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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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165＇然而　
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　
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　
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　

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166＇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　
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在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和随后的全国人大（198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公布的　
文件中已经反应出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速度目标上日益扩大的分歧。党代会上的大多数文件都是由谨慎的计划干部起草　
的。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大会接受了到世纪末让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一目标。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计划增长　

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率不是好事。＇167＇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陈云没有公开批评邓小平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计划，　
但是他也确实没有表示认同。他再次强调未来　20　年的经济建设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用较温和的增长打基础，后　

十年再谋求更快的增长。＇168＇　
　
　
经过修订的「六五」计划（1981　年1985　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　

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目标被确定为　4％到　5％。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230　亿美元，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相比几乎没有任　

何增长。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运输，同时也将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支出。　

此时，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作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县市，给地方干部打气。他听取他　

们反映的问题，尽力消除发展经济的障碍。根据他对农村的视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针对陈云所主张　

的　80　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　90　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　80　年代全力以赴，　

以免给　90　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　

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仍很恭　

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在　1983　年　1　月　12　日一次讨论年度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1981　年　

开始的「六五」计划仍把年增长率定为　3％到　4％，可是实际增长率比这高了一倍多。　
数据来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邓小平再次问，计划和实际情况差别如此之大，这合适吗？计划干部回答说「这样不会坏事」。＇169＇邓小平于是　

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他并不公开批评陈云和党的决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干部想　

方设法加快发展，不阻拦胡耀邦下去视察。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赵紫阳：构思改革　

陈云在　1980　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建立计划体制的时期了　

（对赵紫阳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　

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讲北京　

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　

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当赵紫阳和他的　

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开始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　

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　

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　

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　

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　

紫阳进行的。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　

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　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　

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佛利民和译员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佛利民在谈到赵紫阳时说：「他　

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佛利民把这次会见描述为「令人着迷」。＇1611＇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　　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　

初是由一群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1981　

年　11　月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独立机构。＇1612＇此后又并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参与过制　

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　1　号文件。＇1613＇　

赵的另一个智囊团是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为研究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成立的。由于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门建言献　

策，一些官僚对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议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　年改为「国务　

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受赵直接领导；1982　年　5　月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升格为部级单位。在赵紫阳　
　
　
的领导下，它到　1984　年已有大约　100　名官员。＇1614＇忠诚且勤于钻研的官员鲍彤，最初是由中组部派到赵紫阳手下任总　
理秘书，此时开始成为赵紫阳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团里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　
的开放态度，以及能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向国外学习　
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在听过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计划的汇报后说，要把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到几万人。　
邓认为，中国要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和采用在国外已经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思想观念。苏联人由于害怕「人才　
流失」，不太愿意让有才华的学者和学生出国。毛泽东则对西方紧闭国门。甚至蒋介石也曾担心一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会　
很快流向国外。然而邓小平对于人才流失从来不担心。正因为如此，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秘诀这一点上，除了日　
本和南韩外，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比。而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它在　
学习外国的规模上很快就超过了日、韩两国。　
邓小平派官员出国考察，邀请外国专家成立研究国外发展的机构，鼓励翻译外国文献——所有这些举措都规模宏　
大。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担心国内的公司会被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垮，邓小平则不同，他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现代化　
工厂，帮助培训中国的管理者和工人。他充分利用那些能够帮助中国了解国外发展的海外华人。最重要的是，他鼓励年　
轻人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从　1978　年到　2007　年的　30　年间，有超过　100　万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到　2007　年底，其　

