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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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着作。陆伯彬写了几本研究这个时期外交关系的杰作。穷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国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　
撰写过三卷本的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06＇　，并与沈迈克合着讲述文革史的　　Mao's　　Last　
Revolution＇07＇。我认识所有这些作者，并就邓小平及其时代与他们进行过交谈。他们总是慷慨地对我补充他们书中所　
述，使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已经面世的中文资料浩如烟海，即使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也无法全部阅读。从　1990　年代开始，又可以从中文互联　
网上获得爆炸般增长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应当提到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　
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广东改革派领导人。窦新元曾在广东省经委工作多年，他既有个人经验，又具备　
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窦新元两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帮我搜集大量材料，并力求深入理解不同　
立场的中国人的感受和行为。姚监复曾是赵紫阳领导下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官员，也花了数周时间阅读我手稿中有关经　
济的章节。　
中文互联网是查询人名和日期这类问题的难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臆想或　
趣闻。如果互联网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没有注明来源，我会尽量核查原始出处，或至少在采用前将之与另一　
些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做时，我发现　China　Vitae　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官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三卷本的《回忆邓小平》是这类文献中最好的文集之　
一，类似的文集还有三卷本的《邓小平人生纪实》。《炎黄春秋》和《百年潮》这两本出色的杂志发表了很多与邓小平　
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文章。《炎黄春秋》是由既了解内情又有改革意识的前任高官主办的刊物。从保守派官员邓力群　
所写、出版于香港的《十二个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枣这个由他建立的研究所，为很多　
研究建国后重大事件的历史着作提供了条件枣的未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观点。　
还有很多有关这个时期的所有关键人物枣包括陈云、谷牧、胡耀邦、万里、叶剑英和赵紫阳枣的文献，往往　
是出自优秀的记者之手，他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视角。最出色的记者所写的有关邓小平的着作是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官方历史如《陈云传》，虽经过精心编辑，仍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朱佳木谈陈云的书（朱　
佳木、迟爱萍、赵士刚着：《陈云》）虽然简略，却得益于他为陈云当过五年助手的经历和他本人的细心研究。除了《邓　
小平年谱》外，还有一些官方为陈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一些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高官编订的年谱。　
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是有关　1949　年后中国历史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该书已　
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撰写，包括高华（已故）、陈东林、韩钢、沈志华、萧冬连等人。这部里　
程碑式的着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为这个时期客观全面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虽然中国政府已大大放宽了人们的写作空间，但大陆一些知情的局内人所写的东西仍被认为争议太大，无法在大　
陆出版。香港的出版业则更加开放，因此很多这类着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丰富的是邓力群、胡绩伟、杨继绳、赵　
紫阳和宗凤鸣的着作。在写过回忆录的改革派官员中，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他写了《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　
下台》一书。　
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谱，但他大陆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篇幅浩大的年谱，一部是盛平编的《胡耀邦　
思想年谱（19751989）》，另一部是郑仲兵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还有张黎群等人所写的三卷本《胡耀邦　
传》，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汇编了四卷本的文集《怀念耀邦》，编者为张黎群等，在香港出版。　
在大陆方面，胡耀邦的女儿用「满妹」的笔名发表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赵紫阳　1989　年后被软禁在家期间，设法记录下他的个人经历和观点，并被译成英文以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08＇　为书名出版，编者是鲍朴、蒋悦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　年之后，赵紫阳与之交谈时间最长的局外人是宗凤鸣，他写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　
阳并未授权宗凤鸣写下这些回忆，但他授权出版并亲自审阅了与记者杨继绳进行的三次主题集中的谈话纪录，该纪录发　
表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这些着作包含对邓小平一些做法的严厉批评，提供了有别于大陆出版文献的　
富有价值的视角。　
我还观看过记录邓小平的讲话、会见、出访以及与家人休闲的纪录片。我的研究助理还应我要求翻译了一些俄文　
文献。　
除了上述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一般性着作，我还使用了很多与本书某些特定问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见注释及英文、　
中文和日文文献的线上目录　：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　年住了五个月，2007　年一个月，　
2008　年数周，2009　年一个月，2010　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　
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　
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　
（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　
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人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　
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　
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　
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　
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　
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　
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　
