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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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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枣
通过日益开放的电视、报纸和个人交往，通过他们在广东开办的工厂、饭店、餐馆和商店。在 1980 年代初的广东街道
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
消失了，到 1992 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从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枣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
国」商人枣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 1983 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枣如船王
包玉刚枣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
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 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
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
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
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
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繁荣期掌
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
其他目的地。动身前往大陆之前，他们会向香港商人了解情况，而后者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
外国人受到本国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贿，便通过受限制较少的香港代理人为自己在广东的生意铺路。台湾商人由于其政府
在 1980 年代初禁止与大陆通商，也通过香港的合作伙伴与内地做生意。邓小平开放连接广东和香港的「南大门」的试
验，使这里成了外来投资、技术、管理技能、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
中国到 1980 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
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
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 1980 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
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
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
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 1978 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
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 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
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滚滚车流。
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 1980 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过去的生产队或公社）迎
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 1980 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一百六十
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两旁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1427＇ 1979 年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只是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二十年
后的深圳市则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接近一千万，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到 1992 年邓
小平退休时，估计有一亿人次涌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其中不少人后来又返回家乡，但也有数千万人留在了那里。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 1980 年到 1985 年间领导广东经济
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邓小平退
出后，就像全国人民感谢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一样，广东人也感谢任仲夷的大胆领导。多年以后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曾
专程去看望已退休 20 年的任仲夷，向他表达敬意（关于任仲夷，请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根据 1982 年 1 月的一份文件，涉及 3；000 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 5；000 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
报送北京批准。＇1428＇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
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
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作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
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得到任命的省级领导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但任仲夷和省长梁灵光却应邀与邓小平单独见
了面，此外还去拜会了华国锋、万里、陈云和叶帅。邓小平与他们见面时说，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探索一条出路。邓小
平了解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造成的强烈情绪，关于如何对待这个过去遗留的问题，他向任仲夷和梁灵光说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能完全不谈过去，但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纠缠于小事。邓小平说，只要在新的岗位上拿出适宜的政策，工作就能
顺利进行。邓小平还表示，他希望广东和福建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指导。万里在会见他们时则大胆
地说，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适合地方的情况，他们就应当做符合当地需要的事。＇1429＇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
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
他作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即使没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干部们也感到难以勾画出一幅全新的路线图。例如，在研究建设广深公路时，他
们担心预算有限，也无法想像汽车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便错误地采取了谨慎策略，决定建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结果没
过十年就被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
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枣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
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位、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
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遝，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布，结果
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
派的噩梦枣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试验的教益
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发现，为了吸引外资设厂，必须建立「一站式」的决策中心。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
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最能
吸引外来公司的地区都是那些对政府机构进行重组、将决策集中的地方，这使地方官员在一个办公地点就可以作出所有
关键决策。
在如何向外来投资者收费方面，人们也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最初，地方政府对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成本几
乎一无所知，一开始索取的费用往往不是远远高于、就是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过了几年后，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价格找到
了感觉，开始定出更为适当的价格。由于前来打工的劳动力数量几近无限，劳动力成本仍然大大低于多数工业化程度较
高的国家。
此外，为争取投资而相互竞争的地方干部早就发现，如果不让外来投资者得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投资回报，他们就
会另寻他处。最初，干部们听说运到海外的产品能卖高价，于是也向外国人开高价，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让中国劳动力受
外国资本家剥削。但是渐渐地，中国官员开始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认识到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销售产品的商人少得
多，对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
做到信誉牢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干部认识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伙伴，使其扩大投资，就必须讲求信誉。
外国投资者希望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可得到公正解决，中国的干部便以签订协定、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干
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奇怪，如果外国投资者感到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靠
得住，能在早期野蛮的、不讲章法的中国市场上解决不可预期的问题，必要时还能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创造性，他们当然
