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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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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总理看过会议报告后接受了这一结论，经邓小平认可后便开始着手实施。
1980 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在探讨东欧经验和利用世界银行顾问的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经验。尽管日本是世行
成员国，它与中国主要以双边的方式进行合作，而合作规模则超过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对台湾和南韩的现代化经
验也有兴趣，但中国大陆直到 1980 年代后期才与之有直接交往，因此台湾和南韩在 1980 年代初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
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邓小平 1978 年 10 月访日之后，大来佐武郎于 1979 年 1 月到访北京。作为一位经济规划官员，他在帮助亚洲
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极富经验。他此行要与谷牧探讨成立日本顾问团的计划，还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日本在中国发展
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大来佐武郎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工程学出身，曾在日本经济安定本部扮演过核心角色。这个部门
曾经为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脱离战时经济管制和对抗严重短缺提供指导。1955 年后安定本部并入日本经济企划厅，后者
负责为日本经济提供指导性计划。大来佐武郎与谷牧商定，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他将率一批有经验
的日本官员同以马洪为首的中方官员每年举行一次会谈。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当时已担任外相的大来
佐武郎陪同来访。邓小平对大来开玩笑说，你当了外相，还能继续给中国当顾问吗？确实，大来任外相期间，这些会谈
一度短暂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后很快于 1980 年 7 月恢复。日本国土厅前任长官下河边淳也是大来佐武郎的日本顾问团
成员，他向中国介绍了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资源，推动各地区均衡持续地发展。＇1622＇这个顾问团与
中国经济官员的会议一直持续到 1992 年。
1979 年初，中国效法日本成立了两个机构：质量管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北京为地方干部开办
培训班，再由这些干部为各自地区的工厂经理培训工业管理、传授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观念。＇1623＇尽管这些培训计
划的作用难以具体评估，但是对中国那些习惯于办事慢吞吞的工厂经理和工人来说，这些榜样的存在，加之官员的大力
鼓动，确实促成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的改善。
1980 年代，日本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日本的在华工厂为中国树立了尺规，
用以衡量中国在实现高效工业生产上取得的进展。中国在学习现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国，但中国工厂引进的新生产线
中来自于日本的数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 1960 年代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
20 年内翻两番的动力。自 1974 年以来，邓小平会见的日本代表团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经济官员在访日期间看到，消费需求成为日本工厂的生产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作为工业产品分配者的功能，
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是，生产消费品的中国工厂也得到指示，要求他们直接征求当地商业网点的意见，了解
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产品。＇1624＇
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
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邓小平
访日期间，不但对日本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感到惊讶，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些计划手段远比中国更灵活、更能对市场变
化作出反应。例如，通产省一方面会为大公司提供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会让他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相互展开激烈的竞
争。
中国在 1980 年至 1981 年施行的经济调整政策，导致很多与日本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与中方的合作
被放缓（见第 15 章）。但 1982 年最困难的调整步骤完成后，中日关系又得以复苏。1982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赵紫阳
访问日本，除了寻求进一步投资和技术谘询外，也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1625＇日本通产省下属的日本贸
易振兴会在中国设有若干个办事处，它们研究中国经济，辅助日本公司在中国当地发现蕴涵商机的领域，也为中国各个
工业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提供培训。
到 1980 年代中期，国外机器的引进已经带来了巨大变化。所谓「手工业式的重工业」，即工人光着膀子向炼钢
炉填煤、用大铁锤把金属锻造成型的景象，被宝山钢铁厂里具有连铸设备和电子控制系统的现代氧气转炉所取代。现代
生产线取代了用机床逐个加工机器零件的工人，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合资企业中与外国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学
会了使用现代电子设备、运用最新的现代管理技术，也为增长的大潮作出了贡献。其中一些管理人员运用他们在外企学
到的技能创办自己的企业。1980 年代计算机在西方采用后，在中国企业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欧洲、香港和台湾公司（从 1980 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中国的新机器和新体制对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累
积作用，至少与北京领导层进行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样巨大。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
命和消费革命。
邓小平的经济攻势：1984
当经济运行良好时，邓小平更易于获得加快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时，陈
云和谨慎的平衡派则会获得更大的势力，使他们得以收紧计划的缰绳，对抗通货膨胀压力。1982 年和 1983 年经济增
长开始加快，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气氛转而变得对邓小平有利。不但粮食增产，而且纺织这一消费工业的重要部门
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导致布匹配给制的结束。依据官方数字，农民的人均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了 1984 年
的 355 元。＇1626＇
在 1983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高调提出要将投资比重提高到陈云和国家计委所
建议的水平之上。＇1627＇ 1983 年 12 月，已对谨慎的计划派感到不耐烦的邓小平说，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
不可能的，如果只讲稳定就很难取得进步，没有一点闯劲，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翻两番。＇1628＇
