿一长串的罪名，他不解，为什么给他看这个？宋神宗笑而不答，又递给他另一份文件。

这一份上，写着王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

王安石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这8个字是致命的罪名。前一份文件上吕惠卿的只是些贪财的小错，这8个字却是做臣子的最大罪名。恍惚间他看了下文件署名，赫然写着吕惠卿。

他实在是搞不懂，吕惠卿怎么突然间这么疯狂，这不是跟他分大小，这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思量间，又听见神宗慢悠悠地问了句。

——爱卿，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14）

（2010030917：38：34）

不知道。王安石老实回答。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宋神宗没再追问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那就回家仔细想想吧。

一路上，王安石想了很多。事情肯定不是片面的，吕惠卿被弹劾、吕惠卿弹劾自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必定有内在的联系。

回到家后，真相大白。王雱把经过都告诉了他。王安石越听身上越冷，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和失败，真真切切地知道，终于众叛亲离，无力回天了。这和他第一次罢相时不同，那时他和皇帝有默契，与亲信们同心同德。

有“护法善神”，有“传法沙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王雱不解，他不懂为什么他的父亲变得这样低沉。王安石一一给他解释，他才知道自己错到什么地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首先“传法沙门”韩绛变了。他受不了吕惠卿的霸道，才请回了王安石，可是王安石重新当政，他又从根本上和改革唱反调。

他劝王安石不要再用那么只盯着“利”的官员。王安石摇头：“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这是变法的根本，不去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又不回头走从前的老路，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义，这个官还怎么当呢？

韩绛选择不当，他辞职了。

变法派中坚人物只剩下了吕惠卿，这就是王安石一直容忍他的原因。为了大局，领导有时也得牵就下属，与整个天下大事相比，王雱的龙图阁学士的虚名，甚至王安石本人的尊严，能算是什么呢？

可惜年轻的王雱只遗传了王安石的聪明和脾气，却没有父亲的博大胸怀，被一时的愤怒遮住了眼睛。他以为支使邓绾搞小动作很隐蔽，殊不知吕惠卿也党羽满朝，弹劾奏章刚递上去，马上就被他知道了。他选择第一时间反击。

于是新政集团彻底内讧，一二号首领两败俱伤。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15）

（2010031017：11：22）

一片死寂，父子两人都陷入了沉默。王安石在失望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正犯着一个更惨痛的错误。他没料到他的儿子会背着他做出上面的事，更没有料到儿子在知道底蕴后，会变得怎样。

王雱是个走极端的人，他不原谅别人的错误，更不原谅自己的错误。伤心惨于伤身，世上有种人会被心情杀死，王雱就是其中一个。

当他知道坏了父亲的大事，甚至让国家命运都改变之后，他病了，急火攻心得了背疽。这是当时的绝症，很快就病危了。在病中他知道了自己斗争的结果。他赢了，吕惠卿被贬出开封，到陈州去当地方官。从此之后，新旧两党都视其为眼中钉，再没能重回权力高层。

目的达到了，却没半点的兴奋之情。

王安石独立朝臣之巅，他仍然是宋朝的第一臣子。首相，大权在握，可是纵目四望，再没有一个并肩同行的人。这样的彻底，还得感谢邓绾。他把王安石可能存在的帮手都铲除了。吕惠卿贪污夺田案被上纲上线，一大批改革派中上层干部被牵连进去，一起赶出京城。

其中就有三司使章惇。

做完了这些，邓绾仍然意犹未尽，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总原则。有王安石才有一切，才有改革派，才有他邓绾。为了保住官位，他向神宗建议，为王安石及其家属在京城修建大宅第，好在京城永久定居。之后为王雱请命，这个杰出的年轻人应该破格提拔，为国效力。

神宗看着这种报告，心里不由自主地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王先生，这是你授意邓绾做的吗？如是，你怎会是这种人品；不是，你所选的人怎会这样自私狭隘！

他没对王安石说三道四，君子终身不出恶言。只是把邓绾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的感觉就是宋神宗刚才的感受，惭愧、羞赧，自己一生操守洁白无暇，连敌对的保守派们都说不出污点来，却接连因儿子和下属蒙羞。

——邓绾有失国体，请黜落。

这是王安石的回答，他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