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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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　
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　　1）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　61　人「叛徒集团」；＇752＇　
（　　2）在　1940　年中组部决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　　3）　　　1937　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　　4）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　　5）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　
误承担责任。＇753＇　
不难想像，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讲话的：他的怨气很深。这尤其是因为，华国锋没有重新安排他担任要职，而且　
汪东兴拒绝印发他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应当让邓小平复出的讲话。但是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发言的　
人，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长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　
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能够对那些仍没有获准恢复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都了解受到凌辱和肉体摧残是怎么一回　
事。在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枣他对许多人的死　
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　
锋的不满越烧越旺。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　
10　月　9　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　
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　
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北组的组长。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　
正在发生变化，并于　11　月　13　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　
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广大群众在　1976　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　
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　
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754＇　
北京市委属下、当时由林乎加负责的《北京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份公告。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位媒体干　
部枣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枣大胆　
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　
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新华社也立刻宣布　
不仅群众从事的是革命行动，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质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在　11　月　16　日转载了新　
华社的声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　
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755＇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　
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756＇　
公告的发表在会议上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浪。不难理解，林乎加会担心他的大胆举动将招来批评。11　月　16　日，文　
章在两家报纸上登出后，他打电话问其中一个主编，那个头条新闻是由谁批准的。当得到答覆说转载《北京日报》内容　
的决定只是由主编作出之后，林乎加说，他可以为《北京日报》的文章承担责任，但其他两个主编则要为自己报纸上的　
头条新闻负责。林乎加害怕华国锋会生气，又打电话给华国锋作出解释，并请求他谅解。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华国锋并　
没有责怪公告的发表。　　＇757＇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　11　月　18　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　
　
　
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　
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758＇　

11　月　25　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　
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　1976　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　
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　
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　1967　年　2　月　
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　
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作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　
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759＇他还承认，大多　
数与会者感到纪登奎关于农业的讲话仍不够充分。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760＇　
12　月　13　日他又做了一次讲话，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作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761＇如他　
所说，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气氛的决定性变化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并且在中央工作会　
议的前三天变得十分明显，华国锋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被允许保留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当新的政策路线被采用时，拥护以往路线（现在被称为「错误路线」）的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宣布支持「正　
确路线」。然而，华国锋的一些亲密同事并没像他那样圆滑地赶紧调头。时任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就　
坚决反对为大批干部平反和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他当时仍掌管着「专案」和宣传工作。老干部们认为，汪原本是作　
为毛的忠实卫士获得了他不能胜任的职位；而他在两年前逮捕「四人帮」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又让他保住了这个本来　
就不应属于他的职位，并使他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阻碍进步。华国锋在　11　月　25　日接受了党内的大气候以后，有两名　
与会者确信风向已变，于是未经协商就开始点名批评汪东兴。他们斥责汪阻碍老干部复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坚持「两个凡是」，讲邓小平的坏话。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　
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　
汪东兴拒绝作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　12　月　13　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762＇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　
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决定，将中央专案组和「五　
一六」专案组的材料转交中组部：「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恳求党中央免去我的这些职务。」＇763＇吴德和李鑫也　
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三个笔杆子枣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　
是」站在一边枣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三个支持者枣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枣也留在政治局内。　
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　
换。＇764＇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　
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　
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　
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　
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　
率。＇765＇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　
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　
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766＇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　
提醒人们说，1949　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1957　年）和　
　
　
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　年1965　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　
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　
出口税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　
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作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　
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　
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　
做事」的人。＇768＇　　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769＇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　
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会议上普遍认为，在经济工作摆到第一位的时代，应当对陈云这位经济上最有智慧和经验的专家委以重任。陈云　
十分清楚，邓小平在外交和军事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经验丰富，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说，就最高职位而言，邓小平是　
唯一合适的人。＇770＇但是与会者热情推荐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在工作会议期间团结一致，是因为两人都决心给老干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工作。邓小平实际上　
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　
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　
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　
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　
作作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　
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　
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771＇华国锋也　
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作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尽管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庆　
祝，而且华国锋名义上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头衔，但邓小平按叶帅的建议，已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作准备。　
在为新工作作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　
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枣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枣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史太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　
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　
当然地急于求成。＇772＇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　
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773＇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　
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　
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774＇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　12　月　2　日，华国　
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　
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　
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　1969　年到　1973　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　
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775＇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　12　月　2　日拿出一份有三页纸、共计　1；600　字的说明。他就　
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对稿子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　
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　月　5　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　
的意见。12　月　9　日和　11　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　
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　
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　
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　
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　
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　
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四个问题。　
在　12　月　13　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　1957　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　
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　
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　
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　
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　11　　月　29　
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　
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但是不　
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犯过错误，他本人也犯过错误，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枣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　
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　
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与毛泽东依靠精神鼓励搞大跃进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说：「调动积极性不能没有经济　
手段。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响应号召，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有效。」＇776＇邓小平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通过提拔　
和改善生活条件，奖励那些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人。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　
主动精神。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当　
他在　1975　年对下级干部说要敢想敢干时，干部们担心毛泽东会在政策上变卦；而他在　1978　年再说这些话时，听他讲　
话的人已经不必再为政策的变化担心了：他们觉得干劲十足，要努力为国家做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　
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但是，」他说，「搞清楚每个细节既不可能，也无　
必要。」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对参与过　
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决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作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　
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777＇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增　
大枣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　
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　
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778＇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他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　
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　
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779＇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作好准备，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