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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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绫ǎ�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76＇

5月31日又说

：“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剧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

，（因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77＇

第二天，梁启超入城，尚未登车回津，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惊愕中复奔回清华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的噩梦不断纠缠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予以维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归来，本想做一番事业，因时局变幻纷乱，党人与各派军阀之间激战正酣，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梁思永无奈，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外，大多数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留学欧美的著名“海龟”罗家伦为校长。自此水木清华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9月底，梁启超再度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的《信州府志》等书，梁氏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78＇

四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79＇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注释：

＇1、2、3＇《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赵新林、张国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30日。

＇5＇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

＇6＇《南开大学校史？大事年表》，南开大学档案馆档案。

＇7＇《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转引自《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中国现代史料选辑》第5册，上册）。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以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8＇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校，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12＇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3＇《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第18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15＇《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

＇17、19、2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20＇梁从诫《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2＇清华学校的建立要追述到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变”。这一号称“扶清灭洋”的运动，在慈禧太后暗中唆使鼓动下，导致中国境内许多外国传教士被杀，教堂被焚毁。最后的结果是，八国联军（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纠集在一起向大清国发动战争，并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避难。1901年（辛丑），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准，由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圆明园旁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修缮使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旧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此前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已输送三批学生赴美，梅贻琦、胡适分别为第一、二期赴美留学生。）。后来，学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设置并未变动，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1914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到清华学校参观后，“给了一个批评，就是：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2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4＇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25＇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大师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当此之时，与其在哈佛共读并友善者，还有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等，因吴、陈、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至于这顶帽子是别人给戴上还是自己扣到头上，似无确切的说法，但三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群体为众生所瞩目，当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在哈佛就读且与“三杰”友善者，还有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学术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开大学之聘归国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学好友、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邀请，转赴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21年7月，吴宓受梅氏举荐，回国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自此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按当时规定，清华留美公费生为五年学制，吴宓本应继续学习深造，一举拿下博士学位，可他经不住梅氏的蛊惑，还是决定提前归国了。按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说法，“他实在是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就在这一年9月，陈寅恪离美，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到国内至上海两周后的1921年8月，即与陈心一女士结婚，自此开始在起伏跌荡、飞转升腾的爱情与婚姻旋涡中打起滚儿来。1922年初，吴宓同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帮志同道合的留美学者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吴出任总编辑，这个文化团体，时人称之为“学衡派”。

此时正值国内新与旧、传统与西洋文化交织争斗的关键时刻，学衡派的知识分子成了专一和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号称新文化派作对的一个学术团体。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反对胡适否定传统文化，搞另类文化，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生硬，往来书信中渐渐夹杂着火药味道。胡适回国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声名大噪，剑锋所指，大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此举令哈佛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之愤怒，张鑫海曾愤然曰：现在我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为《学衡》撰稿人，其阵营与声势可谓浩大壮观。为此，倒胡的积极分子梅光迪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准备与《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胡适、周豫才（鲁迅）等另类文化派来一番“鏖战”。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

；积劳成疾，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