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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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1230＇　
2　月　29　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　
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　
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1231＇　
凡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对于他要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不会感到意外。公开攻击是不能容忍的：使红卫兵能够在　
1966　年公开攻击别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修改宪法时应予废除。邓小平对他所说　
的党内民主的含义作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作出决定，　
党员就要执行。邓小平清楚地说明了应当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党员：「不够格的党员」就要开除。＇1232＇　　邓小平的观点在　1980　
年已经成型，在他当政的整个时代，这篇讲话都可以作为对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　
就职典礼枣五中全会：1980　年　2　月　2329　日　
在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9　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邓小平及其盟友在　1979　年最后几周　
作出的决定。支持华国锋的政治局重要成员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受到正式批评，从政治局「辞职」；陈锡联　
和纪登奎也丢掉了副总理职位。汪东兴和陈锡联是真正的激进派，但吴德和纪登奎骨子里并不激进，他们只是作为有经　
验的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求自保而顺应激进派罢了；他们的政治命运戛然而止，是因为他们　1976　年　4　月　5　日镇压　
了在天安门向周恩来、邓小平表达敬意的示威者。　
邓小平的三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胡耀邦成了党的总书记。华国锋名义上仍是总理，但　
赵紫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万里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理，并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这为在　
全国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铺平了道路。他们两人的副总理职务在　4　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　8　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时，在　2　月已经离开政治局的纪登奎和陈锡联，被正式免去副总理职务。　
这次全会事实上相当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职典礼。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现在都是邓小　
平路线的热情拥护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于正式投票，因为这种事极少发生，政治局常委其实也极少开会。但是常委的　
人事变动在上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使下边的干部很快意识到上级将要采取新的政策路线。因此在五中全会之后，　
下级干部更仔细地解读邓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文件，他们不必再两边下赌注，不必再密切关心华国锋说　
些什么了。　
除了在五中全会进入最高层的干部，一些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改革的老干部也出任了高层职务。邓小平将那些在文　
革时期靠打击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得到升迁的干部，从他的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军队中的某些重要职务，　
邓小平使用与他有着特殊信任关系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领导背景各异的党员上，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　
心，因此认为不必要求个人忠诚。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帮派，而是全党，只有那些没转变立场接受他领导的文革受益者除　
外。　
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作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　
日报》和党刊《红旗》）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　
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　
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　
　
　
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上边发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级干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　
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　
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1980　年初的这些人事变动，使邓小平得以更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推动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碍的计　
划。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　1945　到　1966　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　
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虽然他已在　1969　年去世，他的冤案却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布，　
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　
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1233＇　
五中全会还恢复了　1966　年被撤销的书记处。书记处重建之后，领导着各部门一小批领导的政治局要员在那里都　
有自己的办公室。实质上，书记处成了协调党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机构。书记处每周都要开例会，在国务院办公的赵紫阳　
总理也会参与其中，在党和政府之间做一些协调工作。　
五中全会的变化有助于减少政治局会议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畅通。新的领导班子的巩固，使邓小平能　
在随后几个月内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农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五中全会也为　1980　年底完成对党的历史评价、解除华　
国锋的所有职务铺平了道路。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　年秋至　1981　年　6　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　
经验，从　1978　年　12　月到　1981　年　6　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　
略考虑的。即使　1978　年　12　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　
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　
邓小平在　1980　年　2　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　1980　年　5　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　
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234＇　　1980　年　8　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　
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　
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　1979　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　
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1235＇　　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　197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至少从　1956　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枣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　
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史太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时间。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他的长子由于毛泽　
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　
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　
路线。1980　年　8　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我们不会像　
赫鲁晓夫对待史太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36＇　　当　1980　年　10　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毛泽东　
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237＇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　
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　
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文件的第一稿于　1980　年　2　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　
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　
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　
　
　
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整的很多高层干　
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圈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可以公开表明　
他的立场：他要扞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1239＇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　
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例如，邓小平在　1980　年　6　月　27　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　
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枣起草人别无选择必　
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　
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成就，然后再承认缺点。＇1240＇　
