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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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793＇　
1989　年　2　月　16　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　
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　159　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　51　人中至少有　41　人在草　
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　
＇1794＇1989　年　2　月　21　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1795＇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　
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　
国防的问题作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　50　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　
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作出终审　
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　
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1796＇《基本法》公布后，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可是，表决刚过了四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彻底断送了。香港不久之后将由一个竟敢在街　
头向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统治，这个噩梦笼罩了整个香港。1989　年　6　月　4　日，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北京抗议学生的同情，　
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500　万香港居民中估计有　100　万人走上街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　
迅速恶化。＇1797＇　　甚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也蜂拥加入抗议人群，而许家屯并没有处罚这些抗议者。＇1798＇当香港商　
界领袖包玉刚和李嘉诚在「六四」后不久拜会邓小平时，邓依然态度强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他说，对英国政府一定　
要硬碰硬。＇1799＇　
许家屯在　1990　年　1　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　70　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　
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　
与香港方面成就卓着，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周南会讲英语，曾经作为外交部官员处理香港事务，他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并以令人厌烦的照本宣科的方　
式忠实传达北京的意见。许家屯在香港多么深孚众望，周南在香港就多么不得人心。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　
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许家屯下台后，新华社很多像他一样同情抗议运动的人也纷纷被大陆新派来的外事干　
部所取代。　
「六四」之后不久，中英关系中杰出的问题化解者柯利达秘密出访北京，旨在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这与斯考克　
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及时密访北京以期减轻美中关系受到的损害如出一辙。尽管天安门悲剧造成局势紧张，中　
国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钱其琛与英国外相韩达德（Douglas　Hurd）仍在继续密切接触，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个　
已经成为争论焦点的难题：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普选人数。天安门悲剧数月之后，1990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进行了最后表决，全国人大于　1990　年　4　月　4　日　
通过了《基本法》。＇17100＇　
在天安门悲剧之前，英中两国曾共同努力想实现一个所谓「直通车」的方案，即建立一个能够顺利延续到　1997　
年之后的政治架构。在邓小平退出政坛的　1992　年，英国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Chris　Patten）出任香港新总　
督。之前在　1987　年至　1992　年担任总督的卫奕信像他的前任们一样，是一名熟悉中国的外交官。天安门悲剧引起骚动　
之后，卫奕信尽力保住了受到中国官员批评的香港新机场等项目，同时悄悄扩大选举范围，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尽　
管气氛紧张，他仍能以专业的态度与中国同行维持着工作关系。　
彭定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他在上任前没有去北京；作为总督他高调鼓吹扩大自由，增加民选议员的　
数量。他没有接受外交部资深官员柯利达的意见，后者认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间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个任职期间　
与中国官员的关系都极为对立。1997　年中方接收香港后，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们谴责英国政府在统治行将结束时　
通过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自己在统治香港的　150　年里从未实行过的政策。喜欢彭定康的人说，他　
尽了最大努力表达香港人民的愿望，为了自由勇敢战斗，他在这一过程中给香港人带来的民主经验，在　1997　年之后仍　
　
　
是引领他们前进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评彭定康的人则指责他是在谋取私利——他回到英国后名声大振，成了一个为自　

由而战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却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国之间造成的麻烦。　

一些香港居民认为，是彭定康断送了「直通车」，因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并没有延续到　1997　年之后。但是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尽管有彭定康任内造成的争议，「直通车」还是存在的。邓小平通过《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建　

立起来的制度，确实如他所说得到了落实。中国始终遵守着邓小平的承诺，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法律制度毫无中断地　

继续存在，允许「港人治港」。大陆城市变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继续公开批评中共，出版在大陆　

被禁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香港民选议员的数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香港为自由和法治树立起准绳，成为很多选择在那　

里生活的人的保护伞，也为住在大陆的人提供了标杆。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一个崇尚　

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　

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　

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　

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17102＇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后，希望设法改善北京领导层与藏人的关系。为此他试图与一个他认为可能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人重新建立联系，此人便是当时与八万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邓小平给恢复　

接触设了一个很低的条件：1978　年　11　月　28　日，即华国锋屈服于中央工作会议的新气氛三天之后，邓小平对长期向外　

界传播中共观点的著名记者亚奇？斯蒂尔（Arch　Steele）说：「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对于台　

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17103＇同月，邓小平为了表示他同达赖喇嘛接触的诚意，下令释放了　

一批西藏的犯人。　

邓小平知道，完全消除藏汉对立是不可能的，但他想恢复　1956　年以前北京和西藏之间那种比较和平的关系。　1956　

年是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在四川藏区开展的「民主改革」点燃了藏人反抗的火焰，并在　1958　年蔓延至西藏地区，直　

