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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的掌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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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字，而上下文又不清楚时，听觉便不灵了。例如“事”的同音字，据一本《国语辞典》所列，便有三十六个之多。碰上“事”、“四”不分的诵者，情形就更混乱了。英文自然也有同音字，惟一音之中，像sea和see，像be和bee等等，也只有三两个字的重复而已。第二，美国的现代诗固然不好懂，但口语化的程度，以及节奏上的透明，似乎仍较台湾的现代诗宜于作听觉上的沟通。英文诗中的语言，虽历经华兹华斯、白朗宁、霍普金斯、哈代、艾略特和意象派诸人的改革，似乎一直能保持一股活的传统。中国诗中的语言，五四以后呈现了一种剧变，以致今日现代诗的语言和唐宋诗的语言，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我觉得，叶芝的节奏，在宏富和流畅的方面，去莎士比亚并不太远，而方莘和鲍照之间，则好像怎么样也连贯不起来。我曾将近作《凡有翅的》译成英文，夏菁看后，认为在语言上，英译比中文原文还好，读起来比较顺畅自然，且更响亮。之后在朗诵会上两者并诵，也有人与夏菁同感。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白话尚未充分成熟，或至少不及英语成熟。不过，我们的现代诗人还不很愿意，或尚不太敢于面对“听众”，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没有把握，则是不争的事实。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岂有哑巴缪斯（3）
可是“听众”的挑战，是永远在那里等着现代诗人的。不接受这项挑战且将听众赢到现代诗这边来，现代诗将命定只有少数读者，让诗在纸上冷掉。小说的读者一向多于诗。其他的艺术，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莫不当场当时争取并征服活的听众或观众。只有诗，只有现代诗似乎仍然安于在印刷品上与一些零零星星的面目模糊的“读者”寂寂相对。也就是说，仍然安于做一个哑了的缪斯。对于这种现象，辩护人自然可以提出许多借口：例如，诗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诗的欣赏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时空；例如，诗是可以反复吟咏，细细玩味的，所以宜于个别的读者自己欣赏；例如，具有深度的诗，静静默读，比千百人前的朗诵，更能曲折体会，而潜入作者思想的底层；例如，某些抒情诗，只合读者低吟，不宜诵者高呼。这些都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我也承认，某些作品，或以思想的深度见长，或以“印刷术的地形”取胜，在本质上或不太适合吟诵。但是在原则上，没有诗，没有一首好诗，是不能拿来吟诵，或者虽吟诵也令人无法当场（或多或少地）接受的。如果真有这种现象，现代诗人们似乎应该坐下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我也不否认，在大众的场合，一首“野”的诗比一首“驯”的诗，更容易攫住听众的注意，而一首谐趣洋溢的诗比一首严肃的诗，或更受欢迎。但是作者吟诵的艺术，加上他的个性和名望，都能形成震撼听众的力量。据我的观察，周梦蝶对听众的吸引力，绝不在管管之下。我们知道，听众的组成分子，也是形形色色的。曾因晦涩与偏窄而几乎失去读者的现代诗，不但应该向小说，向其他艺术争回它的读者，且应培养它自己应该拥有的一群活听众。和活听众不断地接触下，活生生的反应可能使现代诗人在人性的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可能使现代诗人想到读者不会使他想到的种种问题。诗人们实在应该有勇气面对这种考验。如果我们以为，现代诗必然是滞销的，那就错误了。在美国，金斯堡的诗集《怒号》，十年之内，已经销到十六版，费林格蒂也极受大学生的欢迎；他的《心灵的科尼岛》也已经在短短的八年里印了十四版，销数超过了二十万册。他的另一本诗集《从旧金山出发》，在书背里页，还附了一张自诵作品的录音片。诗人自诵作品的录音片，每张六元，在美国也销售得很多。这一类的唱片，有专集，也有由名演员或名学者来朗诵的，例如里察？波顿便录过哈代的诗。据说狄伦？汤默斯和佛洛斯特的唱片销数，都上了六位数。这种唱片，不但予听众以如闻其人的亲切感，更让他们从诗人的自诵中领会那些作品真正的意义。想想看，如果莎士比亚在四百年前曾经将他朗吟十四行的声音录了下来，该多令人兴奋，多便利莎学的研究！而我们，不过半个世纪，梁启超的声音已经不见了。王国维的声音听不见了，近如胡适和傅斯年，一张唱片也没有留下来。诗人的声音，徐志摩的，闻一多的，也已随时间消逝尽了。但在西方，现代一流作家的声音，将永传后世，不但令后人如聆其声，千百年后，更成为文学史、语言学、声韵学等等的宝贵资料。在美国，成名的诗人，不但有诵诗的唱片流行于市场，更应邀将自己的吟诵制成录音带，保存在国会图书馆中。这充分地显示出，美国对自己的现代文学资料，如何珍视，且努力保存。希望我们的“中央图书馆”，以及文化界有关的人士，能及时注意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及时录下当代学者的古典诗的吟诵，以及当代重要诗人及作家们的自诵，为了诗，为了文学的研究与延续。一个民族，岂能让自己的缪斯哑掉？1967年5月13日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鸦片战争与疝气（1）
