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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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著　

冯克利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　

英文版　·　2011　Ezra　F。　Vogel　

中文版　·　2012　　香港中文大学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本社已尽最大努力确认图片之作者或版权持有人，并作出转载申请。如发现遗漏，敬请与本社联络。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9629965389　　（平装）　

9789629964986　　（精装）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图文传真：＋852　2603　7355　

电子邮递：cup@cuhk。edu。hk　

网址：。chineseupress。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in　Chinese）　

By　Ezra　F。　Vogel　

Translated　by　Feng　Keli　

Edited　by　Editorial　Divis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English　edition　？　Ezra　F。　Vogel　2011　

Chinese　edi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389（paperback）　

9789629964986（hardcov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ebsite：。chineseupress。　

Printed　in　Hong　Kong　

Pagebreaebrea　
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　
和那些决心帮助一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们　
　
　
地图　　　1980　年代的中国　
　
　
香港中文版序　

傅高义　
我写这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事务长达半世纪的人，我深知如果　
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学做了　
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哈佛学生，也应当致力于教育普通的西方民众，　
因为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我们所得到的支持也来自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　
2000　　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　　年后中国转型的　
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　1978　年的改　
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因此我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　
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协调各种不同的力量去达成那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邓小平没有留下可资史学家利用的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未公开。因此，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作出决策，　
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已公开的资料如《邓　
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和各种官方出版物，并对高级干部的子女和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轻干部进行了访谈。　
我也阅读了与邓小平共事的高层官员的纪念文字，使用了外国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会见过邓小平的外国人的纪录。我　
还感到有责任尽可能运用我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机会，去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我也有机会访问一些其他　
外国人不容易接触到的西方官员。　
幸运的是，我这本书得到不少好评，尤其是来自那些对邓时代的中国有深入了解以及有幸见过并了解邓小平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外国评论家认为，我对邓小平太客气了，对他在毛泽东手下做过的一些事，对他在　1989　年　6　月对示威　
者的镇压，对他拒绝给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应当有更严厉的批评。然而我相信，细心的读者应会看到我确实讨论了　
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为许多对邓持批评立场的人提供了有助于他们理解邓小平言行的事实依据。我也确实讲述了邓小平　
批评者的意见和他们批评的理由。但是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　
职责。　
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考虑出版时机，我打算写完之后就出版。不过我认为它的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　
在天安门事件后的最初几年出版，很多西方人对邓小平的敌意会使他们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为已发生的变革作出　
的历史性贡献。从　1989　年　6　月　4　日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大多数西方人对天安门事件有了足够客观的态度，　
使他们愿意思考邓的历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尝试一样。　
尽管这本书主要是为西方人而写，我依然乐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对它有兴趣。我从　31　岁开始研究中国，　
许多有见识的中国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与认识，使我受益匪浅；但我本人对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却没有他们作为过　
来人的那种亲身体验。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时可能比当事人更为客观。很多有过痛苦经历的　
中国友人向我坦承，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们难以做到客观，所以很想听听从事学术研究的局外人尽量以持平的立场提　
出的看法。很多喜欢网上阅读的中国友人意识到，网络上不断重复的很多事情未必可靠。我希望我对　1978　至　1992　年　
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到客观，尽可能排除各种谣传，采用信实的材料，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将有助于海内外中国人尽量客　
观地理解中国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现状尚不成熟，使中国学者还难以写出一本客观全面的研究邓小平的着作。他们中有很多人比我更了　
解邓小平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学者未来写出这样一本书之前，我的书能有助于中国读者客观理　
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在书中记述了邓小平的积极贡献枣他努力让所有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维持与其他国家的良好　
关系，大力削减军费，增强法律的作用，扩大普通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等；我希望这对致力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　
维持中国与外国良好关系的人们有所助益。　
2012　年　3　月　
　
　
香港中文版出版说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的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是对邓小平一生的完整　
回顾，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式描述。该书虽从邓　1904　年出生写起，但叙述重点为邓　1977　年复出之后的政　
治生涯，纵贯邓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故香港中文版定名为《邓小平时代》。　
本书由冯克利先生翻译，前后历经两稿。2010　年秋作者完成英文初稿后，译者进行第一轮翻译，作者据该译本　
延请多位中国学者专家阅读，继而根据反馈意见对英文原稿进一步修改。及至　2011　年秋本书英文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出　
版社出版之前，译者再度根据英文编辑定稿进行第二轮翻译。鉴于工程浩繁，蒙作者和译者认可，本社编辑部承担了本　
书译校工作。译校力求秉承作者严谨的学术作风，同时尊重译者的翻译风格。　
本书的翻译原则是在「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间寻求有效平衡，即在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大前提下，适度　
保留直译元素和翻译色彩，以使中文读者得以相对直接地分享作者特有的概念、分析思维和学术视野。例如：将「the　
radicals」直译为「激进派」，而不采用中文特定语境中的「极左派」；将「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　
译为「建设派」、「平衡派」，而不译为「改革派」、「稳健派」。　
本书编辑过程中，对广泛涉及的各类中外文献进行了严格查考。对直接或间接引自中文文献的引文，力求恢复原　
始文献中的记述；对引用的外文文献，尽可能覆核出处。对部分有中文版的外文文献，一并提供中文版出版信息。在注　
释处理方面，所引用的中文文献全部复原为中文，英文文献则保持原状，其中常用英文文献的缩写一并保留，例如　
SWDXP2，即《邓小平文选（19751982）》英文版（详见本书注释部分的英文文献缩写对照表）。本书索引以边　
码方式从英文原着，以便有研究需要的读者查阅。　
本书在翻译、校订、编辑、出版过程中有幸得到熊景明、陈方正、肖梦、南希（Nancy　Hearst）、窦新元，以　
及北京三联书店董秀玉、李昕、舒炜、叶彤等诸多人士的大力协助与支持，谨表谢忱。　
本书编辑完成后，又荣幸地得到孙万国先生的全面审读和修订。孙万国先生在订正错讹、复原中文文献、补充史　
料等方面贡献甚巨，专此致谢。　
本书在内容上完全忠实于英文原着，并经作者核实后对英文版疏漏之处有所订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拥有本书　
中文翻译版权，其他所有繁、简体中文版均以此译本为母本。　
2012　年　4　月　
　
　
前言　

