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完结)-第2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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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大圈集朝局权力于全部，建议权、决策权尽出其中，可以说两者联手，则天下尽在手中。可是，只要面对最后一个圈子时，他们仍然心惊胆颤。

言官，“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这帮人就像宋朝演义里的八贤王一样，上打君下打臣，打谁谁死，打错了没责任。

有宋一代权臣，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离不开台谏，都得把这个圈子牢牢地攥在手心里。

而御笔，是比台谏更直接的打击武器。

御笔，也称内批、御批。是皇帝处理朝政时的专属指令。它直接由大内发布至朝局，不经中书拟议，绕过封驳程序，避开言官论谏，可以说是把三大圈子都扔到一边，独行其事，不受任何监督阻挠的快速通道。如果想从历史上找到相似的，那就是北宋灭亡前夕的那位隐相大人。

梁师成。

梁大太监凭着这个，让蔡太师都退避三舍，礼敬有加。

刘弼的确是个人物，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两样东西，给韩侂胄的权臣之路点亮的路灯。韩国戚沉默了一会儿，暗暗地盘算，御笔，他有把握。长期的接触，尤其是登基之前就有的接触，让他与赵扩走得很近，御笔完全可以通过操给赵扩来实施威力。

甚至以后绕过赵扩，直接掌握御笔也不是难事。

重点在于台谏，怎样把这样独立于整个朝纲之外的大圈子抓在一介高级服务员的手里呢？这个命题荒诞到让人抓狂，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个街头小贩要遥控香格里拉连锁饭店一样。可韩国戚觉着自己肯定能成功。说干就干，他悄悄地伸出了手。

先是要把赵汝愚的好事搅黄。

赵皇亲当然知道台谏官的重要性，上位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整，他先是把两个亲近的原台谏官提升，进行了内部调控。可是几天之后，这两位就突然被调离了。赵汝愚觉察出了反常，可是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台谏官出缺，正好安排他的真正亲信补上。

他推荐刘光祖任侍御史。

首相推荐，万无一失，可是新任的枢密使陈骙突然跳了出来，声称他早年与刘光祖结怨，如果刘光祖入台，他将受到政治打击，与其这样，不如他现在就辞职。

赵汝愚愕然。

因为根据规定，台谏官必须身世清白，与所有官员都无怨无恨，如果素有嫌隙不和，并且直面讲出的话，两者必须有一人回避。

回避者以职位决定，低者回避。陈骙是枢密使哎，谁能比他更高，也就是说，刘光祖没等上任就被辞退，赵汝愚的第一步安插胎死腹中了。

初战失利，赵汝愚变得警惕，他开始了积极的运作。他提意，空缺的言官人选由侍从来推荐。这样做堪称妙不可言，第一可以向侍从圈示好，使宰执与侍从携起手来，哪怕控制不了台谏圈，也能孤立台谏圈；第二，他相信侍从之中，正人君子还是多的，士大夫阶层的元气还在，选出来的言官一定不会是宫廷小人一伙。

他想的都对，选拔如他所愿，两个名额都是与他亲近的人得到。不过可惜的是，临上任之前突然间风云变幻，原本落选的刘德秀，居然硬生生地挤掉了一个名额，进入了御史台。

理由是陛下御笔内批。

这还搞什么，公平竞选变成了空降兵部队，人家上面有人。

赵皇亲猛然意识到了御笔出了问题，成了对方手里的利器，一定得除掉。他命令言官首领之一的右正言黄度弹劾这一点。

但出手又晚了一点，黄度的奏章刚写好，还没呈上去，就突然接到了外调的命令。仍然是御笔，还是没走任何程序，命令直接生效。

黄度大怒，拒不接受调令，在原有奏章上再加了一封，弹劾御笔这种东西本身就与宋代立国法制不符，应该取缔。

皇帝无动于衷。

皇帝有权沉默，那么走程序。他上书宰执，要求宰执为此事向皇帝进谏，从前导致北宋亡国的六贼之首蔡京就以操纵御笔祸乱朝局，这时怎么还能容忍这种东西存在？！

理由充分，赵汝愚乘机带着奏章去找皇帝，要把事情彻底说清。说了半天，出来时赵汝愚口干舌燥，黄度的命运一落千丈。从外调州府变成了宫观闲职。

如此当头一棒，打得赵汝愚本人灰头土脸，更让他的班底们心惊胆颤，那可是言官里的高层，说完就完了，谁不害怕？当此时，赵皇亲应该想尽办法提升士气，做一两件剧烈回击的狠事，才能挽回局面。可是他又没有，他办了另外一件让人怎么都想不通的事。