在这种有利的气氛下，邓小平准备扩大开放其他沿海地区。1984 年 1 月他去广东和福建视察时宣布，经济特区
的政策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见第 14 章）。电视镜头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传播到全中国，为民众接受同年
底其他沿海地区的开放打下了基础。
1984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个授予国营企业更多自主
权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拟定的。文件提出要运用包括价格和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管理经济活动。
长期以来支持给予企业更大灵活性的赵紫阳，也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在完成政府定额后参与市场的自由。
邓小平在 1984 年 6 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
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
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1629＇ 在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的莫干山会议之后，采用价格双轨制的国
营企业，获准扩大了对市场价格的使用。这使国企经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市场上，由此他们在计
划体制仍为经济提供稳定产出的同时，也学会了市场经济。＇1630＇ 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
之间持续不断的角力中，主张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进展。
在 1984 年国庆日，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
生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
「小平您好」的行列中。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 17 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
成了鲜明对照。1984 年的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邓小平签署了香港和平回归中国的协定。
国庆日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决定」采
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
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
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将逐步减少政府定价，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功能。＇1631＇这个文件大大鼓舞了
那些希望得到更大灵活性的各部委干部。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支持这一文件时指出，准备文件和斟酌用词上的大量艰苦
工作都是别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内容。邓小平说，文件最重要的内容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实
行开放的基本论点：中国历史表明，只有国家开放，才能取得重大进步（这个主题成为 1988 年 6 月的一部电视系列片
《河殇》的主题，它引发争议并造成了超乎寻常的影响）。＇1632＇邓小平承认，开放难免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他表示有信
心解决这些问题。＇1633＇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公开批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由于邓小平开始大力推动加快增长和市场改
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在 1984 年的几次会议上，陈云对一系列数据都表示反对：1984 年基建投资大幅
增加 3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5％，零售价格指数则上涨 9％——这是自改革以来最高的数字。＇1634＇确实，通货膨胀
已经令民众极为忧虑。＇1635＇
市场的扩大也要求政府对税收体制进行调整。1984 年 10 月，在经过试验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税制，
用缴税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利润上缴（「利改税」）。在原来的制度下，政府为企业安排全部生产指标和税收，缺少促
使企业提高效率的任何经济刺激。而在新的制度下，每个企业完全自负盈亏；企业完税后管理者可以留下税后利润，这
就刺激了各地企业提高效率。而且，无论私营企业、国营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可以采用这个新的制度。不过，因为新制
度运行之初工厂管理者缺乏经验，中央财政收入在最初的七年里并没有增加。＇1636＇
1984 年底公布的数据让陈云深感担忧。1985 年 2 月 18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值邓小平南下广州，陈云批
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作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
＇1637＇陈云利用年底的数据，想把大胆向前闯的邓小平拉回来。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
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1638＇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
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努力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 1980 年代初期一样，陈云再次利用他的中纪委书记一职，限制广东和福建的改革试验。他和他的支持者公
开了与走私、倒卖外汇、投机倒把和色情有关的案件。陈云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经济特区进行非法投资，这
使执行党的纪律变得更加困难。＇1640＇
作为限制经济过热的努力之一，胡乔木去了福建，批评该省干部让 19 世纪不平等条约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复燃。
姚依林去深圳时说，用国家的钱给深圳「输血」已经太多，现在是「拔掉针头」的时候了。＇1641＇ 此外，1985 年夏天中
纪委通报了海南干部为促进当地发展滥用特权，将进口汽车卖给内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谷牧宣布，国家只会优先
发展 14 个沿海开发区中的 4 个——上海周边、天津、大连和广州。＇1643＇在对特区不断升温的批评气氛中，甚至邓小平
也不得不改为守势。他对自己 1984 年初提出的经济特区政策加以限定说，如果特区被证明并不成功，那就只当是一次
试验好了。＇1644＇
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5 日为制定「七五」计划（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
陈云宣布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不超过 6％或 7％（大约是 1984 或 1985 年增长率的一半），尽管实际增长率可能要
高一些。他又说，应当限制乡镇企业夺走国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他还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造成能源的严重
短缺和交通运输的瓶颈。＇1645＇
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采取了守势。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他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教育」，让干部
更好地抵抗抗腐败和违法乱纪。邓小平说，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间的增长率定为 7％，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