愿意继续投资。在外资公司工作的当地经理也学会了按时完成任务是多么重要，学会了如何有效管理多重任务。还有一
些管理人员学会了现代会计制度枣如何编制进度表、如何计算成本、如何使用计算器和后来的计算机。
香港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曾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建筑业的繁荣期掌握了建造摩天大楼的技术，他们也
开始向广东的合作伙伴传授如何在内地组织和管理这类项目。他们还同时带来了现代建筑设备，并教当地工人如何操作。
消费服务业是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的另一个领域。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之前，国营商店只卖品种单一的必需
品。商店的营业员对顾客十分冷淡，他们公开表示既然报酬少得可怜，他们不想傻乎乎地卖力。香港商人经营的广东第
一家现代饭店枣白天鹅宾馆开张时，为了做好生意，从香港带来了行销经理和服务人员，由他们传授饭店的清洁保养、
有效组织以及如何满足顾客的愿望。饭店的餐厅立刻引来大批消费者，另一些餐馆为了与之竞争，也开始提供不相上下
的服务。
来广东的工厂和商店打工的农村人，很快就学会了守时以及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协作。拿计件工资的人学会了如
何在给玩具填充海绵或为各种消费品安装零件时提高效率。他们养成了洗手和其他卫生习惯。他们平生头一次跟来自天
南海北的工友一起工作，这也使他们的眼界变得更为开阔。他们学会了现代技术和流行时尚，这些知识很多来自于他们
生产的那些先是为出口、后来又转而内销的电子产品和服装。温饱有了保障后，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视机、洗衣机、
微波炉和空调。姑娘们追逐香港的时尚，学会了如何使用化妆品，如何梳理新发型。＇1430＇通过给家人写信、或是时间长
短不一的返乡，这些农民工成了当地另一些向往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效法的样板。＇1431＇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
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
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
不如这样说，在广东，不到十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党维持着全面的
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给予广东和福建的特殊政策、特区所特有的自由空间，使这
些地方成了培养人才的孵化器，这些人才将在大都市的现代工厂、商店和办公室有出色的表现。从这些企业学到的知识，
很快就从广东扩散到了其他地区。
先行者面对保守政治逆风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
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像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保守
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也「不例外」。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
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为鼓励外
国公司前来开工厂，应当给它们多少减免税优惠？如果允许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否也应当允许它生产其他没
有得到批准的产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内销？
由于在公私利益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能会诱使当时仍然很穷的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
请？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红包？能否用公司的车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学？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广东
设厂可以得到激励，可是谁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广东人为了得到税收优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干部
总是伺机阻挠「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压制改革派与外企合作的热情，他们要找到可供批评的行为也并非难事。
其他地方的干部怀着忌妒心，也在寻机批评广东干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说，他们本省同样迫切需要的物资，
却必须送给广东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干部想方设法拖延对广东的供应，乃至广东为确保国家调拨给它的煤炭能够到位，
不得不向各转运中心派出数百名干部，以确保计划用煤已经装车。
一些北京高官对党纪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坏已有认识，他们对赚钱机会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党的纪律更是深感忧虑。
若要严明党纪，还有比批评广东和福建一些先行者更好的办法吗？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
关注，于是一些有同样担忧的人便拥他为后台。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高
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并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
等地，但他总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陈云在 1981 年 12 月 22 日的讲话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着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
区带来的副作用」。＇1432＇ 十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四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1433＇一个
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
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1434＇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线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
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1435＇
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
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
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
联系。1980 年 1 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
提供支持。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
对谷牧作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
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
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 1982 年 1 月 14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
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1436＇
广东省委、经委和纪检委的高层干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级的省干部则由省里的领导任命。北京的官员担心下
面串通一气封锁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级干部都须向中央汇报有关省级领导人的情况，包括负面情况。这些广东干
部虽是奉命行事，却被当地同事称为「打小报告的」。
广东的两个干部，王全国和薛光军，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职责上说，都有理由让北京的计划派充分了解广东的问
题。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
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
副省长刘田夫。1981 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1437＇
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的腐败问题。延安时期薛就在中央组织部陈云手下工作，内战时期在东
北也是陈云部下。薛直接联系陈云，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走私、贿赂和腐败问题正愈演愈烈，广东的干
部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控制这种局面。＇1438＇建设新工厂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与此同时广东仍苦于财政短缺，外汇不足。
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徵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
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1439＇
1980 年 10 月任仲夷到任广东时，正值陈云在大力推行调整政策，减少新建项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广东
为吸引外资而扩大基础设施的努力，难免会加剧原材料紧张，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任仲夷从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陈云，
内战时期他也在东北做过陈的部下，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广东的第一职责是吸引外资，为广东的快速发展作贡献。
「二进宫」
1981 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为了平息陈云对广东走私和牟取暴利状况的
不满，邓小平在 1981 年 12 月采取了守势。他给胡耀邦作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
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1982 年 1 月 5 日，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其领导的中纪委下发；作为
回应，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440＇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他决定冬天枣1982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9 日枣去广东度假。＇1441＇他说自己是去
广东休息的，既不想听报告，也不想谈工作。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任仲夷对广东、尤其是深圳和珠海
的真实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
就把它落实好」。＇1442＇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
仲夷来表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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