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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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于　1977　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　
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　
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　
数量在　1980　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　
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　
用。　
在　1980　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想通过「下海」经商取得成功，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有吸引力的职　
业选择，「干部」身分仍被人们所看重。这不仅因为它所提供的权力和经济保障，还因为那些被认为既能干又有志于服　
务社会的人深受中国人的敬重。由此可见，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　
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　
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　1990　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　年　
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　
个范围之内。＇246＇　　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　1949　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　1976　年去　
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　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毛泽　
东时代，即使城市中的单位枣如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队驻地枣都是相对自足的大院，很多单位设有传达室，　
　
　
来客进去之前要向门卫报告。这些封闭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儿所、学校、医疗和　
福利。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之外得到这些服务。就像农村居民一样，大多数城市居民缺少更换工作的机会，几乎　
别无选择地只能服从各自单位的领导。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　
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　
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后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　2015　年，即邓小平退休　
20　年后，将有　7　亿人，即　51％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　
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新见到的食物。　
＇247＇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　1978　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　
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　1980　年代初期，粮食和　
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　1983　年以后，随着　
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　
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　1978　年以后那样的迁徙　
规模。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缺少社会流动，仍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国家文化枣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到　1960　年　
代末时，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也能从广播喇叭里收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和一些音　
乐。更多的人能看到电影，分享共同的国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同样的口号和歌曲。小学的数量迅速增加，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八成年轻人识字。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　1980　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　年代后期电　
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　
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　
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　年代以前中　
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　1978　年以前，当　
地人只吃当地饭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就像在　20　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国家流行的食品，比如　
意大利薄饼、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寿司成了国际食品一样，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食品开始在全国流　
行。南方人学会了吃北方的标准主食馒头，北方人也开始吃南方人的标准主食米饭。同样，一些过去只有当地人观赏的　
地方剧种在全国都有了观众。邓小平退休后，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国家文化继续扩　
张。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中国人保留着对自己所属的村庄、县、方言群体或省份的认同感；少数民族成员总　
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　
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当邓小平退出政坛时，大批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年的年轻人返回家乡，他们不但带回了沿海地区的商品，而且带来　
了使他们能够自己办企业、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虽然内　
地居民钱不多，但他们仍能紧随沿海地区居民之后买到一些产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的仿制品。可想而知，　
昂贵的商品，比如汽车，向内地扩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费品慢得多。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结束时，甚至这类商品也开始慢　
慢进入中国内地。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　1992　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　
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以及一种更强大的国家文化的发展，并非来自邓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计划。邓小平　
确实想打破军队中的地域观念，使士兵能够服从来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员。他也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　
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的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地来自城市中的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　
青年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官员便相应作出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开始改进地区管理，将城　
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纳入管理范围，允许乡镇和县城在升格为城市时作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　
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　
公元前　221　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无章法的社会　
中国在　1980　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　
任何规则。＇248＇　　在　1980　年代初，如果创业者得到一些可口可乐空瓶，再灌进颜色相似的液体，并不存在相关法律来禁　
止他把这种东西当作可口可乐或类似饮料销售。在　19　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旨在保护民众、对公司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　
的法律法规也是缓慢形成的。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于　19　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　
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在　1980　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于　19　世纪　
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国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里带枪的地方治安官一样，中国地　
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由于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统，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从地方干部和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章法的状态有一个好处，就是和那些拥有合乎「法定诉讼程序」要求的精　
密法律体系的国家中的领导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数几个掌权的领导人更快地作出决定。当邓小平退休时，在西方受过训　
练的年轻法学家几乎为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地方官员的执行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很多人认为这　
些规则过于复杂，也不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在某些领域，例如必须与外方密切合作的对外贸易领域，中国很快就采用　
了国际规则和法律。随着经济交往从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小群体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开始涉及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合　
作者，这时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规以便使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并培养起相关各方的相互信任。　
文革之后，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资本主义的指责，邓小平在中国建立更灵活、更具活力的经济并非易事。邓小　
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地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　
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他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干部，他愿　