赵彦逾被踢出临安，出知建康府。

赵彦逾，当初政变的真正发起者。他本是上天赐给赵汝愚的天然伙伴，俩人从出身到志向完全契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会团结到死党的程度。可赵汝愚偏偏就不履行承诺，说好的官职不给，并且没过几天就把他贬出了京城。

这是为什么呢？

赵彦逾无论如何想不通，难道说这个命令不是赵汝愚下的？可是签发部门是都堂，尚书级别官员的调动必经首相批准才能实行，赵汝愚肯定是知道的。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赵汝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赵彦逾怒了，你做初一，我便做十五。

他找到了韩侂胄，说了一句话：“内禅都是我俩之力，赵汝愚不过坐享其成而已，现在他自据相位，擅做威福，视我俩如无物，怎么办？”

韩国戚立即认可了这个同伙。

这次会面很可能被赵汝愚知道了，几天之后，赵彦逾的调令有了更改，不去长江边的国防重镇建康府了，而是去四川当安抚制置使。

火上浇油，居然外调成了半流放！

赵彦逾气到头晕，再没了顾忌，他在临行前争取到了一次面见皇帝的机会，把一份名单交了上去。他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

这些都是赵汝愚的死党。

这种揭发在官场上是大忌，哪怕毁了对方，也会同时毁掉自己。赵彦逾这样做，纯粹是气到不想好了，而效果也的确达到了。

赵汝愚是皇亲，很多人提醒过赵扩，宗室为相凌侵君权，是赵匡胤当年定下的国之禁忌。赵扩没信，毕竟他之所以能上位，全是赵汝愚操作的。而这时不一样了，赵彦逾同样是拥立大臣，同样是皇室宗亲，他出面指正，由不得赵扩不信。

至少，一片阴霾笼罩在了赵汝愚的头顶上。

赵汝愚连战连败，有人坐不住了。

圣人朱熹。

朱圣人是赵皇亲推荐入朝的，两人说好了协手改造宋朝，使之政治、精神双丰收，创南渡以来未见之美好局面，可以说荣辱与共。这时赵汝愚根基动摇，朱熹自然要出面。

要说一下朱熹。

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9月15日，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福建长大。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等等。履历表里显示，他从小聪明，近乎于生而知之，于孝经等根性读物几乎一见即懂，懂了就有见解。

朱熹19岁科考中举，进入仕途，没多久就重归湖海，再读诗书，开始了考问天地宇宙思考人伦根底的大事业。

也就是在这时，他继承了北宋的二程道统。前面北宋卷时，曾经详细记叙过神、哲两宗时期的党派之争，洛蜀朔三党各有首领，各不相让，最后三败俱伤。二程是洛党，他俩以河南农村书生的身份硬生生地与国家顶级大臣分庭抗礼，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凭的就是学问。

即“理学”。

二程中小程更了不起，关键是活得久。他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叫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他南归时，小程高兴地说：“吾道南矣！”

一语成谶。

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罗从彦传李侗，世称其延平先生；李侗传朱熹，朱熹不称先生，称圣人。至此，小程之学终于光大宇宙，主宰天地。

当然，朱熹之所以超越自先秦以降所有人，位列孔孟之后，排行第三，凭的不止是继承，更是发扬。他认为“理”是一切，是先天地而生，为万物之先的存在，是超越现实、社会等真实存在之上的一种永恒的标准。即“天理”。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看这一段时觉得云山雾罩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但是，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才知道它有多么的伟大。