探寻邓小平　
2000　年夏我在南韩济州岛。一天，悠闲地用过户外晚餐后，我心情放松地对我的友人、20　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　

东亚事务记者之一唐？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说，我就要退出教学工作，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　

重要发展。很多人都说，我在　1979　年出版的　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一些　

领袖对　1980　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那么，站在　21　世纪的起点上，做点儿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　

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呢？唐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思　

考了几周后，我断定他说得对。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　

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　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枣他身　

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纪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准备的讲话稿　

均由助手撰写，有纪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　

间条理分明的讲话。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　

他也从来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邓小平批评那些自吹自擂的自传。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坚持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不能太高」。＇01＇　

事实上，邓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因此，相比于通常情况下研究某　

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　

遗憾的是，我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1973　年　5　月，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初次　

去北京访问时，见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最强烈印象之一是，邓小平刚刚　

结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正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他将担任某种重要角色并带来重大变化抱有很高的预期。　

担任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西方人都在猜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　20　年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国的　

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位非凡领导人的努力所推进。　

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　1979　年　1　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步之遥。这个　

招待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来自政界、媒体、学界和商界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齐聚一堂，庆贺美中两国正式建交。我们　

参加招待会的很多人已相识多年，过去常在香港见面枣当中国对大多数西方人紧闭大门时，香港是中国观察家聚会的　

重要地点，在那里我们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力图穿透竹幕。而我们中一些人已久未谋面，于是热切地攀谈叙旧。此外，　

举行招待会的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十分糟糕，不是个适合演讲的地方，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和译员在说些什　

么。于是我们这群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同行朋友继续着自己的交谈。据接近邓小平的人说，这群叽叽喳喳、心不在焉　

的人令他懊恼。然而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因此，我要了解邓小平，就像一个历史学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只能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而关于邓小　

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纪事。尽管邓小平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历史写作中，褒扬英雄、　

贬抑他人的传统在中国依然流行。由于另一些官员也会有秘书或家人写一些溢美的文字，细心的读者便可以对这些不同　

的纪录进行比较。党史专家中也有一些出于职业责任感而秉笔直书的人。　
随着更多党内档案的公开，未来将有更多写邓小平的书。但我相信，对研究邓小平的学者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　

的写作时间。很多基本的年谱资料已被整理和发表，大量回忆录已出版，况且我还有一个以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再有的机　

会：我得以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会面交谈，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从文字材料中获得的见解　