到　1959　年才结束。当时一些最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北部，定居于达兰萨拉。　

毛泽东在　1950　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　1951　年让刚满　16　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　

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和汉人聚居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　7％的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愿意暂缓对控制权的掌　

控。而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给藏人更多的耐心，希望能争取到达赖和其他藏族领导人的积极合作，最终　

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当达赖及其追随者在　1959　年逃跑时，毛泽东甚至下令中国军队不要向他们开火，希望最终能让　

达赖回心转意。　

1950　年　5　月中国军队占领西藏（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后，毛泽东把西藏领导人请到北京，与汉族官员　

签订了西藏「十七条协议」。据此协议，西藏接受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许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从事　

他们的宗教活动、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持自己的风俗。＇17104＇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框架，规定藏人接受中国的主　

权，但中国同意达赖喇嘛无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大约　400　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毛泽东　

同意，只有在西藏地区的宗教和贵族精英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对自治区的社会和宗教进行变革。西藏「十七条协议」之　

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仍然可以徵税、调解纠纷、使用自己的货币、甚至保留他们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则控制着外交、　

军事和边防。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　1950　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基本上是藏人治　

藏，中国政府只管外交。　

1954　年至　1955　年，达赖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时会见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　

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以极大的敬意对待达赖，因为他不但是伟大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与北　

京签订了正式协定的西藏政府首脑。当时，达赖喇嘛同意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同意将军队减少到　

1；000　人并不再使用自己的货币，尽管事实上最终西藏的军队规模并未被减少，而毛泽东也允许西藏继续使用自己的货　

币。1948　年至　1950　年，中共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过渡政府，并在一两年内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　年　4　月　
　
　
16　　日，已从北京回到拉萨的达赖喇嘛以隆重仪式欢迎北京代表团的到来，他们将帮助建立临时政府的框架，并计划在　

两到三年内变成正式政府。＇17105＇　
中国政府与藏人之间的问题爆发于　1955　年以后，这一年全国各省领导人被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　
说，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暂不实行。西藏本土以外的　200　
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四川领导人搞了一个计划，不但要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开始在　
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1956　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　
这很快在当地引起严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由于康巴的血腥报复和劫掠事件一向　
层出不穷，当地几乎每个藏民家中都有枪支并知道如何使用，因而这里引发的流血反抗尤为严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　
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于是他们在　1957　年到　1958　年带着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　年正值冷　

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17106＇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　
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于是　1959　年　3　月达赖率领众多骁勇好战的藏人　
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后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1979　　年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他在争取藏人积极合作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远比　　1950　　年代的毛泽东严重。　
1959　年以后北京为加强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干部，此举激起了当地的反抗。文革期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红卫　
兵都被视为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而在西藏，由于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　
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　
1979　年之后，邓小平力求弥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创伤。他理解藏民对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有着极　
虔诚的崇拜。他知道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一个两岁的男　
童在　1937　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于是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精研西藏文化，后来成了极其虔诚而又博学的人。邓小　
平　1978　年时希望通过藏族中间人与达赖喇嘛建立联系，达成一定的和解，减少中共干部和藏民之间的对立。　
邓小平本人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就与西藏有过交涉。1951　年派往西藏取得军事控制权的中共军队，就是邓小　
平麾下的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当时藏族军队过于弱小，几乎没有进行武装抵抗。1950　年代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　
既贯彻过毛泽东对西藏本土较为「宽大」的政策，也执行过在四川等地的藏人中间强制搞集体化的政策。　
1978　年，有很多原因促使邓小平努力减少汉人与西藏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更加安定的民族关系可以加强藏人　
与中国的纽带，形成一个堡垒以对抗苏联可能对西藏的渗透；可以减少因藏族反抗汉人而触发其他少数民族连锁反应的　
风险；可以减少因为不断与藏人冲突而给国家资源造成的紧张。大概最重要的是：当邓小平要为实现现代化而与西方搞　
好关系时，良好的汉藏关系可以缓解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的批评。邓小平在　1975　年　12　月会见福特总统　
时，福特就提到过达赖喇嘛。他在　1977　年　9　月　27　日会见乔治？布殊时，布殊不但特别关心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命运，　