这个“理”如此的牛，无敌一样的牛，还能有什么物件能超越它吗？从概念上分析，肯定没有了。那很好，作为发现它、宏扬它的人，朱熹又应该是什么地位呢？

让孔孟列在前面都是客气的，不得已尊重个先来后到而已，他应该是开天辟地重建乾坤的盘古才对！

既然卖概念，就要有盼头。“天理”如此神奇，在朱熹的理论中，还是可以实际触摸到的。办法就是“格物致知”。

要做到“穷格”，格到了极处，天理自现，只有天理出现，世间才会有真、善、美；反之，破坏这种真、善、美的，就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建设出人世间和谐的完美环境。

如此伟岸的理论，如此高尚的追求，当然是珍贵无比的。于是，道学的传播变得神圣、挑剔。当时有一位叫陈亮的名士曾经为道学家们画了一幅像，非常的传神，记录如下：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这是说他们的自重。重到拒绝所有看不上眼的人，不是同党的人。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不懂道学，没懂他们发现的真理的人，他们会非常的残忍。

“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否，分毫不贷。”

也就是说，这票人不管你是否愿意，就开始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你的思想，分析你的行为，从你的灵魂深处寻找你之所以这样的根源。然后分毫不差的处罚你，一点都不宽恕原谅。

这像什么呢？

非常像欧洲中世纪时的教廷，除了没权力把犯人绑到广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了。所以后世有人说，礼教杀人，道学杀人！

朱熹时代，这还只是初期，要到后面，理学家们才会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就一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评判。南宋，自从赵宋南渡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反思。

——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如此文化昌明，为什么会败给野蛮的、刚刚开化的女真人呢？！这绝对不应该。于是他们分析，找根源所在。当然这会有无数种答案，可在理学家们看来，是思想病造成的。是人的心变得贪婪，去追求财富，比如王安石等改革派，让人的心乱了，从而天降灾祸。

又比如人的心残忍了，总想着打仗，与辽国战，与西夏战，与吐蕃战，搞得帝国元气大伤，最后败给了迅速突起的女真人……所以，战争也是错的，也有罪。

等等等等，都是“人欲”。所以要破灭之，根除之！然后才会存得天理，复归昌明，重新振兴华夏。

所以后世也有人提醒，哪怕理学有种种不妥、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甚至是实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朱熹在当时并不能统一天下学术，就算在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的一位名叫陆九渊。陆九渊认为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同等的还有“心”。

“心即理”。

陆九渊痛快淋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就是每个人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让朱熹一脉大为光火。试想，朱圣人要穷尽一生之力，玩了命地格物致知，才能知道理是什么，才能通过理去涵盖万物，高于一切。可陆九渊倒好，直接就天人合一了，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这还让朱圣人怎么搞？！

一怒之下，文人开始互殴，两人隔着很远很远互相交换了很多口水，有人看不过去了，索性给他们提供了个专门的大舞台，让他俩登台辩论。

组织者名叫吕祖谦，时间是公元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地点在信州（今江西上绕）鹅湖寺，后世人称之为“鹅湖之会”。

这次大会上两派各自夸耀，互相贬低，从学问辩论到人身攻击，堪称全武行。朱熹讽刺陆九渊的学术过于简易，陆九渊反击说朱学破碎支离，无法自圆其说，还吟诗一首：“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圣人大怒，想再反驳，发觉自己诗文功底不够，这种大会必将万古传颂，一但写得不好，倒不如藏拙，于是不欢而散。

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朱熹在南宋时棋高一招，死后十几年间就奠定了理学圣人的地位，他所提倡的理学观念也成了官学，他注释过的《四书》位居《五经》之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科考、官用的不二经典。

相比之下，陆九渊没这么风光，官方一直不大认可他。从根本上论，也是他的学术不那么招人喜欢。领导们一眼就能看出，朱熹的理论是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管得民众老老实实，非常方便管理；陆九渊的心学过于注重个人心灵强度，稍一不注意，就会出现思想叛逆，动乱分子。

可是，心学的先进性是无法被否定，更没法掩盖的，270余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让这种学术光耀于世间，创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迹。

