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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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傅斯年叙述了与蒋的谈话内容，以及傅替胡适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最后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定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译论》之free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67＇

胡适听从了傅的劝告，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但办报的理想亦未实现。

就在胡、傅二人为国民政府前途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而焦虑犹豫之际，1947年，胡适借赴南京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于10月21日受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共进午餐，这位满身充溢着书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竟对众人说出了“中国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的丧气话。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68＇此时，美国政府一些政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作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力挽狂澜，反而以丧门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针扎轮胎——泄气，自然引起胡适等拥蒋政府者的厌恶。而司徒大使本人确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从后来落了个舅舅不亲，姥姥不爱，在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灰头土脸夹着皮包溜回美国，即可见出其人无胆无识与政治眼光的缺乏与短视。或许，正是这样的糊涂大使与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泾波之流占据了中美沟通的位子，加之国民党本身的腐化堕落，才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之败局。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长恨水长东（3）

面对国民党内部倾轧与大举溃败，在台湾的傅斯年将窝在肚子里发酵了几年的怒火，借给李宗仁写信之机，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既怪罪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糊涂”与其助手傅泾波“不可靠”，又迁怒于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虚妄无能，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直至导致不可收拾的残局。他在为国民党败局表示“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之际，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这年的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69＇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崩溃中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24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与唾骂：“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70＇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正在广州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闻之痛心疾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71＇晚上，蒋氏以沉痛的心情独自步入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心中“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72＇

10月8日，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73＇

10月10日，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于晨四时起床，早课完毕，仍感六神无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经》卜问国民党前途与自己的命运。一番凝神默祷之后，蒋氏闭着眼睛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74＇《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卜文，蒋介石神情为之一振，心中默诵：“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75＇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随之出山，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的子弟部队大部被歼，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与靠山被摧毁，遂于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南按：3月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5月何辞职，6月阎接任），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构从成都逃往台湾，“政府”迁台声明当天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氏父子都来不及详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公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国家园了。正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1）

＇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作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2、7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运往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5、8、9、10＇《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阳差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５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2）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1、24＇《致傅斯年》，载《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2、26、27、28＇《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5、5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

＇23、31＇《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9＇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30＇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32＇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分歧意见，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徐的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34＇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35＇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6＇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辑，2007年6月出版。

＇37、60、61、65、68＇《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8、39、45＇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40、41＇《申报》1948年12月17日

＇42、44＇《申报》1948年12月18日。

＇43＇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印行。

＇47＇《申报》1948年12月22日。

＇4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1949年1月29日条。

＇49＇《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1948年12月27日条。

＇51＇载《申报》1948年12月19日。

＇46＇《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3）

＇52＇《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3＇《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

＇57＇陶诗原意大略为：种桑长江边，喻东晋偏安江南。据傅斯年门生逯钦立释，西晋初，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司马炎）为中壘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云：“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诗本此义而申言东晋。三年望当采，寓言刘裕立晋恭帝既已三年，似可做出成绩。黄文焕曰：“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柯叶以下六句，和傅曰：“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体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54＇《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第二版，标题为《胡适明日由京返沪：附志其致毛泽东之一电》，文前有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

＇55＇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6＇《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58＇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59＇《“九一八”一年了！》，《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3＇《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

＇64＇这天宣布的战犯名单如下：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

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

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

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

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

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杜聿明

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

曾琦张君劢等。

＇66＇《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69、7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51、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1、72、74、7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归骨于田横之岛（1）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1＇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与数学所几位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皆应聘到该校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氏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