为了在人民群众中取得广泛共识，形成团结而不是对立的局面，邓小平指示说，要让北京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有　
机会给草稿提意见。于是，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修改稿后，中央办公厅于　1980　年　10　月　12　日将它发给大约　4；000　名　
高级干部，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经过汇总之后，交给起草人作进一步的考虑。＇1241＇　　实际上，把中央党校的　1；500　
名学员也算在内，总共有大约　5；600　名党内高层参加了草稿的讨论。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更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科技　
专家方毅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　1967　年　2　月就敢批评文革的谭震林说，毛泽东的做法违背　
了他自己的教导。但是当黄克诚枣他自己的上级彭德怀挨整时，他也受过严厉批判枣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毛泽东的　
贡献辩护时，其他人很难再要求更加严厉地批毛。　
虽然草稿的修改和审议仍在继续，但是到　1980　年　11　月底时，主要的讨论便已结束。1981　年　3　月　24　日，当　
邓小平与陈云商讨后期的最新一稿时，陈云说，要多讲建国以前毛泽东的作用，这更能突出毛的积极贡献。陈云还说，　
应特别重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并转告给了起草人。＇1242＇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　
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价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彭德怀的分歧不再被认为严重　
到需要用「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形容。这让每一个人有了喘息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亲友，他们感谢这种措辞上　
的改变。　
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　
进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　
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　
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1243＇　　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　　年之后将有可能对　
毛泽东再作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　1980　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　
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　

＇1244＇　

就像苏联对史太林的功过三七开评价一样，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也是三七开。毕竟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过错误。　
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些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81　
年　3　月　19　日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　
邓小平深知，必须让群众放心，评价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过程在有序进行，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发生破　
坏性的「权力斗争」，没有出现「非毛化」。正是在这时，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是采访高层领　
导人的全球最著名记者之一，一向以言辞犀利，准备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头痛的尖锐问题而闻名。邓小平乐意接受她　
的挑战。8　月　21　日上午的采访进行得十分愉快，邓小平在采访结束时开玩笑说：「我们吃饭去吧，我的肚子已经开始　
闹革命了。」他还提出两天后再次接见她。　
在法拉奇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两周以前，北京已经发出通知，要减少在公共场所悬挂毛泽东画像和诗词的数量。　
因此法拉奇的提问便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保留？」作为开始。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解释　
说，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不同，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说，毛泽东思　
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尽管毛在晚年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原来提倡的思想。当法拉奇问到大跃进的错误时，邓　
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错误，他们都有份。＇1245＇当她问到毛泽东　
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　
　
　
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建立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1246＇　
很多领导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问时会变得十分烦躁，邓小平却应对自如。后来法拉奇回忆自己漫长的采访生　
涯时，将她对邓小平的两次采访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钱其琛外长这两次采访时也在座，他还参与过邓小平的其他很多　
次会见，他也把邓小平在这两次采访中的表现作为邓小平最精彩的表现之一。＇1247＇　
1979　年　5　月之后华国锋就不再经常公开露面。在　1980　年　9　月　7　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最后一　
次重要讲话。他没有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他确实表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不应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　
争。在经济问题上，他的讲话与当时党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要求，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1248＇提　
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文件，如「指导原则」，实际上也有力地批评了华国锋的领导。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常委们讨论了党史文件中是用简短的六行文字对　1976　年以后的时期作一总结，还　
是用较大的篇幅对这四年作出更详细的评价枣后一种做法难免包括对华国锋的批评。华国锋当然反对具体说明这四年　
的细节。与会者同意先把篇幅较短的一稿发给其他领导人讨论，看看他们反应如何。＇1249＇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都批评华国　
锋在阻止邓小平复出上起的作用，主张用篇幅更长的稿子。最后邓小平同意文件应包括对那四年的讨论，这可以使解除　
华国锋职务的理由更加明确。＇1250＇　　于是篇幅更长的内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1251＇　
在　1981　年　5　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约　70　名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决议的修订稿。起草人员作了一些细微　
的修改后，最后一稿被提交六中全会，并在　6　月　27　日获得通过。它将在　1981　年　7　月　1　日建党　60　周年之际向全国公　
布。＇1252＇　
在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　
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于党史研究者在　30　年之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纪录。不过，　
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　11　月　19　日的一篇有关讲话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争论的大致轮廓。　
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这种说法很可能反映着他对邓小平让他下台　
的不满。但胡耀邦在　1980　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作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　
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作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运　
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胡耀邦又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错误的阶级斗　
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　
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　
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最后，胡耀邦回忆说，他在「四五」事件后非常失望，因为从那时　
起直到　1977　年　2　月　26　日，他一直无法得到与华国锋交谈的机会，而且直到　1977　年　3　月　14　日之前他也不能随便看　
望邓小平。　
据胡耀邦称，陈云（华国锋一直不让他回来工作，直到三中全会的气氛形成，促使华国锋不得不这样做）说，从　
毛泽东去世直到　1977　年　3　月，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能力。胡耀邦说，叶帅和李先念几次劝华国锋让邓小平回来工作，陈云和王震在　1977　年　
3　月的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同意，但华国锋仍然拒绝这样做，而是只依靠少数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　
华和李鑫。对于党内事务，有时直到最后一刻还把其他干部蒙在鼓里。华国锋还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胡耀邦承认，这　
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错误，也是邓小平和他本人的错误，其实，当时只有陈云认识到了那些计划太冒进。＇1253＇　
在　1980　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国锋下台的人是叶帅。在讨论党史时，叶帅就不赞成强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　
觉得，为国家利益计，必须比邓小平更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更愿意将责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叶剑英看来，　
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生动地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达最后的敬意，　
毛向他招了招手。虽然毛已说不出话，但他知道毛想说什么，他希望叶剑英能够支持华国锋，帮助他走上领导岗位。（然　
而当时一直陪着毛泽东的毛远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1254＇）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　
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　
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　
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　
　
　
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