那人名叫王阳明。

回到政治上，朱熹学有所成，自然不甘寂寞，南宋四位皇帝他都应召入朝，可都时间不长就因为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原因重回山野。

每一次回山，都会增加他的名望，这是不恋富贵，品性高洁的象征。

这次不同了，朱熹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施展报复的唯一一次机会。赵构不是他能左右的，孝宗同样心性坚定，尤其那时他学术名望还在完美中，赵惇是个疯子，跟谁也不讲道理，直到赵扩，第四位皇帝年纪既小，理智正常，他自己也年过古稀之年，这时不搏，一世将过。

所以他及时跳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汝愚，打压韩侂胄。在他的奏章里，不点名地把韩国戚定为祸乱朝野的小人，是阴险卑劣手段见不得人的东西，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人。

上来就这么狠，要么怎么说道学杀人呢。

摆在韩侂胄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低头认罪，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想反驳？好，你是奸邪；想反抗，更该死了，站在了道学的对立面，一定会搞得你永世不得超生，遗臭万年。

韩国戚没急，他天生就是道学家们的克星。朱熹害我，搞倒他就是，急什么。他轻松自在地想了一会儿，办法就出来了。

很快一场傀儡戏在宫廷内部上演，一个木偶在优伶的操纵下峨冠大袖，仿效朱熹的样子讲说性理道德。该木偶嬉笑怒骂，对国朝大政，对百官形态，对皇帝的起居日常无不横加指责，在他的眼里，世间充满了错误，谁都要接受他的斥责。

仿佛他是上帝，而其他人都是凡人，都生有原罪。

赵扩在台下看着，一言不发。他心底的怒火迅速升腾，台上演的不是戏，都是真实的生活。朱熹自从当上他的经筵官之后，的确什么都管，对一切都插手。长此以往，到底谁才是皇帝，谁才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韩侂胄冷眼旁观，只加了一把咸盐。他说，朱熹实在是太迂阔了，陛下行动必有千乘万骑，而他要求您每天一次朝见太上皇，这实在是无理取闹。

说到了赵扩的心坎上。

几天之后，赵扩亲书御笔，贬朱熹回乡，只授予宫观闲职责。

赵汝愚第一时间知道了朱熹罢职的消息，他利用首相职权把御笔封了起来，不给别人看。之后迅速去见赵扩，希望能够挽回。

首相在皇帝榻前且拜且谏，说了很久。皇帝没有打断他，只是一个印象随着时间的增多而加强——赵汝愚，你跟我对着干。

你助朱熹不行君命！

赵汝愚那天失望而归，第二天朱熹罢职的御笔传遍朝野，事情开始大发了。道学，在当时只是显学，是南宋学术界的一大主流，并没有成为官学，但受众众多，朱熹的门徒、崇拜者遍布官方民间，想罢免他，完全是在捅马蜂窝。

先是侍从圈炸了，给事中、中书舍人轮番上阵，动用封驳权阻止罢免；再是省部级高官，吏部、工部的侍郎们一起上阵，向新皇帝叫板；最后一锤定音的人一位负责登闻鼓院的牛人名叫游仲鸿，他告诉皇帝，“……朱熹一去，则谁不欲去？正人尽去，则何以为国？”

上升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稍有理智、逻辑的人都能看出来，游仲鸿说的不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大教授，而是国家唯一的领导人。

而游仲鸿正是最初选御史时，被御笔顶下来的那个倒霉蛋。结合在一起，赵扩就算再不聪明，都能联想到赵汝愚结党干政上去。

韩侂胄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都闹起来，让皇帝看一下，到底谁是忠君的，谁是另立山头的。都对号入座之后，事情就简单了。两天之后，御笔再次从天而降，直接交给了朱熹本人，让他立即滚蛋。这下朱熹彻底没话说了，只要是个人，稍有点面子，都没法再赖着不动。

朱圣人卷铺盖回乡，距离他入朝只有46天。

或许他真的是位圣人，人生遭遇和排名前两位如出一辙。都是活着的时候东跑西颠，到了哪儿都不受待见，身后边一大群的徒子徒孙，集体齐心合力做一件事，为他歌功颂德，推他到宇宙第一宝座上去，可都要在他身后才能实现。

