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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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　1978　年的两倍。从　1978　年到　1982　年，农村的用电量也翻了一番。但是，华国锋对这些措施在农业上的积极作　
用的预期过于乐观了。邓小平不反对华国锋的工业支农的想法，但是他认为，建立成功的中国农业体系，也需要通过分　
散经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仍然支持大寨样板，这使安徽的干部担心他们以后会受到批评。＇1557＇三中全会以后不　
久，陈永贵便不再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的继任者王任重仍然支持学大寨。1979　年春，这位新上任的副总理给　
《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信，请他协助阻止生产队下放权力的做法。随后一系列反对进一步放权的文章便相继发表。　
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也仍然十分谨慎，不想改变立场。＇1558＇　
在这种气氛中，万里十分怀疑自己容忍进一步放权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　1979　年　7　月　18　日的一次会　
议上，万里把陈云叫到一边询问他的意见，陈云私下对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你。」万里也问了邓小平的看法，但邓小　
平当时仍不想公开支持他，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1559＇争论虽然在　
　
　
升温，万里却有陈云和邓小平悄悄为他撑腰。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　
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1560＇　
安徽试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在　1979　年又取得了夏粮丰收。在安徽待过一段时间的前新华社记者吴象在北京高层的　
鼓励下，对这些成就进行了报道。邓小平在　1992　年回顾自己　1979　年至　1981　年的活动时说，他知道当时仍有很多人　
反对包产到户，甚至给它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他没有批评这些人，而是等着让结果说话。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新　
政策的好处，没用几年这种尝试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1561＇　　确实，据估计，截止到　1979　年底，农村一半的生产队把　
劳动下放给了生产小组，有四分之一与农户签订了承包合同。　
1980　年初万里为了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对他说，不能只让下面的人偷偷地实行包产到户，他们需要得到上级领　
导的全力支持。万里提议胡耀邦召集省委书记开一个会，对这项政策公开给予明确支持。＇1562＇　
直到　1980　年　9　月省委书记会议前夕，邓小平才同意把农业生产分散到户。1980　年　5　月　31　日他把胡乔木和邓　
力群找来，表示自己支持包产到户，并让他们把他的意见宣传出去。很多地区很快就开始了包产到户，但当时仍有一些　
地方干部不清楚邓小平的立场。邓小平向他的两个笔杆子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标志着毛泽东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结束了。　
毛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著名讲话中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　
却像小脚女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1563＇　
邓小平　1980　年　5　月　31　日在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中避免提及毛泽东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号召，他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　

