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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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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779＇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作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
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进
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润增长状况枣而这是以其工人个人收入及提供的集体福利作为部分
衡量标准的。与会者急切地想得到在这种新环境下的更具体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会议最后的重要讲话之后，参加者就
会散会；但是这次邓小平讲话之后，会议又延长了两天，以便来自各个地区的小组继续讨论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中
的新指示。＇780＇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 1949 年以前和
1950 年代初及 1960 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 1978 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
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
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 1822 日
三中全会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在京西宾馆召开，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五刚在这里结束。在参加中央全
会的委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也参加了工作会议。但是参加全会的还包括全体中央委员枣他们都担任党政军要职，而
出席工作会议的则包括另外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内领导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的委员们在其他人到来之前，聚在一起阅读了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便能够统一认识。接下
来的三天是中央全会的正式会议和分组会，担任组长的人与工作会议的分组会相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
仪式。通常全会的序号是与此前的党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因此当中国
人只简单说「三中全会」时，听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
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虽然改革开放其实是由华国锋启动的，但它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
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
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头号领导人。早在 11 月 23 日，即华国锋 11 月 25 日讲话的前两天，香港记者就
向到访的美国专栏作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说：「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他现在掌管着中国的集权政府。」
＇781＇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
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
拍板的权力。不难理解，很多老干部的案件将在以后几年得到平反，使他们得以回来工作。
通常最高领导人都要在全会上做主题报告，但是由于华国锋是名义首脑，邓小平才是头号领导人，因此很难决定
由谁来做这个报告。全会的组织者解决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是取消了报告，但他们实际上把邓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看作是给党的工作定下了基调。虽然华国锋主持了最后的会议，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在全体中央
委员面前相邻而坐，真正握有实权并且今后将领导国家的人物身上：邓小平和陈云。东北组的组长任仲夷说，就像遵义
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782＇
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陈云用了另一个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就像延安整风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在 1949 年以后领导
国家一样，中央工作会议也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领导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783＇
没有加冕礼的权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
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
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
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 1976
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在此后
的两年半里，邓小平确实把华国锋排挤到了一边，并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一
步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没有使中国民众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
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于是他们
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枣陈云枣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
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
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从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到 1979 年 12 月，当邓小平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开始架空华国锋时，他和华国锋
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谈起对方时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变得强盛，也都愿意采取
务实灵活的作风。但是在 1979 年华国锋毕竟仍是主席，而邓小平行使着非正式的权力，两人的关系难免特别尴尬。如
果摊牌的话，邓小平的非正式权力足以压倒华国锋名义上的权威，但邓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样，力求避免任何公开的不和。
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在公开会议上仍然代表党和政府。不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拥有
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顾问的支持，他们担心一人独裁，主张集体领导。在 1979 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
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于华国锋
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
政治技巧。到 1979 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
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
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
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71＇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72＇《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 19491992》（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下册，页 1049；Nina P。 Halpern；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
77109。
＇73＇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转引自林重庚：〈序言：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载吴敬琏编：《中国经济 50 人看 30 年：回顾与反思》（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74＇李向前韩钢：〈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纪录〉，《百年潮》，1999 年第 3 期，
页 411，收入杨天石编：《 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 192。
＇75＇DXPSTW； pp。 5556。
＇76＇ 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的看法，可以参见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1730。
＇77＇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rch 9 to April 6； 1978。
＇78＇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下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 155156。另参见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页 411，后收入杨天石编：《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页 203204。
＇79＇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页 35。
＇710＇徐瑷：〈不看不知道：访原国家轻工部部长杨波〉，载宋晓明、刘蔚编：《追寻 1978：中
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页 539。
＇7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2＇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0。
＇713＇《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19491992》，下册，页 10501054。
＇714＇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页 203204。
＇715＇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页 263266。