毕竟这时是宋朝了，圣人的待遇要比春秋战国时强了很多，比如生前有太多的人为之奔走忙碌打抱不平。最先一位出面的是位当时的名臣。

彭龟年。

他是光宗赵惇的亲信，曾为孝宗赵眘病危时赵惇不去探望而在龙犀上叩头见血，平时也有很多的劝谏，很是硬朗，在朝廷里以风骨著称。这人在朱熹贬职期间正好出使金国，回来后看到木已成舟，没法挽回了，一怒之下，他决定来个狠的。

他写奏章定性韩国戚是小人，声称自己与他势不两立，决不共存于同一朝廷。

这一招屡见不鲜，每次出现基本都会搞到同归于尽。这时的彭龟年觉得自己是位殉道士，为了真理、圣人、宋朝伟业这样做，值了。

赵扩没办法，只好同意，他计划让两人同时下野。如果真这样了，对赵汝愚、朱熹一伙儿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以阵中一大将与对方主帅兑换，赚大了。

可是关键时刻赵汝愚的心灵突然变得柔软，他觉得每一个同志都是珍贵的，每人的人生都是应该圆满的，他不能牺牲彭龟年！

于是他进宫跟赵扩商量，要不让他俩都退一步，别降别贬了成不？赵扩当然说好，他对韩国戚有深厚好感，对从小一直陪着他长大，动不动就对他进行话疗的彭龟年也舍不得，息事宁人是他所希望的。

皇帝和首相终于就一件事情达成了共识，真不容易，值得高兴。

几天之后，赵汝愚恨不得拿头去撞墙。他犯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错误，错失了撂倒韩侂胄的最后一个机会！

也不知道这几天里韩侂胄都在皇宫里是怎么折腾的，本来是与彭龟年一起死或者一起活的局面，这时居然是只有彭龟年一个人外放，而他官升一级。

几番较量，赵皇亲的招数基本上都用尽了，连圣人带亲信都赔了进去，终于轮到了韩国戚进攻。为了成功，韩国戚搜遍官场，给赵皇亲准备了三个人。

他们分别是李沐、胡纮、京镗。

这三个人都是赵汝愚历年以来结下来的冤家，共同的特点是，都是赵汝愚积极主动结下来的。李沐，现任右正言，是言官首领。他的父亲李彦颖是孝宗时期雍熙年间的副相，他本人以大臣之子身份恩荫入官。

某次，他请假回乡为父亲办寿，正巧按例当时朝廷要赐药、茗，作为对前大臣的礼遇。这让李沐非常高兴，试想寿筵当天有御赐临席，这是多么的风光。可是赵汝愚非得让他顺道把药、茗捎回去，朝廷就不另派人了。

李沐郁闷。

这是莫大的荣耀好吧，总是由特派的专员送达好吧，这样才正规，才像个样子。现在要他顺道捎回去，知道的说是朝廷不见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假的，他装样子充场面呢。这个理由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理解，可是赵汝愚不。

他把李沐训了一通，非让李沐带回去不可。这是第一件事，再有是几年之后，李沐想为年迈的父亲争取个节度使的头衔，这是军衔，李沐硬着头皮找到了赵汝愚。结果可想而知，帮赵汝愚成功搞掂宫廷政变的韩国戚都没盼到，一个退休的老高干凭什么搞特殊？

李沐又被训了一通，从此结仇。

胡纮更悲摧些，他当学生时远涉千里去建安谒见主持武夷精舍的朱圣人。圣人·朱对来访学子是一贯地冷淡，只待以脱粟饭，佐以酸泡茄子，每顿还限量，不超过四个。胡纮大为恼火，认为“只鸡樽酒，山中不见得办不到。”忒煞是轻慢人！

归途中道经衢州，他向知州借船。船是有的，可是不巧当时有位大名士叶适也要借，学子与名士，当然取后者，于是胡纮只能站在江边运气，诅咒叶适。前面说过，叶适是赵汝愚的好朋友，世称水心先生，永嘉事功学派的领袖，与朱熹的道学、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