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有人说，过去搞社会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　
？？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1564＇　
邓小平深知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没有向很多听众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其中一定会有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他只　
告诉两个笔杆子，让他们把他的意见传播给广大群众。　
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讲话四年后，有千百万农民饱受饥馑；毛泽东讲话近　30　年后，集体公社被解散。与之相反，　
在邓小平谨慎理性地对他的笔杆子说明自己的观点四年后，中国大多数农村都实行了农户经营，农业产量飞速提高；邓　
小平讲话　30　年后，他所实行的体制仍在强而有力地运行着。　
政策变化也伴随着人事变动。在　1980　年初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建立了他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和赵紫　
阳领导国家，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农委主任和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得到邓小平的同意　
后，将农户经营的样板推广到了全国。反对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华国锋、陈永贵和王任重，在　1980　年　8　月分别被正式免　
去总理和副总理的职务，宣传部门也开始批评大寨样板是极左表现。　
1980　年夏天万里开始准备支持新政策的正式文件并于同年　9　月下发。在讨论农业问题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万里　
找来在农业方面极有威望的专家杜润生，杜是国家农委副主任，兼任农业政策发展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发言中分析了　
安徽的成果，然后各省的省委书记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黑龙江，那里有适合种植旱地作物和采用　
机械作业的大片农田，分田到户并不容易。那里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不实行包产到户。　
对于农户经营应当采取的形式也有不同意见。最终选择的「包产到户」方式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地方干部　
为每户规定一定的生产指标。在和农户签订的合同中，由村干部具体规定农户要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向政府上缴的定额。　
合同中规定，地方干部同意为农户提供土地和农机，收获之后农户上缴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作为回报。如果农户　
不再有下地干活的足够劳力，村干部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　
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保守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1565＇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保证了　
国家对粮食、棉花和其他作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农户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种地，只要按合同交够了数量，剩余产品便　
可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出售。　
根据省委书记会议的文件和讨论，万里和手下的人起草了第　75　号文件，于　1980　年　9　月　27　日公布。＇1566＇文件　
的起草十分认真，它允许农村集体将生产责任分散到户，尤其是那些需要防止饥荒发生的特别贫困的地区。到　1981　年　
10　月，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到　1982　年结束时，98％的农户都与生产队签订了某种　
形式的承包合同。＇1567＇　
　
　
为动员农民参加大型公共项目和集体农业大生产而在　1958　年成立的公社，于　1983　年　10　月根据中央　35　号文　
件被正式解散。作为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最高一级的公社当初把经济和政治功能集于一身。它被　
解散后，其政治功能转移到乡镇政府或大的行政村，公社的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则变成了独立的「集体」企业。　
化肥产量从　1978　年到　1982　年也翻了一番，1979　年粮食收购价提高了　20％，这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和农　
民收入，尽管不像承包到户的作用那样大。＇1568＇　　农民收入在　1978　年到　1982　年大约翻了一番。＇1569＇　
一些观察家认为包产到户的想法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但事实上很多干部都知道这种想法，有些干部甚至从实行集　
体化以来就一直在考虑它。更确切地说，如果让农民在家庭生产和集体农业之间选择，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家庭生产。　
怀疑家庭生产的干部也逐渐改变了立场。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宪法作了修改，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1570＇　
取消集体制度实行农户经营之后，要用几年时间对供需作出调整，稳定全国有效的农作物生产销售体系。在几年　
时间里，农业专家每年都要起草处理这些问题的文件，如农业组织、农机、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等等。这些文件每年　1　月　
初作为中央政府　1　号文件公布。在　1982　年的　1　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和类似做法都被认为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　
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结束。　
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到　1984　年时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四亿吨，而　1977　年时还只有三亿吨。　
1981　年以后，粮食供应的增长导致政府鼓励农户改种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据官方估计，1977　年到　1984　年的人均　
粮食消费从　195　公斤增加到了　250　公斤，猪肉、牛肉和禽蛋的消费增长得更快。＇1571＇　
政府对　1984　年的大丰收完全没有准备，结果是没有足够的仓库收储粮食，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打　
下的全部粮食，只好给农民打白条。在此之前，政府由于担心城里人的不满，没有把从　1978　年开始多支付农民的价格　
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这种补贴给政府预算造成了紧张。从　1984　年开始，政府才将这种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1985　
年　1　月　1　日政府宣布，不再义务收购农民打下的粮食。种地的农民在　1985　年因担心卖粮拿不到全款而减少了粮食种植　
面积，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　2；800　万吨，降幅为　7％，但比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　1980　年仍高出　6；000　万吨。　
1985　年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整，粮食生产又恢复到　1984　年的水平，使农业产量保持了稳定，而　1989　年的产量再次超　
过　1984　年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572＇这时粮食产量已很充足，于是政府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消费者　
已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粮食。　
包产到户并不是包治农村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大片旱地、不种稻米只种小麦和高粱等作物的东　
北地区，那里的农民使用拖拉机耕种大片田地，这是单个农户无法做到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保留集体农业。　
在集体制度下，经营得很好的生产队能够为没有家人照看的老弱病残提供一定照顾。但是由于公社的消失，为基层社区　
提供福利变得很困难。25　　年的集体化农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走极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农村集体化也比较容易　
扩大灌溉体系，发展扎根于集体所有制的强大的地方党组织枣在包产到户之后，这种组织并未完全消失。＇1573＇　
除了结束粮食短缺、提高农民收入之外，包产到户也导致了经济作物的增加，如棉花、亚麻和烟草。1981　年时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的棉花进口国，四年后它开始出口棉花。农户愿意卖力干活以完成他们答应的粮食生产指标，这使年　
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农民也进城叫卖农副产品，从而改善了城市消费者的食品数量和质量。即使反对取消集体化　
农业的干部也发现，他们的妻子儿女很高兴能有更多选择，市场上有了质量更好的蔬菜、水果、鸡肉和猪肉。在　1980　
年代，随着冷冻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蔬菜、肉类和水果的品种继续迅速增加。千百万农民脱离了贫困线。增长的收入又　
为正在扩张的轻工业提供了销路。不过，除了城郊地区，大多数农民一般说来仍比城市居民穷很多，卫生保健和教育水　
