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出书版) 作者:武和平-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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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有人正在暗中掌控着他，既要敲诈他的钱，又能随时取他的性命。这也是一种可怕的暗喻：如果自己像狗一样向人胡咬，就会遭到与这条名贵犬同样的下场！
他被这再明白不过的警告吓得心胆倶裂了，因为他猛然意识到了是谁在操纵着这一切——而且是为了什么。
惊魂甫定，他想到了报案，因为对方太嚣张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一个县级干部；但对方又实在太狡诈了，一切都做得了无痕迹，并且紧紧地攥住足以使他致命的把柄！在这双重的威慑下，他只能选择生存。他开始拎起掉落的帽子，压低了身子，急速地在树丛中跑，很快接近了公园大门，用帽子扣住大半个脸，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这一切，都映入了夏中天的眼帘。

耿民吃了一碗烩菜泡馍，吃得满头大汗，顿时有了精神。他走出饭馆，松了松腰带，从文件包里拿出十年前他的政协委员证，装进上衣口袋。现在他决心要闯一闯省委办公楼。
昨天，他从捡破烂的那群村民的住处出来，就直接到了老书记周正超那里，想打听一下中央督办组的行踪。周正超在金岛任过职，又当过沧海市的市委书记，现在是省人大副主任，他家成了耿民进省城的落脚之地。耿民拎着半袋子红薯敲开周家的大门，老太太热情地招待了他，说不巧老周视察去了，接下去帮着耿民跟省政法委打电话，得知督办组的同志到了外地，很晚才能返回。耿民心里有了底，就辞谢了老太太的挽留，自己跑到车站附近的小旅社睡了一宿，天一亮就踅到了省委附近。
省委的大门煌煌大气，正是上班的点儿，一辆辆黑色轿车缓缓而入。耿民心里有些发怵，因为他看到大门一边的信访接待室，已经阻拦不少上访人员，有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还有半躺着的残疾人。几个工作人员正招呼他们走进屋里去。
细看这些人他大都认识，个别还有被称作“缠访户”的。有不少人来自下边的县乡，多是反映基层办案不公，或者干部作风恶劣的问题。他们往往会无休止地哭诉，一遍又一遍地叙述着冤情，并且始终坚信，越到上面就越有青天大老爷，能帮助他们伸冤解困。对一些基层干部他们总是信不过的，指名道姓地谩骂，发泄着他们的愤懑和不平。慢慢的这些人中间便出现了掮客，有的是因为多次重访熟谙法律条文，可以不假思索地给人提出极为老到的司法建议；有的专门提供各类信息，只要交付些费用，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得到省领导和公检法三长的精确住址。当然，这是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打探到的，为了摸清一个官员的住址，他们甚至采取雇人接力的办法，从省委大院跟踪车辆，在必经之路的巷口处安插眼线，然后特工似的逐巷口地接替跟进，直到看着领导在院门下车，这也是能够直接跪见首长，或者能获得他们亲笔批示的绝好机会。
耿民和一般的上访者不同，这不仅在于他出众的辩才，更在于几十年风风雨雨积累起来的上访经验。凭着这些，他知道该什么时候找和怎么找，更知道该找谁，用什么说法。用时髦的说法，他就属于乡间的那种民意代表。他今天穿戴整齐，还戴了一顶时兴的瓜秧帽，帽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左上衣口袋内插着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他夹着包，挺膛凸肚向大门里走，但哨兵还是扬起了一只手，示意老爷子到门口接待室登记。耿民微笑解释，说已经和领导约好了，哨兵年轻，一脸严肃，根本无法通融，喝令他退在一边，给身后的汽车让道。
猛然，他和门口一个穿便服的小伙子打了个照面，觉得很是眼熟。原来是他去年开省人大会时打过交道的一个武警班长、沧海老乡。