和细节。过去几年中，我总共花了大约　12　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用中文采访了那些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人。　
　
　
就研究邓小平事迹的客观纪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2004　年先出版了两卷，共计　1；383　
页，从官方角度记录邓小平从　1975　年直到　1997　年去世前几乎每一天的活动；2009　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计　2；079　页，　
记述　1904　年到　1974　年邓小平的生平。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档案，并力求做到　
记录准确。年谱不提供解释，不进行褒贬，不作揣测，没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题，也不提政治斗争。不过，它对于确　
定邓小平曾在何时跟何人会谈，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都大有帮助。　
邓小平的很多重要讲话经过编纂整理后，收入了官方的《邓小平文选》。这部三卷本的着作提供了关于邓的很多　
重大政策的有用纪录，尽管，极为关键的是，仍需要参照当时国内和国际事件的大背景对之作出诠释。有关陈云、叶剑　
英和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的编年资料同样很有帮助。　
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着作，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复出之前的邓小平的两部　
书。它们是根据她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健　
康状况每况愈下，邓榕一般都会陪同父亲外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　
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其中《我的父亲邓小平》　
讲述了　1949　年以前邓小平的经历，另一部《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述的是　1969　年至　1973　年间她陪同父母从北京下　
放到江西省的岁月。她在书中明显表露出对父亲的感情和崇敬，描绘了一个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讲述了很多　
细节，揭示了不少邓小平的品格和态度。事实上，考虑到党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绘一个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经是　
惊人地坦白、开放和具体了。她在写这些书时得到了党史学者的协助，由他们核对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写作仍在继　
续，正在写建国初期邓小平的活动，但还未写到　1973　年之后仍很有争议的时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几次长时间采访，　
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在我扎进大量中文文献之前，有些英文着作为我研究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但除了孙万国和弗利德里克　
？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的着作外，它们大多撰写于为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而出版的年谱和回忆文字面世之前。　
以下作者的着作令我格外受益：鲍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Maurice　Meisner）、钱其琛、陆伯彬（Robert　Ross）、阮铭、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泰伟斯、孙万国和于光远。　
理查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聪明干练的英国外交官，1984　年至　1988　年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根据自己和邓小平　
的会谈以及英国政府文件，写了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02＇　　。此书主要涉及邓小平在　1973　
年以前的经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文笔极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中间，鲍瑞嘉对邓小平时代的政　
治做了最为细致的研究，写成　Burying　Mao（《埋葬毛泽东》）一书。他利用了　1994　年其着作出版之前可见的中国　
资料和香港分析家的着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报道，我则极少使用，因为很难核实它们的信息来源，故而很难评价其　
可靠性。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的　The　Deng　Xiaoping　Era（《邓　
小平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为背景研究了邓小平。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　
的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国播种民　
主：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一书中，回顾了邓小平时代不断变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仅有出版物，还有她　

跟书中所记的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交谈。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03＇的作者阮铭　
在　1983　年被党内保守派清除出党之前是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他流亡美国后，激烈批评了那些拖改革后腿的保守派意　
识形态宣传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04＇的作者钱其琛，在邓小平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他的着作对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丰富的纪录。帮邓小平起草过三中全会讲话稿的于光远，在　　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05＇一书中讲述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由于我参与过这两本书的英译本编辑工作，所以有机　
会同这两位和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前官员进行补充性讨论。　
已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记者，也是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　
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的作者。毛泽东去世不久后他有机会见到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一些描述枣例　
如邓小平和三线工业的关系枣显示出严重误解，但他较其他记者而言接触到更多材料，并且讲述了当时人所不知的新　
鲜观点。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邓小平上台时担任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的主编，1992　
年邓小平退出权力舞台不久后，他召集一些学者对邓小平及其时代进行评价，并把这些评价文章收入了他编的　　Deng　
Xiaoping（《邓小平》）一书。　
泰伟斯和孙万国为写作他们的三卷本着作，较之所有西方学者掌握了更多　1974　年至　1982　年这个时期的中文文　
献。他们出版的第一卷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毛时代的终结》）的时间跨度是　1974　年到　1976　年。他们　
仔细评估关于各种事件的不同解释，旨在以极为细致的方式厘清基本事实。孙万国在过去　20　年里致力于探究这个时期　
的每一个重要事实，其坚持不懈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人。后来他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核对我手稿的不同版本，　
修正错误、建议补充说明及推荐关键性着作。　
傅士卓所着　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中国改革的困境》）是有关这个时期经济论战的最好的英　
文着作。陆伯彬写了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