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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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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
＇620＇《陈云年谱（19051995）》，1977 年 3 月 17 日。
＇6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页 156；程中原、王玉祥、
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546。
＇6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4 月 7 日，页 156157。
＇623＇邓小平在 1977 年 7 月 21 日的三中全会上更全面地阐明了这些观点。见他的〈完整地准确
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SWDXP2； pp。 5560。
＇6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10 日，页 157。
＇6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10 日后，页 157。
＇626＇例如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收入于光远等编：
《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页
230。
＇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6。
＇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59160；SWDXP2； pp。 5152。
＇629＇〈中发十五号枣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一）〉（1977 年 5 月 3 日，邓小平由汪东兴
转华国锋），未出版文件，藏于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6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4 月 10 日，页 157。
＇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445。另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20 日，页 156。
＇6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12 日，页 157159。
＇6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12 日，页 157159。
＇6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页 5387。
＇6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59161；SWDXP2； pp。 5354。
＇636＇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页
8696。
＇6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1621 日，页 162163；程中原、王玉
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7。
＇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7 年 7 月 1621 日，页 162163；SWDXP2； pp。 5560。
＇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7 年 7 月 1621 日，页 162163。
＇6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30 日；与一些当时在场者的交谈，无日期。
＇64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0。
＇642＇〃Closing Address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munist Party of
China；〃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1977）； pp。 189195。
＇6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
＇644＇SWDXP2； p。 82。
＇6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10 月 10 日，页 221220。
＇646＇SWDXP2； p。 61。
＇647＇SWDXP2，54 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60161。
＇6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5。
＇649＇吉伟青：〈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炎黄春秋》，2003 年第 5 期，页
4042。关于邓小平在 1997 年努力推动教育的概述，见夏杏珍：〈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当
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058。
＇650＇SWDXP2； p。 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7 日，页 166。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1 日，页 169。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9 日，页 167。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4 日，页 172173；另见他在 1977 年 8
月 8 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 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556；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
省委、湖南电视台：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第 3 集《破冰》（湖南电视台，2004）。
＇658＇SWDXP2； p。 82。
＇659＇第 3 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7。
＇662＇这遵循了日本、南韩、台湾和东亚各国的社会模式，那些地方的统一高考也起着类似作用。
参见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663＇SWDXP2； pp。 64。
＇6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9 月 19 日，页 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有关教育和科学的讲话中有阐述，见 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223230。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
＇669＇对中央党校和其他党校的概述，见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另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
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 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译应是：
〃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672＇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宝祥：《真理标
准问题讨论始末》。
＇67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2。
＇67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7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7 月 22 日，页 345346。
＇677＇马立诚、凌志军：《交锋》，页 41。
第 7 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 1871 年 12 月到 1873 年 9 月，明治政府
的 51 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 15 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
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
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
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
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
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
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 1977 年到 1980 年，很多次由
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 1975 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
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
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
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 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
着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 ＇71＇相比之下，1970 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
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
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把这当作对他们
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补偿。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
几个月的时间，到 1978 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 13 名副总理
一级的干部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 50 个国家。 ＇72＇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
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
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
己多么落后。」 ＇73＇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告诉那
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
变。 ＇74＇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1978 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四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
欧。从 1978 年 3 月 9 日到 4 月 6 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
和罗马尼亚。 ＇75＇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76＇但更加重
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枣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
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77＇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
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 1978 年 4 月至 5 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
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
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
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 1977 年视察广
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
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国家计委的代表团从香港回来后，1978 年 5 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外经贸部副部长
李强也在 1978 年 12 月访港，以加强北京和港英政府的关系。他在香港期间促请港督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
采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国务院官员访港之前，香港与大陆的
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访问为使香港成为向中国输入资本和全球经济发展知识的主要渠道铺平了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获得现代工业技术的来源，还因为它提供了管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成功
战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林乎加率领的代表团于 197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2 日访问了日
本，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委、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国银行。日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国当时面对的类
似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一片萧条，但在战后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日本经济迅速进步，很快就赶上
了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经济管制、中央计划经济、配给制和价格管制的战时经济，转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
的民间经济，其中消费产业是工业成长的主动力。
林乎加的代表团甫一回国，就向政治局汇报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进步：日本人大胆引进国外技术，利用外资，大
力推动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团汇报说，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愿意提供援助和技术，帮助中国的发展。代表团推荐
了各种项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尽管由于此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政府降低了日本对中国振兴的影
响力，但这个代表团以及稍后邓小平 10 月的访日，使日本在资本、技术和工业管理方面对中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 1978 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6
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 1978 年 11 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 年 59 月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从 1978 年 5 月 2 日到 6 月 6 日，他率领一个高
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五国枣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代表团成员在出国前听过简单的情况介绍，但他们对
西方都了解甚少。这些备受尊敬的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
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邓小平在 1975 年对法国的五天访问侧重于外交关系，只短
暂考察了企业。与此不同，谷牧的访问为期五周，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深入考察了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和
观念。谷牧回忆说，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
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78＇
谷牧代表团的 20 名成员是由华国锋指定的。 ＇79＇出访成员中至少有六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
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像岩仓使团成员一样，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710＇
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 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
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他不
但抓经济计划，而且分管科技。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
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便很快打消了疑虑。谷牧与复职的老干部和文革中发迹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事实上，谷牧受到
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团动身时，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仍然悬而未决，但是中国与考察团出访的五个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正
常邦交，这些国家在 1970 年代都曾派出高级代表团访华。因此，当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团出访这些欧洲主要国家
时，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时驻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国驻华大使都飞回本国，陪同中国代表
团访问他们各自的国家。＇711＇
由于中国刚开始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谷牧代表团的成员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虽然有出国之前为他们准
备的情况简报，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还是让他们吃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
也不开放，因此对于欧洲人愿意让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他们无不感到诧异。＇712＇
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 15 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
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 80 个不同的地点。＇713＇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
绍，收集各种资料。＇714＇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但他们也会见了外交官、政治家和军官。
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他们几乎没有观光时间，但还是访问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考
察德国资本主义成就的同时，也向共产主义的起源地表达他们的敬意。＇715＇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
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
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
了他们的想像。就像几年前的邓小平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716＇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
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
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717＇欧洲人
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仅仅在一次宴会上，在座的一群欧洲人就宣布准备提供多
达 200 亿美元的贷款。＇718＇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徵税，并对当地事务作出决策。
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719＇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 3 点召开。政治
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 11 点才结束。＇720＇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
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了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
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
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
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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