“耿大爷，你又来干什么来了？”小伙子关切地问。
“上回我来反映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根子还在黑恶势力，我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来的督办组反映。你是流动哨，肯定知道省政法委的领导今天到了哪里。”
“省委的客人一般安排在人民大厦，你可以到那里问一问。”
人民大厦距省委不远，十分钟不到，他已经走了进去。正在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谦和地向他问道：“你是参加会的吧？”耿民微微点头，“他们在几楼？”
“可能在407房。”
他走向407房门，决计敲门，却无人应答。耿民明白，不是参会的人员，里边是不会给开门的。他想了想，便从文件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把那张印有中央督办组检查严打整治工作的报纸叠好装进去，然后弓下身子，将信封从门缝向里塞，塞得剩下三分之一，就蹲在地上观察。
那封信被柚动了，耿民站起身，开始使劲儿敲门，门终于开了，是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同志，留着运动式短发，显得很精干。她问他找谁。
耿民此时已听到套间里的说话声，他突然大着嗓门嚷道：“我叫耿民，有重大情况向中央打黑办反映！”女同志显然是怕他干扰了会议，跨出来一步说，“大爷，咱们先到隔壁房间说说。”并用手扶着他的胳膊很坚决地向外推，不料耿民的声音反倒更大了：“我只找中央打黑办的同志，别人谁也不说，谁是打黑办的，能不能见见我这个老基本群众？！”
耿民一喊，倒真把套间里的人惊动了，很快走出来一位老同志，瘦瘦的，头发黑白参半，精神矍铄，他上下打量一下耿民说，老同志，我是打黑办的，叫忠良，我们正在开会，能不能等一下再说。耿民表情有些古怪地点了点头。又飞快地从包内掏出一沓材料，双手托住，猛然将单腿跪下，眼泪突然从满是皱褶的眼皮下涌出。
“救救金岛吧，我可算找到你们了，金岛又回到解放前了。为了俺几万老百姓，我耿民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说完一个劲儿弯腰鞠躬，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套间内所有开会的人，大家纷纷走了出来，省政法委书记加毅飞搀扶起耿民。
忠良说：“老耿同志，来吧，你就跟大家说说你要反映的情况，我们的会先暂停一会儿。”
耿民被请进了套间，他把要反映的问题叙述了一遍。忠良惊异地发现，老人所说的内容竟与材料上的一字不差，简直是倒背如流。
“这样严重的问题，过去反映过吗？”刚才开门的那位女同志插问。
“嗐——这金岛的事情就是马蜂窝，躲还躲不及，谁敢捅哇，一到市里就给压下来了，他们上上下下连成了气，就是拖着不办，已经六年了，光省里领导就不知道批示了多少次……”
“你向当地公安机关反映过吗？”加毅飞是省委常委，也是从外地刚调到省里的干部，他对耿民说的情况显然感到很震惊，急切地问道。
耿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说：“新来的公安局长和孟船生是吃一个娘奶长大的姐弟俩，她的男人刘玉堂和孟船生打得火热，区长巨宏奇和孟船生更是穿的连裆裤子。金岛这些年被他们一手遮天，没了王法。黑得杀人犯能当警察，犯罪头儿一抹拉脸成了乡书记。”
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起来。加毅飞低沉的声音穿透了静寂：“耿民同志，你反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能不能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事实。”
耿民说当然有，他开始从那个鼓鼓囊囊的包里取材料。很快，摊在加毅飞面前的是一堆证言、原始书证和不少伤情活体照片。问耿民是谁拍照的，耿民说是自己拍的，这几年当辩护人，深知取证的重要性，随身他都带着相机和微型录音机。但耿民强调说，这些材料还属于案件线索，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需要司法机关去侦查。他最后还说，自己反映的问题，如有一句虚言，自己甘愿受反坐，要是你们还是感到不好办，我还要往上告。从省委书记一直到总书记。