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学成回国。＇1615＇为了学习外国经济发展经验，邓小平同意由赵紫阳会见经济学家；他本人更喜欢　
跟科学家，以及包玉刚、松下幸之助和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这样的成功商业领袖交谈，从他们那儿　
获取如何使中国进步的想法。他还会见从事过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外国人，如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下河边淳。从　1979　
年初开始，中国的资深学者每隔几天就出版一期报告，即《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概述对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国外发　
展状况。而出国的代表团也会撰写考察报告，上呈给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经验方面，没有任何机构发挥的作用能与世界银行相提并论，而世行在中国发挥的作　
用也超过了它所帮助的任何其他国家。＇1616＇　　1980　　年中国大陆取代台湾重新获得在世行的中国席位后，世行行长罗伯特　
？麦克纳马拉（Robert　Mamara）访华，为发展双方的新关系铺路。麦克纳马拉说过，没有中国的世界银行不是真　
正的世界银行，他顶住了美国政府要求放缓中国加入世行的压力。中国官员当时仍然担心外国会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国，　
但是麦克纳马拉的独立态度使他们相信，世界银行并不代表任何单个国家的利益。　
麦克纳马拉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对他说，中国未来与世行的关系中，观念比钱更重要。邓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必　
然的，但通过与世行合作中国能更快地发展。在讨论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的人选时，邓说，他不在乎首席代表是哪国　

