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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的掌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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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赡埽豢赡埽∥业拇鸶词遣豢赡堋７灿屑副臼榈娜耍蟾哦蓟崃私猓硎槭嵌嗝绰榉常币彩嵌嗝聪氖奔涞囊患隆６杂谝桓鍪榇糇樱硎槭谴坏慊匾涞陌С畹摹＿觯獗臼榈撵橐成闲醋拧耙痪盼宥晁脑鹿河谔ū薄保鞘蹦慊姑挥写笱П弦的模。┠潜臼榈姆獾桌锩妫亲乓桓雠芽砂耐ㄐ诺刂罚ㄏ衷诓槐丶橇耍牡刂肪褪俏业摹？商荆】商荆≌馐切腋＃故敲糟浚┯幸槐臼樯闲醋牛骸霸喙庵校痪盼寰拍暧诎苫恰保ㄗ髡咭丫懒耍《氲谋秤耙巡饺胛难贰＝矗业呐嵌廖难Ф恋剿保惺裁锤芯跄兀浚┝硪槐臼榱钗蚁肫鹨晃缓门笥眩谔窖蟊税兜囊桓鲂≌蛏锨钆荩镁貌恍词恕７獗竞烀嫣探鸸派畔愕氖涣弦徽乓堵霰铣士荽嘤系南鹗饕蹲樱骠娴仄湓诘厣稀Ｕ馐悄囊桓銮锾斓挠牧槟兀磕敲炊嗍椋敲炊嗍牛敲炊嗟氖指澹∥依垂野沂ァ檬敲靠槟贡隙际视玫哪怪久６猓彩敲课蛔骷艺砭墒槭北赜械母邢搿Ｋ馨炎约旱幕匾湔砬宄兀亢慰鲆幻胬硎椋幻婊挂词椤Ｊ槭强床煌甑模绕涫亲约旱牟厥椤Ｋ馨炎约旱牟厥槎镣辏欢ǔ晌笱д摺Ｓ械娜丝词楸亟瑁枋楸夭换埂Ｓ械娜丝词楸芈颍蛄吮夭豢赐辍Ｎ沂粲诤笳摺Ｎ业牟簧倥笥咽粲谇罢摺Ｕ庵址掷喾ǖ比淮看馐侵鞴鄣摹Ｓ幸欢龋⑾肿约旱囊恍┖檬椋踔潦蔷娴暮檬椋慌笥衙蔷媒璨换梗踔劣诰么卟焕恚曳吲每悸切匆黄恼拢终馀旁簦唬把诺痢保蛭堑淖镄惺枪摹２痪梦揖痛蛳饽钔妨耍蛭⑾肿约阂参茨芫∶狻把诺痢钡淖鞣纭＜苌险谧诺模陀屑副鞠蚺笥丫媒栉椿沟氖椤幸槐韭凼拇笾窍虻惩陆璧模丫肽甓嗝换沽耍裁焕创摺５比徽饷炊痰摹扒染印被共坏健肮榛钡某潭取Ｓ幸槐尽睹拦难У拇场废戮恚词谴又炝⒚裣壬枥矗罄此衔液廖藁挂猓耍餍陨魇撬透遥腋皆松暇怼Ｔ谑覆嵋蚓媒瓒肮榛绷说氖橹校蟛糠质翘ù笸馕南档牟撇Ｋ堑摹扒攘洹倍家延馐荒辍＞菟迪低际楣莸墓芾碓比允堑蹦昴俏慌浚诺梦沂昀床桓铱缃南角＝枨换梗遣坏赖碌氖隆Ｊ橐彩乔虻模凇拔囊瘴薰纭钡男睦硐拢坪踅枋椴换故且患恢狄惶岬氖铝恕３司媒璨换沟囊酝猓褂胁簧偈椤蛑庇腥氖帷乔氛寺蚶吹摹Ｋ嵌际窍蚰臣沂榈辍奥颉崩吹模奥颉笔锹蚶戳耍改昀匆恢蔽丛墩恕５比晃乙灿械盅浩贰羌沂榈晡蚁哿税俣啾镜摹锻蚴ソ凇泛汀吨尤槭罚彩贾瘴丛崴恪２还冶匦肓⒖躺鳎侥壳拔梗羌沂榈昵肺业脑渡儆谖仪肥榈甑摹Ｎ蚁胛颐挥屑谴恚蛘呖梢运担挥泄兰拼恚裨蛭也换嵋恢比纹浞⒄苟３旨昴４蟾攀榈昀习逡惨晕肺医隙啵萑塘苏饷淳谩３松鲜隽街掷蠢惶馊俚氖橥猓徊糠值牟厥槭亲骷遗笥训脑椤Ｆ渲芯蠖嗍侵形牡男率浯问切∷怠⑸⑽摹⑴篮头耄匀灰灿猩偈⑽模酥练ㄎ摹⒑暮屯炼湮牡闹鳌Ｕ庑┰槭抢蠢饷鞯模蛭橐成隙加性髡呋蛞胝叩那妆侍庾郑涌晒蟆？墒翘拱椎厮担庖焕嗟氖椋乙埠苌偃肯晗赴荻镣瓯系摹Ｎ腋宜担挥幸晃蛔骷一岚驯鸬淖骷业脑橐灰焕谰 Ｓ⒐骷冶绰蹇耍℉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When I am dead，I hope it may be said：“His sins were scarlet，but his books were read．”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书斋？书灾（2）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曾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巨生（C。L．