忠良听了以后笑了，但是丝毫没有嘲讽之意，他接下去说，“这事按规矩还是属地管理，归加书记来办。可是你老耿，仍然保留越级上告一级的权利，我们作为中央的办事机构也随时准备受理。”
“既是这样，我还有一个请求。”耿民显得有些执拗，不依不饶。
“哦，那你就说说看。”
“这一回搞动搞不动我说不准，可千万不要把我的材料再往下转，要是再转下去，还不如在这里就把我杀了。”耿民显得有些激愤。
“有那么严重吗？”现在轮到忠良惊诧了。耿民刚要答话，被一直看材料的加毅飞接过了话茬。
“耿民同志，这恰恰是我要向你讲的一件事。我来咱们省工作以后，也陆续收到不少反映金岛问题的材料，也派人核实过，有些情况我们是掌握的，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三国演义》上有个许褚，勇猛过人，光着膀子和人交战，结果身上中了多处箭伤，他吃亏就在于打赤膊……”
“这位领导，哦，加书记，有句俗话叫越怕越有鬼，人大周主任说我是个天不收，地不留，阎王爷讨嫌，小鬼不来勾魂的主儿。真正害怕的倒是他们，现在反腐败就缺不怕死的二百五，我这话就是站在金岛分局院子里边当面跟寒局长说过，也对黑帮头子说过，我就是金岛一个吓不倒，整不怕，砸不扁的铁壳老龟，立着坐着都是一条迎风不倒站着死的汉子，我就不信没人收拾了他们，除非这里不再是共产党的天下！”
加毅飞点点头看着耿民道：“尽管是这样，也要留心。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相信我们公安司法机关的大多数，当然，这里肯定有害群之马，我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包括我们省政法委、沧海市委市政府和各级政法机关，都要接受老百姓的检验，谁是英雄，谁是保护伞，最后要让事实说话，让你老耿和大家伙儿评判、监督。可现在正是因为斗争的复杂性，每个政法干部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也不一样，可不能一棍子掴八家，怀疑一切啊。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位关键人物，她就是你们沧海市新任的公安局长，你们认识一下。”
耿民一下子傻了，原来是刚给他开门的那个女同志。
严鸽主动从座位上走过来，郑重而不失友好地说：“耿老，咱们今天算正式认识啦，也从你的怀疑开始，让上级和你共同评判我是不是个合格的公安局长。来吧，咱们找间房子，说说有关大猇峪案件的情况。”

听完耿民的情况介绍，严鸽二话没说，通知局里给她调来一部民用牌照车，下午随耿民进山。
耿民指路，严鸽亲自驾驶北京吉普，很快驶进了金岛大猇峪的山道。
坑洼不平的路面像刚刚经历过战争，弹坑似的水洼积满了乳白色的汞水，车子经过时能没下大半个轮子，溅起半人高的水花；一股一股的淘金废水像毒液一样漫无目的地流淌、侵蚀、裂解着路基，又汇成浑浊的溪流，注入峪岔的河道里。迎面而来的卡车装载着堆集如山的矿石，东摇西歪，活像一个个酩酊醉汉。严鸽注意到，在这最颠簸的路段上，有着不少老人和孩子在路边守候着，他们背着篓子，提着扫把，等待车上的矿石掉落下来，便蜂拥而上，一扫而光。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路边收购矿石，偌大的白灰字标明着矿石的价格。
有人骑着马从坡道下来，耿民说这就是驮金矿的马帮。骑在马背上的精壮汉子，个个裸露着被风吹日晒成紫红色的皮肤，每人手中的缰绳都牵着身后的六七匹骡马，每匹牲口脊背上都架着双斗的矿石箩筐，牲畜们不停地喷着响鼻，浑身冒着雾状的汗气，颈下响着清脆的铃声。
峪道深处，道路两边全是灰白色的矿渣。绿树的掩映和遮盖下，隐约可见不少用红砖垒起的简易工棚，棚顶用石棉扎和油毛毡搭建。那就是挖金矿工们的居所。严鸽发现，这样简陋的生存环境里，竟也有发廊、录像放映室和歌舞厅，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出没其间，成了矿渣与绿树之中的一道风景。