人，他只希望是一个最胜任的人。＇1617＇　
邓小平会见麦克纳马拉后，中国与世行的关系发展迅速。一个月后的　1980　年　5　月　15　日，中国通过世行的投票　
表决正式成为其成员国。世行的多数成员国是在　1945　年它成立之初就加入的，世行对他们的了解已经有多年的积累。　
但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而且取代台湾之前又与世行没有交往，因此世行在向中国提供贷款之前，必须首先对中国经济　
建立起更好的了解。1980　年　10　月，世行作出了一个在其历史上首创性的决定：它组织了一个由　30　位世界级专家组成　
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这些专家的研究特长包括中国经济、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　
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熔基。朱是自愿加入中方团队的，　
因为他将之视为学习的好机会。　
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使中方团队的成员不必再担心将来可能受到向外国人泄密的指控。为了增强双方的信任，避免　
被中方猜忌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世行人员在中国期间没有举行任何未邀请中方参加的会议。中方团队及其在北京的上级　
深知他们被委以打开国门的重任，他们热切地希望弄清中国需要面对的独特问题。世行团队也清楚他们在中国对外开放　
中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同时意识到这是个了解中国的特殊机会，因此也努力与中方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这个考察　
计划是世行到那时为止承担过的最大的针对单个国家的研究项目。世行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　
构，因而给予它的下属团队相当大的自主权去适应当地需要。麦克纳马拉访华后不久，会讲汉语的菲律宾华人林重庚被　
任命为世界银行中国项目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是哈佛经济学博士，有在东南亚和非洲为世行工作的经历；他也是　1980　
　
　
年世行团队在中国的实际领导者；1985　年世行在中国设立驻京办事处后，他出任该办事处的首任驻华首席代表，并一　
直任职到　1990　年。他把中国和世行在　1980　年代的特殊关系描述为「天造地设」。＇1618＇　
在中国的三个月里，世行团队与负责经济工作的中方官员进行会谈，还到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尽管中方负责接待　
的是财政部，但他们有机会和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官员会面，其中既有建设派，也有平衡派。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官　
员在中方团队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中方官员都没有受过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训练，但他们有管理计划经济发展的经　
验。西方专家中很多人也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因此与其中国东道主一样，更为关注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实际情况，而　
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论性解释。　
世行团队返回后，根据与中方所做的联合研究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讲述了　1949　年后的中国经济历史，介绍了　
中国的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中适合或不适合作出政策改变的领域作了认真区分。在　1981　年　3　月完成这个三卷本的报告　
后，世行人员立刻与中方进行讨论，并在　6　月提交世行董事会，为后者作出给中国第一笔贷款的决定提供参考。除了中　
国的专家外，赵紫阳和其他高官也读过这份报告；后经中国政府批准，该报告得以公开发表。　
当时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　
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　
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　
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对于中方人员来说，参与这项研究，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具有全球发展经验的经济学专业人士　
的视野，并学习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的体制。　
中国成为世行成员后双方谈判达成的第一笔借款是对高等教育的援助。邓小平一向重视培训，因此这个结果并不　
令人意外。在贷款之外，世行还设立了专门计划，帮助培训即将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中国专家。在这方面，中国与世行　
的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由后者每年举办人员培训课程。世行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牛　
津大学设立了为期一年、专门培训中国经济学家的项目。从　1985　年到　1995　年，这项计划培训了将近　70　名经济学家，　
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身居要职，领导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学习。作为对中国的进一　
步援助，世行还利用它与全球经济学家无可比拟的关系网络，应中国要求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会谈。　
1980　年代初，中国负责调整经济体制的官员最初想从东欧国家寻求改革模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　
年又将兴趣转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门的所有计划都合为一体的「全面改革」。中国派出两个代表团访问匈牙利，研究它的　
改革规划，匈牙利也派了一批人到中国介绍他们的改革经验。熟悉匈牙利问题的人认为，中国应当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　
取代行政手段，进一步向地方放权，并允许更加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匈牙利和日本一样，也采用了以确定产出指标为　
主的「指导性计划」，逐步摆脱了从前的指令性计划——即提前为各产业部门精确规定具体的生产投入。＇1619＇然而，在　
探讨东欧经验的同时，一些中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东欧模式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1982　年　8　月应中方请求，世界银行将东欧和其他国家既有理论眼光又有实践经验的著名专家召集到浙江省的莫　
干山，探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整体问题。中方人员以薛暮桥为首。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东欧知名经济　
学家——包括弗拉吉尔兹？布鲁斯（W？odzimierz　Brus）——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观点。会上进行的讨论和会后组织的　
外国顾问对中国各地的考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东欧改革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疑虑。东欧专家此前的结论是，如果只　
进行局部改革，会造成对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须一次性地进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呈现出似乎　
不可逆转的积极成果，因此没有必要急于进行一揽子的全面改革。会后东欧的学者们去中国各地考察，开始同意中国东　
道主的观点，即一次性大胆进行改革的东欧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唯一切实可行　
的道路是逐步开放市场和放开价格，然后再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与会者的观点先汇报给赵紫阳并获得了他的认同，然后　
再上报给邓小平，邓也支持赵紫阳关于渐进改革、而不是一揽子改革的意见。　
1983　年，取代麦克纳马拉于　1981　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克劳森（A。　W。　Clausen）访问北京。邓小平对他说，　
他认为世行　1981　年的报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随后邓请世行帮助评估中国到　2000　年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可行性。速　
度问题似乎一直是邓小平的中心问题。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他担心中国的干部像过去　
那样盲目乐观，所以要听听外人的意见。他希望世行再次承担一项研究，根据全球经验对中国未来　20　年实现这一目标　
考虑不同方案。应邓小平请求，1984　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员齐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仍由林重庚带队。依据中方合作者、　
世行人员及相关顾问的研究，世行于　1985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制定「七五」计划（1986　年1990　年）起　
了重要作用。＇1620＇　它的结论是，20　　年内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行的。这无疑让邓小平感到放心。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重点　
　
　
抓工业生产，或者通过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部门平衡发展，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工业作为重点的道　
路。　
1984　年召开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价格改革等问题，但这次会议世行人员没有参　
加。＇1621＇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完成定　
额的国营企业可以将超额部分以市场定价出售。这样一来，很多企业会转而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而在向市场转型的　
过渡期又可以依靠计划内价格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　
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　
段控制住腐败。　
1985　年，在邓小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中国官员再次请世界银行召集专家，为中国从管制经济转型为由市场　
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提供指导。中外专家在一条名为「巴山轮」的船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这条从重庆沿长江顺流而　
下、经三峡抵达武汉的轮船上，他们进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紧张讨论。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　
斯？托宾（James　Tobin），他介绍了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尤其是通过调节需求控制市场的可能性。弗拉吉尔兹？布鲁　
斯和首次访问中国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则介绍了东欧在调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　
议结束时，早已对东欧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持怀疑态度的中方与会者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如允　
许业绩不佳和重复生产的企业继续生存的「软预算约束」——是计划体制内在的普遍性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对　
采用东欧改革模式的探讨，转而以更强的意愿接纳市场的作用。　
会议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其他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　
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宾的发言使他们相信，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体系。会后，中国经济　
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由于会议之前通货膨胀已很严重，中国很快采用了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运用宏观调控驯服通货膨胀。　
赵紫阳总理看过会议报告后接受了这一结论，经邓小平认可后便开始着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