西方人来中国传教，自命是传基督的光辉，来启迪“异教徒蒙昧的心灵”，然而这种唯心企图，往往要用唯物的手段来掩护，才能自然地接近待拯的异教徒。十七世纪的耶稣会神父，如利玛窦和汤若望，是用天文历算来做上帝的先驱，但实效不大。十九世纪的新教牧师改用医术来接近大众，正合中国人的需要，就收效多了。不过当时的中国人知识落后，对于西方的医术原来不很信任，所以那些传教士在华行医，必须特别谨慎，否则易犯众怒。例如二十世纪初年，耶鲁的年轻校友组织了耶鲁传教会，来华展开传教工作，并且选了排外运动最烈的长沙做基地。他们先开办了雅礼中学，接着又在一九〇六年设立了雅礼医院，由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主持，手下只有两个未经训练的助手，辛苦可以想见。不幸一开始就有一个湘人病重死在医院里，吓得休姆赶快为死者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价钱比死者家人买得起的一种贵出一倍。又有一次来了一位高官，以为休姆会按中医的规矩把他的右脉，不料休姆只把了左脉，乃一怒而去。但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有一位著名的西医，有过更奇特的经验。他名叫彼德？派克（Peter Parker，中国近代史上译为伯驾），是美国人，也是耶鲁毕业。一八三五年，派克设立了广州眼科医院，极受欢迎，前来受诊的病人三个月内就有九百多人。派克的专长是开刀，据说他挑中眼科，是因为当时的中医在眼疾方面疗效最低，又据说最忙的一次，他曾在一小时内为十六个白内障的病人开刀。因为当时求诊的人太多，他除了照顾眼疾之外，其实还要治各种各样的脓疮、赘瘤、毒瘤。派克为人十分细心，不但详细记载了病情的个案，而且还雇请了一位叫林瓜的本地画家把罕见的病例绘图留念。这些资料存在今日伦敦盖氏医院的陈列馆（Gordon Museum，Gny’s Hospital，London），十分可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派克记下了他的四百四十六号病案。那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由他父亲带来。乍见之下，她似乎有两个头，真把派克吓了一跳。走近时，才发现她右脸长着一个赘瘤，从太阳穴隆起，一直伸到嘴边。派克要求那女孩的家长立下志愿书，声明手术万一致命，不怪医生，才肯为她开刀，手术只用了八分钟，女孩便解去重负。瘤重一又四分之一磅，底部周长十六英寸，伤口愈合得很快，十八天后病人就出院了。但是派克治疗的病案之中，最微妙的一件却是疝气。患者不是别人，是林则徐。一八三九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商敷衍他，不甘尽数缴出毒品，林则徐乃于三月二十四日派兵包围“夷馆”。被困的外国人有三百多名，派克也在其中。三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派克却独自留在广州，因为医术高明，反和中国官方颇多接触。林则徐先是要他开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疝气。派克在病历上记道：“病案六五六五号。疝气。林则徐（误拼为Lin Tsihseu）钦差大臣。”疝气俗称小肠气，我国幼婴常因患上百日咳而得了疝气。此病我小时就患过，后因开刀根治，当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疾。不过钦差大臣生了疝气，却也不便张扬，而且一百年前犹“严夷夏之防”，怎能让一位陌生的“夷医”来玩狎重臣的政躬？那年七月，洋行买办侯瓜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药给他医疝。派克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封中文信，详析疝气的病因，附以图解，并且建议可装托带。林则徐想必不愿任人近身来装带，似乎也怀疑装了是否有效。他派来一位已经装有托带的朋友，向医生再索一具。派克回称，这东西必须由医生动手安装。于是林又派来一名亦患疝气的副官，要医生装上托带。派克从命，那副官立刻感到舒畅。最后又来了一人，自称是钦差大人的“兄弟”，正巧体型也差不多，托带如果合他，必然也合钦差大人。此计果然妙绝，派克无奈，只好为来人安装疝带。事后派克在业务报告中说，“呈送给钦差大人的托带尚称见效”，又说不但林则徐曾经当众夸奖他的医院，而且结了善缘之后，林的左右侍从也每天出入医院。林则徐是清末一位有守有为的开明大吏，一生治绩，无论是水利、屯田、减赋、禁烟，莫不利在百姓，是我最敬佩的近代人物之一。我一直认为他在虎门销毁鸦片的壮举，真足以羞东亚病夫而警西洋奸夷，值得好好写一首诗来歌赞。