而且提出去西藏访问的请求。由于布殊是「中国的老朋友」，邓小平特准布殊成行。＇17107＇　
1978　年底邓小平开始联络达赖喇嘛的中间人。居住在印度的八万藏民最不认同汉人统治——他们成分复杂，达　
成一致并不容易，而且与留在中国的很多藏民相比，他们更不愿意在重要问题上作出妥协。此外，由于汉人不允许中国　
境内的藏民组织起来表达自身利益，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这个流亡团体便成为全体藏人的代言人，并且采取强硬的反华　
立场。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沟通的最佳渠道是达赖喇嘛的胞兄、会讲汉语的嘉乐顿珠。邓与嘉乐顿珠的会面是由新华社香　
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安排的，李之前在香港已经与嘉乐顿珠接触过几周。邓小平在会见嘉乐顿珠时说，他希望达赖喇　
嘛能回来看一看西藏，如果愿意也可以留下来。达赖喇嘛也可以先派代表，回来考察一下国内的形势。邓小平答应嘉乐　

顿珠，在达赖喇嘛回来之前，中国会做一些政治工作。＇17108＇　
1979　年　3　月　17　日，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几天后，新华社宣布「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对所有参与过（1959　

年）西藏暴乱的人给予宽大处理」。＇17109＇同日，在召开了西藏四个地区的会议之后，宣布为文革期间受到错判的许多西　
藏干部平反。但是邓小平在推动和解时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干部的报告，因此他并不清楚藏人反抗的严重程度和达赖喇嘛　
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在　1979　年　8　月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邓小平对他说：「至于达赖嘛，这是一件小事？？达赖　

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邓小平又说，达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不过是空想。＇17110＇　
当时邓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势将得到改善。他会见嘉乐顿珠后就作出了安排，由达赖喇嘛派达兰萨拉流亡者　
代表团回来考察形势，会见当地干部。在此后几个月里，又有两个达兰萨拉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然而，给邓小平出主　
　
　
意的汉族干部严重低估了藏民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和达兰萨拉藏人的到访可能激起的对汉人统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个　
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地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拥护，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　
尬。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发生，汉族干部马上去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前将军任荣这个代表团访问拉萨时会　
发生什么情况。任荣预言不会出任何问题。然而，在拉萨爆发出的对达赖喇嘛的拥戴甚至更强烈。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　
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亲信。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　20　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　
设，从党委书记一职退下后仍留在当地帮助建设学校。　
达兰萨拉藏人的三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适得其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　1959　年以来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　
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方式。　
尽管三个代表团的访问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仍然努力弥合与藏人的分歧。他继续执行修复西藏寺院和其　
他文化设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及副总理万里带领重要代表团到访西藏，力求修复汉藏关系。　
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后，胡耀邦率领一个　800　人的代表团在　1980　年　5　月　22　日抵达西藏，准备于次日参加毛泽　
东在　1951　年作为怀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条协议」签署　29　周年的庆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干　
部座谈后，在一个　5；000　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多数为藏族干部。他在题为「努力建议团结、繁荣、　
文明的新西藏」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党让西藏人民受苦了。我们十分难过？？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显着改善，我们　
难辞其咎。」他提出了六项任务：（1）让西藏人民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2）减轻经济负担，三到五年内对西藏人免　
税，免徵购；（3）农业生产实行承包到组；（4）努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5）促进教育，着手筹办西藏大学；（6）　
加强汉藏团结，把大多数汉族干部调离西藏，培养更多当地藏族干部。＇17111＇　
胡耀邦的讲话是改善北京和西藏关系的一次大胆努力。胡耀邦讲完话后，会场上对他这位新来西藏的英雄报以热　
烈的掌声。胡耀邦表现得十分诚恳，他真诚地看待西藏遭受的伤害，代表中共为西藏经受的苦难承担责任，并说明了将　
来改进工作的方式。在　1987　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与西藏和解的政策。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布于各省藏区的军工厂垄断着藏民所喜爱的氊帽、皮靴和其他货物的生产。胡耀邦的西　
藏之行后，军队的垄断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属的工厂也得到允许生产这类产品。在胡耀邦　1980　年访问西藏后的几年里，　
在提拔藏族干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1978　年时西藏的干部中只有　44。5％是藏人，1981　年这　
一数字上升到　54。4％，1986　年时达到　60。3％。＇17112＇寺院获准接纳少量僧人，藏语得到了正式认可，对祈祷、朝拜和　
各种宗教仪式的压制也减少了。　
尽管胡耀邦试图以诚恳的态度解决西藏问题，一年后他的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既是因为他同时激起了西藏当地　
和北京的汉族干部的抵制，也因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让藏人满意。邓小平受制于汉族干部，达赖喇嘛则受制于达兰萨拉　
好战的流亡团体，两人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　
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大多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　
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　
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据　1950　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