意承担让一些苍蝇飞进来的代价。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　
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邓小平也知道，为了让地方干部积极支持改革和创业，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苏联　
和东欧的官员阻挠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邓小平要让干部致力于　
改革，为群众谋福利，因此他允许一些地方干部先富起来，只要他们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成功即可。邓小平很重视维护党　
的地方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作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　
工作。但是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　
死刑在中国的使用远比其他国家频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类似罪行的人。　
在这种无章法的社会中，谋取私利的机会几乎无穷无尽。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私　
有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后，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　
产品，于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后，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　
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邓小平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这种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地方干部对于能从他们管辖的企业拿多少　
好处，在看法上千差万别：收受春节礼物？给亲戚朋友找工作？拿红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现金为宜？子女上好学校或　
出国留学的机会？公车私用？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向个人捞好处的当权者发起挑战。对于因建新项目　
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和政府官员联合起来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　
使用者的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筑商的这种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　
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　
一些靠关系或特权发财的官员及其家属公开炫耀财富，例如美酒佳肴、汽车、高档服装或豪宅，这让反对腐败的　
人愤愤不平。经过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并完成工作，真正有资格升迁的人，看到无能之辈因为跟当权者有特殊关系而得到　
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　
　
　
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　
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在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像广州和北京这类大城市能够在　
几年内以平均一年一条线路的速度建设地铁。有一些大学，例如拥有上万名学生的南昌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能够在五　
年内就建起全新的校园，其中行政楼、教学楼、大讲堂、学生宿舍、教职工公寓、体育场馆和类似公园的校园空间一应　
俱全。有了这些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在邓小平及其接班人看来，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权利不应妨碍他们所认为的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对外国专利和版权疏于保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日本、南韩、台湾和其他寻求使用国外　
最新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公司愿意尊重西方的专利和版权，支付费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国技　
术。然而很多中国企业并不这么认真。有些中国人在受雇于外企后会开办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们从外企学到的　
技术。甚至在执行法律比大陆严格得多的香港，也难以杜绝盗版歌曲和电影；复制的　CD、DVD　和唱片的售价仅相当于　
专利产品价格的零头，为从事此类非法行为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利润空间。当外国公司和政府指责中国侵犯版权法，对其　
施加压力时，中国官员会赶紧查封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的企业，捣毁复制机器。可是没过多久，另一些无所畏惧的中国　
企业又会在别的地方干起同样的生意。　
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　19　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　
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　
全或质量标准可言。＇249＇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　
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建立并由外国人管理的工厂，尽管也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普遍提供了比当地企业更好的　
工作条件。很多外资工厂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会维持在室外酷热的温度以下。这类工厂普遍采用　
了有关工作日工时、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标准，在克服最严重的超时工作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这些工　
厂里，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也养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习惯，如守时、清洁卫生和遵守纪律等。＇2410＇　
有大批外国企业在中国建厂。截至　2000　年，美国商会在海外的最大分会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会也在　
上海，其规模是美国商会的两倍。但上海的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数量与台湾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为何会有这　
么多境外商人涌向一个法规仍不健全、专利保护也很差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勃勃生机：决策速度快，落实决策　
不必受复杂法律程序拖累，规模巨大的市场迅速成长。有些外国企业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所利用，但　
也有一些人发现，一定的法律保护，与精明的、善于解决问题的地方官员的可靠关系，向上级部门投诉的可能，这一切　
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诱人的机会，所以他们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　
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后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　
挑战包括：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　
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预算的规模过小，根本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退休保障、医疗和　
其他福利。在　1980　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　
大群众仍得不到医疗和其他福利。　
邓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人怨声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　
单个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的，政府预算和合格医务人员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农村公社的取消，农　
村不再存在能够及时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单位。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国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所面对的压　
力，连大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增加合格的专业医疗人员的数量，更新　
设备，建立能够为包括边远地区的穷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枣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国家预算的约　
　
　
束。＇2412＇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以使人觉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现有的资源　
和设施。＇2413＇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　
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悲剧之后，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　
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中共更加难以控制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　
和邓小平一样，邓的接班人担心，如果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就会释放出公众反对声音的狂潮，像　1989　
年那样再次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　
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　
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　
他宁愿视而不见。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　
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　
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徵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　
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虽然他本人确实关心植树造林和扩大绿地，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　
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完全压倒了对污染的防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烟尘、水资源短缺、河流　
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员面对的问题　
是，如何改变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做法。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极为麻烦的问题，那里的矿业和煤炭等其他资源的开采与　
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但是要求这些做法延续下去的经济压力同样巨大。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　
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　
评？　
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