间或有矿工从山顶上背矿下来，背篓中满是矿石，由于头上的安全帽压得很低，只能见到他们干瘦结实的脊背和腿部暴突的筋腱。他们随身穿带着三件物品：手电筒、胶靴和一把T形木棍，这根木棍一来用它探路，二来歇脚时用来支撑筐篓的底部，这样不仅解乏，还不用卸肩，靠在山道或墙边就可休息。耿民说，这些矿工要把矿石背到十几里外的选场，在那里，把矿石研磨加工成金精粉，然后再送炼金厂铸冶金锭。一天下来矿工能挣上几十元钱，可老板们打上好的坑口，一天就可以有十几万元的进账。这些矿工都是从外省贫困地区来的农民，有的在这里已经打了十几年工，挣的钱舍不得花寄回去养家糊口。遇到工伤死了人，赔上个万儿千元就打发了。矿工们根本没有人身保险，也不会跟矿上打官司。
严鸽注意地问，听说几年前矿上出了透水事故，有工人死在里边，有这么回事吗？耿民咽了口唾沫，半天没有做声。
眼前出现一座高约上百米的废矿渣山，需仰头才能看到山顶。耿民指着附近的一座旧木桥，从那里就可以通向大猇峪村。严鸽下车观察这座庞大无比的人造山丘，只见它像是被平切去顶部的金字塔，塔顶依稀可见有翻斗车正沿着轨道踟蹰而行，当行驶到近处的头顶时，翻斗突然倾斜，灰白色的矿渣便沿着斜坡滚落而下，扬起了飞瀑似的细沙，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种呛人的味道。这座巨型的金字塔的底部用木板遮拦，再夯上木桩固定，为的是控制它向四处扩展。但是越来越多的堆积物从高处一泻而下，撑破了木板，废矿渣便像泥石流一样向河岸延伸，逐渐侵入了河道，部分沙滩已被矿渣堵塞。顺着耿民的手指，严鸽这才看到，在废渣山覆压的边缘，有几家错落参差的民宅，那片地方树木明显枯萎，枝叶焦黄，连鸡鸣声也显得有气无力，上百户的村民就在这随时可以倾塌的矿渣山下生活。
看到耿民立在村口桥边，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个又低又矮的小男孩。严鸽注意到，这孩子皮肤黝黑，脸上遍是伤疤，一条腿还有些跛，像只小猴子似的躲在老人身后，怯生生地朝自己望。老太太一手拉着他，一手拎着扫帚，肩上挎着背篓，边走边朝耿民喊，“‘老天爷’你又领人来，光打雷不下雨哩。”耿民说：“你不要乱说，这是省里派来的记者，要专门听你‘金扫帚’介绍真实情况呢。”老太太把扫帚急忙扔在背篓里说：“嘴片子磨明了，鞋底子跑烂了，顶啥用哩，二十多年了，村里的地没有了，人叫打跑了，螃蟹和鱼都没影了，我老婆子只有捡破烂拾矿石了。”
黑孩子跑过来，神色惊奇地看着车上的倒车镜，照着自己在镜子中有些变形的脸，严鸽过来抱起他，听老太婆继续唠叨着：“你还是村长呢，村子都没了，还要啥村长？一个村600亩地全让金矿给吃了，现如今一人不到一分地。这可怜的大山掏空了，祸害留给老百姓，矿渣里有毒，一千年也不会再长树，河里的汞水妇女喝了不生孩子，牛喝了下软胎，鸡饮了不下蛋，村里除了俺们这些棺材瓢子，年轻人都跑出去了，逃个活命吧。”
“为什么不打官司呢？”
“咋不打官司，‘老天爷’领着村民到处告状爬堂，成了有名的‘告状专业户’。”老太婆苦笑着，扯过了黑孩子，“连这孩子都知道法院的门朝哪儿。那年中央下了管咱乡下人的文件，老天爷让俺们家家带上土地证，一人发一份有红头文件的报纸，报纸上印的就是这红头文件，从市里上访到省里，领导说这不得了，农民成了无业游民，是政府违法，要马上解决，这又从省里批到市里，市里又批到区里，到区里就打了折扣，说财政要靠黄金吃饭，让俺们服从大局，加上矿主们一给好处，他们也就不向着老百姓说话了，‘老天爷’一气之下就上了京城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判赔偿费900万，一次性解决，可这笔钱又叫区里挪做了探矿使用，你说还让不让老百姓过活了？”看见扫金老太和外来人说话，村民们也三三两两慢慢聚拢过来。
严鸽说：“都是哪家金矿占了咱们的地呢？”
“这个我一清二楚，”耿民接口道，“上说纪八十年代这里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开矿的时候，大猇峪一下子有二十几家企业开矿，咱村里还办了一家乡镇金矿企业。现如今就剩下‘一船两山’了，这‘一船’就是孟船生，两山是赫连山、柯松山。这几家大矿白天开采，晚上出渣，矿渣就倒在了地里，村里人找到矿上，结果无人承认，慢慢就堆起了这座矿渣山，这土地呢也像蚕吃桑叶一样给啃光了。”