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虽然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党史，如中央党校、几所大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员最多、文　
献最丰富、接触党内资料最便利的部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辖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机构的大约　15　名工作人员编　
写了《邓小平年谱》。此外，目前还有大约　15　人正在编写官方的邓小平传，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多年来，我在哈佛有机会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杰　
出的政治异见人士，他们极有才干，富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在　1980　年代与党的正统发生冲突。我同陈一谘、戴晴、　
高文谦、已故的刘宾雁、阮铭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谈均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跟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王　
丹有过交谈，还和曾因　1978　年在民主墙贴出著名的大字报〈论第五个现代化〉而被判刑　15　年的魏京生交谈过。我也　
跟较年轻的前官员，如吴国光、吴稼祥（后来回到北京）和郁奇虹进行过交谈，他们都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我也从在　
北京和哈佛结识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樊纲、卢迈和钱颖一那里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外，我还采访过鲍朴、储百亮　（Chris　Buckley）、陈方安生、陈广哲、陈昊苏、陈开枝、　
陈伟力、陈先奎、陈小鲁、陈元、陈知涯、郑在浩、邓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　
杜蒲、杜瑞芝、杜润生、高华（已故）、高尚全、高西庆、龚育之（已故）、顾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　
良、胡晓江、黄平、黄仁伟、纪虎民、江绵恒、金冲及、刘遵义、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　
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刘亚伟、陆恭蕙、龙永图、卢跃刚、罗援、马立诚、马沛文、马诚礼　
（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单少杰、　
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孙刚、曾荫权、万叔鹏、王建、王军涛、王雁南、王毅、吴敬琏、吴南生、萧冬连、熊华源、　
严家其、杨成绪、杨启先、杨天石、叶选基、叶选廉、叶刘淑仪、余晓霞、曾彦修、翟志海、章百家、张国新、张显扬、　
张星星、张新生、张颖、张蕴岭、赵树凯、郑必坚、郑仲兵、周明伟、周牧之、周琪和朱启祯。我感谢所有帮助过一个　
　
　
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不过他们对我的任何观点都不负有责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　
而作出的最佳判断的产物。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我去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过数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　
县，他打过八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1949　年到　1952　年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枣重庆和成都，以及　1930　
年代初他生活过几年的江西瑞金。我还走访过上海近郊陈云的出生地青浦。每到这些地方，当地学者和干部会向我深入　
讲解博物馆里的资料和实物，有助我在当地环境中理解邓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与前总理李光耀交谈，他对邓小平的了解大概不亚于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我也访问了前总理吴　
作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顾问吴庆瑞和总统纳丹（S。　R。　Nathan）等官员。我还与一些学者进行过长谈，尤其是　
王赓武、黄朝翰和郑永年。在香港，我会见过杨振宁和郑维健，后者与其岳父包玉刚同往中国大陆时，曾多次见到邓小　
平，而包玉刚这位香港船王跟邓小平见面的次数多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洲，我有幸与前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前　
外交部官员理查德？赖格比（Richard　Rigby）、罗杰？尤伦（Roger　Uren）等人交谈。此外，我去莫斯科时会见过　
列夫？德留辛（Lev　Deliusin），他在中国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写过一本有关邓小平的书。亚历山大　
？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枣一位细心严谨的学者，目前在美国教书，熟谙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谢尔盖？　
齐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y）的俄语文献枣与他的讨论使我尤其受益。　
我还数度前往英国，寻访对邓小平有特别见识的人，故与前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和　
理查德？伊文思、前任港督卫奕信（David　Wilson）进行过交谈。我还在北京会见过前驻华大使安东尼？格尔斯沃齐　
爵士（Sir　Anthony　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也有过交谈，并多次与香港和北京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　
邵善波座谈。　
我在日本与之进行过交谈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国广道彦、谷野作太郎；还有日本外务　
省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畠中笃、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岛裕、东乡克彦和渡边宏　
二等博学之士。我还同日本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专家做过交谈，特别是平野健一郎、川岛真、国分良成、毛里和子、添　
谷芳秀、高木诚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彦、辻康吾、矢吹晋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这两位日本的中国问题　
学者使我受益尤多，他们也是本书日文版的翻译。益尾知佐子写过一本论述邓小平外交政策的杰作，她协助我搜集日文　
文献，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官员进行过交谈，包括前总统占美？卡特（Jimmy　Carter）和前副总统沃尔特　
？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他们都是　　1979　　年与邓小平有过关键性会面的人物；还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我也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已故的　
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有过交谈，他们曾是负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白宫要员。尼克逊的女婿、曾跟岳父一　
起见过邓小平的爱德华？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忆。我还同一些前美国驻华大使交谈，包括恒安　
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洁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乔？普理赫（Joe　Prueher）、　
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尚慕杰（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　
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与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　