郭廷以曾说他“就中国的传统来论，固然是一位才德俱优，有识、有为、有守的人物；即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亦为一位实心任事，廉隅清正的公职人员”。林则徐说他自己“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此话未免失之自夸，好在他对洋务西学一直有心研究，不但着人翻译书报，更编辑《四洲志》专书。《万国律例》（Law of Nations， by De Vattel）的片段中译，就是派克受林之嘱所作。林则徐初到广州，曾拟一道照会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恳请她在那一头正本清源，釜底抽薪，遏止鸦片的毒业。“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吸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痛绝……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这一番话真是义正而词婉，凡有血性的中国人，甚至略具良心的西方人读了，照理都会感动，但是当时对那头约翰牛，却像弹琴，这封信，林也曾请派克加以斟酌。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说林则徐“初至广州，曾拟就一道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词句近乎威胁。七个月后，所颁发的与初稿颇有出入”。这么看来，此信的定稿想必也有派克的意见。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鸦片战争与疝气（2）
派克初见林则徐时，只有三十五岁，而这位朝廷重臣已经五十四了。那时他来中国已有五年。派克原是志愿来华的美国福音牧师，最初的目的是传播福音而非行医。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在一八三二年版的《美国百科全书》里，发现中国人是“具有奴性、做事勤奋、生意精明的民族”，至于“心智的进展，该国久已停顿”。派克来华传教，就是要救心死的中国人，但是《美国百科全书》却没有告诉他，中国人待救的不但是心智，还有身体，而身体的日趋衰弱正由于西方鸦片生意的日见兴旺。以一八二九年为例，英国那年输入中国的货品值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鸦片在一千万元以上，美国输入值四百万元，鸦片所占逾四分之一。马太福音说：“凡己所欲，应以待人。”（There fore all things whatsover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do ye even so to them．）这就是中国人所重的恕道，只是论语倒过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的西方人来中国，一方面传播马太福音，一方面却又传播鸦片毒品；前者正是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后者正是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派克来华传教，却没有料到要治疗自己同胞所传的毒瘾：西方人在华的所作所为，像一个“反讽”一般会合在他的身上。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八日，派克在中国度过五十岁生日。到这时为止，他的医院已经医治了五万二千五百个病人；早在一八四七年，他已将麻醉术传入中国。他半生在中国行医，对我国现代医学的贡献十分重大。但是名气大了，责任也不由自主地加重。由于他粗通中文，美国第一位驻华全权公使顾盛任他为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兼通译。派克的中文当然不精，每逢草拟公文，他都要口头译成中文，由一位全然不懂英文的助手笔录下来。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由耆英与顾盛代表双方签订，正赖派克居间促成。一八五六年，派克更升任美国驻华专员，任务是安排美国的外交代表常驻北京，并且无限地扩展美国的对华贸易。派克野心勃勃，竟想联合英、法的代表向清廷共施压力，以促进古老帝国的改革。英、法的外交官本来就不喜欢他固执的个性，对他的理想主义更有恶感。美国的同事嫌他时而执拗，又时而动摇。中国的官吏把他说成“老谋深算”，“满怀敌意”，而又“固执不化”。据说咸丰也感到他好与人争，认定他心机深不可测。派克自己也忙得不但传教无期，甚至行医也无暇。公务不利，人缘又差，他在失意之余，乃渐渐迁怒于华人，认为华人生性不改，只会逃避责任，歪曲真相，误解条文。后这位愤怒的美国专员竟向华府建议派兵占领台湾，以应英国之占新加坡与香港。他说：“无论是为了人类、文明、航运与商业，美国政府都势必对台湾采取‘行动’，尤其是对目前只住野人的东南沿岸；深望我美国政府不致‘退缩’。”美国总统皮尔斯对此大感震惊，乃于一八五七年四月把派克召回国去。派克在美国度其余年逾三十载，死于一八八八年，享年八十六岁。可敬又可悯的派克，在中国先后奋斗了二十三年，始于仁爱，却终于愠怒。