Dodgson，笔名Lewis Carroll）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巨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缪斯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的古拙，“花园丛书”（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约翰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多页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凡高的画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牛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书斋？书灾（3）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斯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砺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1963年4月15日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岂有哑巴缪斯（1）
一一九六五年的初秋，夏菁和我同客美国。他高踞落矶山顶，我远卧五湖平原，两地相隔，千五百英里。九月间，他飞去芝加哥，我则驾车去芝城迎接。参观了艺术馆后，太阳已经偏西，便负着落晕，冲着满地的秋色，驶回密歇根去。那夜月色清朗，平而直的超级国道，无声地流着，流一条牛奶的运河。怀乡人最畏明月夜，何况长途犹长，归途的终点也不能算家。于是两人对吟起唐人绝句来，一人一首，结果，是愈吟愈愁。事隔年余，仍记得当时，吟到“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真感到是那么一回事，一时“鹅皮”（gooseflesh）都麻了起来。那实在是难忘的一夜。“鹅皮”也好，“鸡皮”也好，诵诗而到高潮，我的反应之中，总会有这么一点生理成分。不是冒起鸡皮鹅皮，便是目润喉涩，最敏锐时，更有猝然中箭的感觉。英国诗人浩司曼在《诗的名与实》一文中，也曾经描述诗对他的作用，是生理甚于心智。他说，在早晨修脸的时候，他尽可能避免想诗，否则一句诗忽然涌现在心中，他的面肌紧张起来，剃刀便会失手。又说，随之而来，会有一阵寒颤，自上而下，扫过他的脊椎，且有泪水涌至眼中。最后，浩司曼说，胃部是这一切感觉的中心。高更也表示过，看凡高的画使他的胃不宁。绘画到底是空间的艺术，构图的节奏感对我们生理的节奏（例如呼吸和脉搏）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如诗和音乐一类的时间的艺术，那么强烈。虽然十分喜爱绘画，我在面对一幅杰作时，所经验的是一种深沉然而缓慢的感动。缓慢，是因为画家没有限你一定的时间去领会他的作品。音乐则恰恰相反，其节奏感完全取决于时间，人体的节奏感受到它的影响，随之疾缓起伏，所以我们在生理上对音乐的反应，总是更为迅速而直接。证之以我个人的经验，被一段美好的旋律感动时，我会生鸡皮，竖汗毛，麻头顶；但神往于一幅画的意境时，似乎很少这种生理的现象。尽管有少数诗人（从乔治？赫伯特到阿波里奈尔到康明思）热中于诗的空间表现，诗，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而时间艺术的诗，对我们的作用，尽管是非常心灵的，也是颇为生理的。这一点，似乎有不少的读者，甚至作者自己，尚无明确的认识。缪斯，一半是神，一半也是女人。她紧扣我们的心灵，但同时也满足我们的耳目。缪斯而成为哑巴，则所以成为女性的魅力，已经丧失了一半，不幸的是，中国诗的缪斯，已经显示出变哑的危机了。对于我，对于中年以上的某些读者，中国古典诗的朗吟（英文叫做chanting）是可以终身享受的一种高级乐趣。说得轻松些，它可以自娱，可以娱人，是雅人名士的一种消遣，一种修养。说得严重些，它成为欣赏古典诗的一个必要条件；短如一首五言绝句，不加千百遍的朗诵或低吟，是不可能充分心领神会的。