些任职于白宫、国务院或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他们是阿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费舍尔（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尔（Charles　Hill）、　
凯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　
麦卡希尔（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励德（Nick　Platt）、容安澜（Alan　Romberg）、芮效俭、　
索乐文（Richard　Solomon）、斯皮尔曼（Doug　Spellman）、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　
沙特（Robert　Sutter）、宋贺德（Harry　Thayer）和汤姆森（John　Thomson）。我过去的两名学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刘美远（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从事报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见解。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的白丽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获得各种有关人与事的信息的一个绝佳来源。我还访问过邓小平的四位翻译：　
冀朝铸、施燕华、唐闻生与已故的章含之。　
我还受益于仔细阅读过本书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凯　
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赛奇（Tony　Saich）和沈大伟。还有一些人细心阅读过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荣　
　
　
幸，他们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叶叙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尔斯坦（Mel　Goldstein）、凯　
博文（Arthur　Kleinman）、蓝普顿（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麦卡希尔、芮尔登（Lawrence　Reardon）、陆伯彬、芮效俭、撒母耳斯　
（Richard　Samuels）、索乐文、宋怡明（Mike　Szonyi）、怀默霆（Martin　Whyte）和赖特（Dalena　Wright）。　
（阅读过第　18　章手稿的人见该章列表。）中国的一些党史专家，如陈东林、程中原、韩钢、齐卫平、沈志华、萧延中、　
杨奎松和朱佳木，也阅读过先前被译成中文的手稿，帮助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不过，只有我本人对尚未纠正或在他们　
阅读后仍未发现的错误负责。　
与哈佛大学同事的讨论让我获益匪浅，他们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张伯赓（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尔登（Tim　Colton）、温奈良（Nara　Dillon）、欧立德（Mark　Elliott）、傅　
士卓、谷梅、戈迪温（Steve　Goldstein）、何晓清（Rowena　He）、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萧庆伦（William　
Hsiao）、江忆恩（Iain　Johnston）、柯伟林（Bill　Kirby）、凯博文（Arthur　Klein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　
奥格登（Suzanne　Ogden）、欧伟伦（Bill　Overhol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　
陆伯彬、赛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维明、王甯、华琛屈顺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妇（John　
and　Anne　Watt）、怀默霆、韦杰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尔夫（David　Wolff）。　
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学者讨论过相关问题，他们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陈广哲、大卫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尔德（Tom　Gold）、坦梅？戈尔斯坦、桂本青、蓝普顿、林培瑞、赵文词（Richard　Madsen）、　
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鲁恂（Lucian　Pye，已故）、赛缪尔斯（Dick　Samuels）、　
沈大伟、谢淑丽（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谢德华（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还得到过以下人士的帮助：安和丽（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达（Jorge　Espada）、　
高申鹏、吉伯特（Elizabeth　Gilbert）、罗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尔（Kate　Sauer）、石文婴和张烨。同　
在哈佛查阅　1949　年以后资料的所有学者一样，我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馆长南希（Nancy　Hearst）深怀　
感激，她一向以对资料的惊人熟悉和似乎无限的热诚，去帮助学者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数次纠正我的笔记，核　
对我的手稿。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枣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　
国研究中心图书馆（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　
我还要感谢熊景明，她以同样的帮助学者的热诚，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搜集并创造性地整理了中国大陆　
以外这一时期最完整的文献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亚特兰大卡特图书馆馆员的协助，他们帮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　
件。我的编辑伊尔？哈伯特（Earl　Harbert）认真细致，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让那些不是中国专家的人更易于理　
解。我的手稿编辑茱丽叶？卡尔松（Julie　Carlson）既有创意又工作投入，不辞劳苦地帮我使手稿最后成型。哈佛大学　
出版社的编辑凯萨琳？麦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发挥其创造精神，热情勤奋地照料着与本书出版有关的　
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国人类学专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始终是我的思想伴侣。她以最大的耐心为一个身不由己的　
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虽然我在　1993　年到　1995　年担任过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　
何保密资料。所有关于事实的陈述、表达的意见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书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报局或　
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书中任何内容都不应被推测为表明或暗示美国政府对作者观点进行过信息认证或　
认可。这份材料已经中央情报局审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泄。　
＇01＇SWDXP3；　p。　307。　
＇02＇中文版为理查德？伊文思着（武市红等译）：《邓小平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枣中文版编者注　
＇03＇中文版为阮铭着：《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枣中文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