牧师派克要拯救中国的灵魂，医师派克要照顾中国的肉体，外交官派克要占领中国的土地，西方文明对华夏古国的心情，何其复杂而又矛盾。1982年2月5日附识：本文多段取材于1980年企鹅版史班斯所著《改变中国》一书（To Change China， by JonathanSpence）。派克为林则徐治疝事，见该书47至48页，原见《中国档案》（The Chinese Repository）8卷（1840年）634至637页。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开卷如开芝麻门（1）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一个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说什么真话，就凭他读过几本书的“成分”，已经忧患无穷了。这种“读书有罪”的意识加于读书人的身份压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也感觉得到，海外的知识分子里，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读过几本书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他们尽量低抑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几个十九世纪的老名词来贬低其他的知识分子，以示彼此有别。其实在目前的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早已愈来愈难“划清界限”。义务教育愈来愈普及，大众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会教育，而各行各业的在职训练也不失为一种专才教育，所以在年轻人里要找绝对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了。且举一例，每年我回台北，都觉得计程车司机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提高。从骆驼祥子到三轮车夫，从三轮车夫到今日的计程车司机，这一行在这一方面显然颇有变化。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国大陆，从以前的批斗学者、红而不专、焚书锁书、白卷主义，到目前的宣传尊重知识分子，要干部学文化，要人民学礼貌，要学者出国深造等等，也都显示了反知主义的重大错误。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要是把读过书的人划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使它和其他的人对立起来，甚至加以羞辱、压抑，绝非健康之举。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也不妨多听听别人对相似的经验有什么看法，以资印证。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惟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在知识爆炸的现代，书，是绝对读不完的，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古人矜博，常说什么“于学无所不窥”，什么“一物不知，君子之耻”。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多通人，即所谓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纪末年，培根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竟说：“天下学问皆吾本分。”现代的学者，谁敢讲这种话呢？学问的专业化与日俱进，书愈出愈多，知识愈积愈厚，所以愈到后代，愈不容易做学问世界的亚历山大了。不过，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弥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弥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经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遗，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食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选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开卷如开芝麻门（2）
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会读书。精读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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