我这一代的中年人，身逢抗战，经历种种的不幸，而比起现在的青年来，至少多一件幸事，那就是，懂得如何吟诵古典诗。小时候，我的父母和二舅父都会吟诗。他们虽未着意教我，毕竟耳濡目染，久之我也吟成了自己的一种腔调。其后这种吟哦，或高咏，或低唱，给了我无穷的安慰。今日，我的学生之中，甚至青年诗人之中，据我所知，十之八九都不会吟诵古典诗。某些青年诗人，恐怕还没有意会到这是一种不利，一种缺陷。默读唐诗，甚或用今日的国语出声诵读，固然也可以获致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比起曼声朗吟千百次后的那种领会，恐怕相去远甚。最大的原因，在于前者仅仅是心灵的吸收，而后者加上了生理的沉浸。所谓“熟读唐诗”，也就是要用生理的适应去帮助心灵的吸收，使那种节奏感，那种声调，进入肌肉，缠绕每一根神经。这样的分析，有些读者可能认为缺乏“诗意”。但是诗的生理作用，往往可以超越心灵的领会而影响读者或听众。我在美国授中国诗的时候，班上的金发孩子们对我朗吟的反应，总是热烈的，有些学生甚至要我教他们跟着吟咏。一位学生事后告诉我：他念这一班所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某次听我朗吟《国殇》。其间我也有时应邀去别的大学演讲，而当我在演讲时朗吟李白或杜甫时，完全不懂中文的听众，总是兴味盎然。这种反应，大部分属于生理。反之，我不懂西班牙文，而每次听到西班牙神父兼诗人劳治国（Father Carlos Orozco）朗诵洛尔卡炽热的抒情诗，总是感到一种绝大的过瘾。又如狄伦？汤默斯的诗，据有些人说，看起来很费解，听起来，尤其听他自己朗诵起来，反而很容易接受，至少会感到，那节奏之中，挟带着一股强大的说服力。再如乔叟那中世纪的英文，看起来好费劲，而听傅良圃神父（Father Fred Foley）念起来，忽然透明得多。不错，心灵是诗的殿堂，但是，耳朵是诗的一扇奇妙的门。仅仅张开眼睛，是不能接受全部的诗的。我几乎可以说，一首诗若未经诵出，只有一半的生命，因为它的缪斯是哑了的缪斯。在台湾，某些诗人铺张意象而无视于节奏的结果，已经使部分现代诗哑然无声，不能卒读。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新诗会哑掉，而古典诗的吟诵，也可能失传。（例如仅仅会说国语的读者，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入声的，而将“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读成平声，哪里还有凄恻之感？）中国文学岂不变成了哑文学？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岂有哑巴缪斯（2）
英文有一个字，我最喜欢。audience的本意，是听众，也是观众，在美国它还有读者的意思。在中文里，还没有一个字，能兼读者与听众二义。一个诗人在创作时，是以什么样的人为对象呢？是以读者，或是听众为对象呢？在某种崇高而纯粹的意义上，诗人可以自称，他的创作的对象是某一个人，是他自己，自己的灵魂，是虚空，是神，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悼诗，是书简，是自言自语，是一种祷告，一种符咒，果然完全如此，他可以寄掉，烧掉，忘掉，或者记在日记里面。如果他拿出来发表，则他显然是以一群人为对象了。当罗赛蒂把一卷诗封在他亡妻的棺中殉葬时，那些作品的对象只限于一个女人；但是后来，当他启棺取诗，将之公诸读者时，对象便成为一群人了。华兹华斯认为，诗人是对众人说话的一个人（a man speaking to men）。这当然和演说家不同。演说家同时对一大群人说话，眼中并没有单独的个人；诗也许有一千个听众或读者，但每一个人都感觉，诗人似乎只对他一个人单独对谈。在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学之中，诗只以听众为对象，因为那时诗不但可以朗诵，更可以吟唱。之后，诗不但与音乐分了家，甚至渐渐与口语分了家，结果是，诗保有了读者，但失去了听众。