平都相对落后。　
1981　年完成了包产到户的转变之后，邓小平继续关心着每年农村政策的调整，但他投入的精力和参与程度，已　
不像　1978　年到　1981　年他亲自过问的「去集体化」过程那样多。邓小平让万里告诉农村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允许农民　
想办法解决饥荒问题，然后他又让人宣传取得的成果，由此达到了他要缓解中国粮食短缺的目标。邓小平对家庭农业并　
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他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它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户生计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将　
农业「去集体化」。邓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既没有在党内引起破坏性的分裂，也没有使自己变成保守派干部攻　
击的靶子。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无论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农民，还是享受着更多类食品供应　
的城市消费者。这大大加强了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　
　
　
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　1987　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　
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574＇邓小平并没有启动乡镇企业的试验，　
但这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给予支持。它也与赵紫阳的研究班子的建议相吻合：继续实行计划经　
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扰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1982　年撤销公社后，公社的小工厂和商店自动变成了由刚成立的乡镇政府领导的企业。公社的小工厂依靠人力　
和原始机械，除了拖拉机和水泵之外，这些机械几乎都是在当地制造。由于交通体系很落后，公社企业要自己修理拖拉　
机，维修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泵。有些公社的工人编织藤条篮子，还有一些小铸造厂和机床被用于制造犁锄等简单农具，　
供水牛、小型拖拉机或青壮年使用。很多乡镇有简陋的食品加工厂，用来打稻米、生产酱油、烘乾瓜果或腌制蔬菜。一　
些公社有简陋的砖窰，烧制低品质的砖块，也有混凝土厂，用沙石制成供当地使用的水泥预制件。一些村子有生产或缝　
补衣服的缝纫机。丘陵和山区地带的乡镇采集中药材制成简单的中药，很多乡镇挖坑沤制有机肥，有的地方还有简陋的　
小化肥厂。＇1575＇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　
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　
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在生产队分给　
自己的地里干活的人则很卖力，这就减少了种地所需的劳力，有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随着棉麻和烟　
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　1980　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五个沿海省　
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1576＇　　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　14　章）。　
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　
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了。到　1980　年代　
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　
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　
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作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　
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　
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1978　年只有　2；830　万人在农村的集体企业中就业，到　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雇用　
了　1。058　亿人；1978　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　490　亿元，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　17；980　亿　
元，几乎增长了　50　倍。＇1577＇　　公社集体企业在　1978　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　9％，1990　年乡镇企业已占到　25％，1994　
年更是达到了　42％。＇1578＇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　
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崑山的乡镇企业干活，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　1980　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　
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　
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个体户　
乡镇企业独立于政府，但仍受制于地方干部的领导。与个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被视为「集体企业」，　
更易于被中共的保守派所接受。但是，对于各类适合于个体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　
1955　年至　1956　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因此当　1970　年代开始改革时，人们很想经营饭店、便　
民店、修理铺和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　
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　1978　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　

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　1977　年　

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　

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再　

者，从　1977　年开始，在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可以回城读书，仍留在乡下的人心生妒意，也开始设法悄悄回城。　

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估计有　650　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579＇　　到　1980　年代初，估计共有　2；000　万知　

青和工人枣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枣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　1979　

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藉口允许农民　

「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　1979　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1580＇　

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　

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　1980　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　

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　

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或制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国务院在　1981　

年　7　月颁布了指导个体经营发展的管理条例。地方政府开始就经营地点作出规定，并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城市服务业的　

复兴就像包产到户一样大受欢迎，无论对于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人，还是能得到所需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如此。　

1982　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八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　

主义？＇1581＇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　

本家了？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一条界线在当时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　

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　

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　

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