＇717＇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访原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载宋晓明、刘蔚编：《追
寻 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页 558。
＇718＇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1。
＇719＇同上，页 541；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8。
＇720＇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9。
＇721＇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6。
＇722＇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页 3。
＇72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70；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
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实之一〉，《党史博览》，2004 年第 10 期，页 410。
＇724＇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725＇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6157。
＇7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8 年 9 月 20 日，页 387388。
＇727＇萧冬连：〈19781984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970；DXPSTW； pp。 5361。
＇7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9 月 20 日，页 388。
＇72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页 235。
＇7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第 3 卷，页 252。
＇731＇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页 625。
＇732＇这时很多地方还有「革委会」，即包括很多拥有军职的地方干部和被授予军职的地方干部的
政府机关。
＇733＇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第 2 卷，页 623624。
＇734＇王恩茂（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中国命运的「工作重点转移」〉，载于光远等：
《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204206；SWDXP2； pp。141144。
＇735＇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载于光远等：《改变
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31235。
＇736＇DXPSTW； pp。131。 于光远的中文原着是《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
话纪录〉，页 190200。
＇737＇DXPSTW； pp。131。另见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页 46181。
＇7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0 月底，第 415 页；苏台仁：《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第 2 卷，页 625。
＇739＇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话纪录〉，页 129148；DXPSTW； pp。
128148。
＇740＇DXPSTW； pp。 167168。
＇741＇DXPSTW； pp。 1822。
＇742＇DXPSTW； pp。 2932。
＇743＇这一信息来自我与一些东南亚官员的交谈，邓小平访问这一地区时曾与他们会谈。
＇744＇朱佳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304；
DXPSTW； p。 21。
＇745＇DXPSTW； pp。 6572。
＇746＇DXPSTW； p。 24。
＇747＇Ibid。； pp。 2328。
＇748＇DXPSTW； pp。 5153。
＇749＇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DXPSTW； pp。 3942。
＇750＇王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广东的改革开放〉，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
页 198203。
＇751＇这个信息来自与叶选基的交谈，当时他正与他的叔父叶剑英一起工作。另见他的文章：〈叶
帅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载《南方周末》，
2008 年 10 月 30 日，D23。于光远是邓小平的讲话起草人之一，对谈话都认真做笔记，但是他不知道
11 月 11 日的会议。
＇752＇钱江：〈张闻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纵横》，2001 年第 2 期，页 46。早在 6 月 25
日邓小平就读了有关 61 人案件的报告。邓小平看报告时说，这些案子必须解决，但事实上直到 6 个月后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才得到解决。这 61 个人是否为获释出狱而与国民党配合过于密切的问题，中央领导人
早在 1936 年 4 月已有结论，认为他们是清白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在 1967 年 3 月再次宣布他们是
叛徒。
＇753＇DXPSTW； pp。 6365。 另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7779。
＇754＇DXPSTW； p。 70。
＇755＇DXPSTW； pp。 7172。
＇756＇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8586。
＇757＇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 9091 页。
＇7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1978 年 11 月 10 至 15 日，页 11551156；1978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页 1156。
＇759＇DXPSTW； pp。 7276。
＇760＇DXPSTW； pp。 4651； 7476； 7879； 166。
＇761＇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86。
＇762＇DXPSTW； pp。 8090； 108；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115125。
＇763＇DXPSTW； pp。 163165。
＇7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12 月 22 日，页 457。
＇765＇DXPSTW； pp。 3946。
＇766＇吴象：〈万里谈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86287。
＇767＇梁灵光：〈一次划时代的中央会议〉，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73274。
＇768＇任仲夷：《追寻 1978 年的历史转轨》，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16。
＇769＇DXPSTW； p。 127。
＇770＇朱学勤：〈30 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南方都市报》，2007 年 12 月 16 日。
＇771＇《叶剑英年谱（18971986）》，页 1157，1978 年 11 月中旬。
＇772＇DXPSTW； pp。 7678 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
＇773＇DXPSTW； pp。 7678 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
＇774＇DXPSTW； p。 78。
＇775＇此处对邓小平讲话稿的准备工作的讨论以及所引用的邓小平讲话，同上注，页 129148。我
这里的讨论也利用了于光远的采访。见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另见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页 46，载杨天石：《邓小
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 186189；李向前、韩纲：〈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
三次谈话纪录〉，载《邓小平写真》，页 190200。
＇776＇DXPSTW； pp。 185190。
＇777＇DXPSTW； pp。 129143。
＇778＇〈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SWDXP2； pp。 151165。
＇779＇DXPSTW； pp。 132139。
＇780＇Ibid。； pp。 168172。 梁灵光：《一次划时代的中央会议》，页 175。
＇781＇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 326。
＇782＇任仲夷：〈追寻 1978 年的历史转轨〉，页 215216。
＇783＇DXPSTW； pp。 205207。
第 8 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
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文革随着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
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讲话的中国人十分渴望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有人想反击迫害过他们的人，有人要保护自己，
还有人只是想诉说自己及其亲友蒙受的苦难。
有些党的领导人从这种被压抑的怨气中，看到了用来对付其敌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并无政治目的，只想表达个
人感情。但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
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在政治运动或大饥荒中本人或亲人受过苦的有数千万人。强烈的敌对情绪不但针
对欺压乡里的地方干部，而且针对上一级干部，因为他们都属于造成这种灾难的体制的一部分。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
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
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 1949 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
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公认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
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
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
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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