最后，自从象征主义以后，似乎连读者也愈来愈少了。以美国诗为例。爱伦坡曾企图再度将音乐与诗结合，但拘于机械的格律，似乎是按照节拍计谱写的，乃被爱默森呼为“丁当诗人”。林赛（Vachel Lindsay）也曾热心这样的结合，不过他直接用乐器来伴奏。桑德堡则以吉他自弹自诵。不过诗和音乐分家似乎是分定了。在另一方面，诗和口语的关系，也是时疏时密的。艾略特在理论上，强调诗应该采纳语言自然的节奏。且须具备好散文的起码条件（因此他曾反对弥尔顿的过分割裂与倒装），但在自己的创作上，有时文白夹杂，频用外文，例如《荒原》之中，竟用了六种不同的外文。庞德也有这种毛病。大致上说来，艾略特的理论，实践在他的诗剧中的，多于在他的诗中。佛洛斯特的所以广受欢迎，原因之一，在于他作品中自然而亲切的对话体裁。美国现代诗所以未被晦涩的独白体完全淹没，佛洛斯特的榜样是有阻挡作用的。例如晚一辈的艾伯哈特（Richard Eberhart）便深受他的影响。更年轻的一辈，包括“敲打的一代”，更透过威廉姆斯和意象派，欲直追惠特曼的自由诗，更是纯以口语为节奏的基础，费林格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更说：“印刷已经使诗变得冷寂无声，我们遂忘记诗曾是口头传讯的那种力量了，街头歌者和救世军传道士的声音，是不可蔑视的。”无论如何，美国的诗人仍未与“听众”脱节。一些诗人应邀到大学里去演讲，往往只是解释并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听过的诗人自诵，先后有佛洛斯特、魏因（John Wain）、魏尔伯（Richard Wilbur）和海克特（Anthony Hecht）等几位。佛洛斯特很容易地吸引了两千多人。魏尔伯的听众，挤满了一座会堂，也有四百人左右。艾略特在明尼苏达大学诵诗时，听众一万三千多人，有人甚至认为是沙福克里斯以来的最高纪录。和费林格蒂一样，名诗人夏皮罗（Karl Shapiro）也极力强调听众的重要性。他在《什么不是诗？》一文中说：“听众品鉴力低下这个问题，在批评中恒成为主要的借口。事实上，除非当场试验，别无他法可以测出听众的品鉴力。”接着他又说：“一切好诗对于听众皆有直接的震撼力。最伟大的诗，皆以戏剧或叙事形式出之，即可证明此点，几乎一切的现代诗，无论是当场或是事后，皆不能发生震撼……现代诗之为病，便是与一切活生生的听众脱节之病。”二三年前，我还在岛内的时候，往往应邀到各处作专题演讲。这次回台后，我便改变方式，将所谓专题演讲，改为朗诵自己的作品，且稍稍加以注释。我发现，听众对后者的反应，远比对前者为热烈，因为专题演讲是理性的，泛论的，而自诵作品是感性的，个人的，更易引起人性的共鸣。集体性的现代诗朗诵会，我自己曾经策划、主持过四五次，也曾多次参加过别人所举办的。自己所主持的几次，最成功的，是一九六 四年三月底在耕莘文教院举办的“第三次现代诗朗诵会”。那次的听众约有五百四五十人，其中颇有一些是旁立到终场的；参加朗诵的，除诗人们自己外，尚有教授、军官、神父及各大学学生，所诵语文包括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不过，台湾的诗朗诵，和外国的有一点不同。外国的诗朗诵，似乎绝少备有印刷品，供听众边听边看。在台湾，像这样的场合，无论是“现代艺术季”的发表会，台大学生主办的“现代诗交响乐”，或是我主持的“现代诗朗诵会”，往往备有作品的全份油印，让“听众”同时做“读者”。这一点差异至少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中文的同音字远比西洋语文的同音字为多，要全赖耳朵去分辨，当然不如耳目并用那么方便。像“联合国”、“青岛”、“印象主义”等等多音的名词，固然一听即懂，但遇上单音字，而上下文又不清楚时，听觉便不灵了。例如“事”的同音字，据一本《国语辞典》所列，便有三十六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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