同意。其实他对这个数字没什么不满，因为他心里清楚，由于过去两年的高增长率，只要一直保持 7％的年增长，还是
可以轻松实现让国民生产总值到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1646＇
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 1984 年不那么急躁，
通货膨胀的恐慌与反击：1988
正如陈云在 1980 年至 1981 年的经济调整政策为邓小平加快发展和改革铺平了道路那样，陈云在 1985 年至
1986 年的紧缩政策再次为邓小平继续向前闯提供了条件。1987 年 2 月，在为即将于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导
路线时，邓小平直接跟陈云的主张唱起了反调：「﹝过去惨约苹梦鳎衷诓灰俳舱飧隽恕！梗�1647＇ 在 1987
年同一些外国领导人会谈时，邓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 1987 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
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保守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
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
供了框架。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
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七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陈云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离开了会场。改革
派认为他的离去是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也是在表明他对赵紫阳的讲话有看法。＇1648＇
1988 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 5 月中对北韩人民武装力量部
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1649＇ 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5
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
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
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
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
＇1650＇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布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 月份烟酒
价格放开，导致价格猛涨了 200％以上。＇1651＇但这并没有挡住邓小平闯关。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1652＇在放
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88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上，对是否取消物价管制进行了激烈辩论。邓小平最终占了上风，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开
物价的计划。这次会议刚结束，《人民日报》就在 8 月 19 日公布了这一决定。社论一发表，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
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售而空，群众也开始上街
示威。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
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 8 月 30 日作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
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 1978 年 12 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宣布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计划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他对于从长期来看
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熔基选择在 1990
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熔基设法避
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邓小平的错误出在对民众情绪的短期评估上。他错误地以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众接受放开物价。83 岁的他
已经远离了群众，触及不到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邓的家人在使他了解百姓感情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但他们的交往对象大
多是其他高干家庭，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他们要比对普通受薪阶层的影响小得多。
邓小平的错误不但使他失去了民众支持，也导致他在党内高层的权威受损。他的闯劲和使人服从的能力大为下降。
但是作为军人的邓小平多年练就的本领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把赵紫阳、李鹏、胡启
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和乔石——改革者和谨慎的计划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价改革问题。他承认：「现
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
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653＇邓小平虽然只能选择
在放开物价管制上作出让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态，他对整个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众对放开物价的反应也削弱了赵紫阳的地位。虽然这一次赵并不赞成取消物价管制，但他曾有过放开物价的先
例，也曾允许通货膨胀的压力超出陈云认为明智的程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
经济增长。然而，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大大高于 194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1988 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 1987
年高出 18。5％，1988 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了 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
率甚至更高。＇1654＇
谨慎的计划派完全不同意赵紫阳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初所作的允许通货膨胀加速的决定。在 1988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因为年初导致通胀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评。他同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承认年初时用来指导决策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而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需求总量过大。＇1655＇有人认
为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赵设法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陈云给了他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训导。1988 年 10 月 8
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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