严鸽顺便问旁边的农民家里还有多少地，一个高个子农民说家里有十六口人，只有三亩四分地了，并且发愁地说，柜子里只有20斤面，过了年就没得吃了。一个妇女说，她家里是五口人，地全被占了，每月靠在城里当工人的丈夫寄来150元过日子，孩子交不起学费，只好靠捡矿卖钱和给马帮喂牲口过日子，全家现在有小半袋土豆，一缸酸菜。女人有些酸楚地补充道，现在矿也不敢捡，被矿上保安抓住了，男人挨打，女人罚洗衣裳，夏天就罚晒，冬天罚冻，还要在平房上跳迪斯科让他们这帮龟孙子取乐。
“光是占地还好了，”一个高个子农民接过话头，“还打仗咧，这大猇峪那年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百十个穿迷彩服的人包围了村子，见了人就开枪，见东西就炸，连村东头‘冯老躲’家的布尔山羊也抢走了十几只。”
“这些情况公安机关立过案吗？”严鸽注意问道。
“咋没立过，查了一半就熄火了哟，状子里头就有这起案子。”
“这些事情市里领导都知道吗？”严鸽知道丈夫主抓矿业生产，十分注意地问道，不想耿民反问道：“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
严鸽十分坚决地点头说，当然要听真话。
“真话说了不好听，老少爷们儿先回避一下，我给大记者说点丑话。”耿民拣块大石头坐了，把文件包放在一边，指着一旁的小马扎让严鸽坐下。“市里年年都下来干部，可都是一头扎到矿上，嫌贫爱富哩。就说刘市长，每年都来峪道里慰问孤老烈军属。村东老荣军冯天运，抗美援朝打残一条腿，一到春节前，见了小车进村就躲到房后扫金老太家，总是开了大门，远远瞅着刘市长一群人把慰问品放下，才偷偷回家。”
“这是为啥？”严鸽不禁惊异地问。
“这山里人脾性你就不知道了，人越穷就怕丢人现眼呗。刘副市长来，后边区里乡里当官的跟一大群，还有拿长枪短炮的记者，围着老汉儿，要他按编好的词儿说，回去好上电视。他不愿意跟着演戏，又想叫你把东西留下，就躲起来呗。时间长了，人们送他外号叫‘冯老躲’。”
耿民粗中有细，他看严鸽听得脸上有些挂不住，变了一下口气说：“玉堂还算不赖的官儿，咱体谅当官儿的忙，可你要是真正体恤民情，救苦救贫，这大猇峪老百姓一次次到省上、市里上访，送到你门口的事儿你都不管，这下来蘸蒜似的一转，您就算是关心群众了？！鬼才信这一套！”
“老天爷，村里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市长来了，你也该借这个机会向他当面讨个公道嘛。”严鸽非常认真地质疑道。
“嗐，我说你这丫头，真是个坐机关的书呆子，咋就闹不明白呢，如今可不是当年的老八路工作队，小车屁股后打狼似的跟了一群，连哪儿停车，哪里吃饭，哪里拉屎撒尿都有路线，防上访人员就像防特务。领导就是想听真话也没人敢说。这一来一去就成了看好的、听好的、吃好的、喝好的、最后感觉好的。可老百姓的问题越积越多，冤屈没有人管。就说这小黑孩儿吧，他爹是外省来的井下采金工，大猇峪透水那天男人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女人神经了，可就苦了这孩子，整天睡羊圈，钻山洞，上山采野果子吃……”
严鸽听着，想把老人原话一句不漏地记下来，可怎么也找不到随身带的小包，里边装着她的笔记本和手机。
“一准是给这小兔崽子偷去了。”耿民急得立起身，指着扫金老太嚷嚷，“小黑蛋儿拿了记者的细软，你还愣着等星星出齐呀，快回村找哇。”老头子把两手在大跨上拍得山响，吓得扫金老太一溜小跑往村中赶去，耿民领着严鸽也进了村。
村口一家有个少妇打开院门泼水，见耿民和生人来，吓得闪身就要关门，耿民喊道，怕个啥，又不找你。那女人才半掩着门站住了，不好意思地笑笑。耿民说，大猇峪血案发生的前一天，持枪歹徒是先敲开她家的门问路进村，打这以后整日价都不敢开门，魂儿都给吓飞了。沿着村里一路走去，耿民不断给严鸽指点，哪块墙上有弹孔，哪处是土雷残留的弹坑，严鸽留意观察，并向耿民问道，这次袭击村子的目的是什么，谁的指使。耿民却装作没听见，低头朝前走，一直到了一处没有住家的地方，耿民才回过头，冷冷地说：“这就要问你的那个船生兄弟了。”
严鸽看得出来，直到现在，耿民还对她心存戒备，严鸽立在那里不走了，她坚持要耿民告诉他全部的真相。
“那就恕我起码言了。”耿民用力抹了抹自己满嘴的硬胡茬，望着近处大猇峪黑黑的山影。
“俺这大猇峪原先可是山清水秀哇，自打那年发现了金矿，这里就没有消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