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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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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为了扩大合作化，国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如在税收、农业贷款等方面，国家对合作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单干农户因此必须承受比合作社社员更多的压力，渐渐处于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状态。此外，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1953年建立起来的统购统销政策完全切断了农民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联系。一边是政策倾斜的利诱，一边是统购统销断了出路，再加上仍受着纯朴国家理想的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入进来。据我在《江西粮食通讯》上读到的一份发言，到1956年2月，小堡村所在的九江市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制便新屋落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民手里。
“高潮”与“绝种”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形态和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前景；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到了1955年，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并严厉指责主张积极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副总理邓子恢为“小脚女人”，从而加快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邓子恢极力主张的“四大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和“确保私有财产包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判——“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都不能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6）
为了迅速推进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9月，毛泽东还费心劳力亲自编了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要为农业合作化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还要“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一个月后，作为会议材料，该书若干样本发放到了七届六中全会的与会人员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讲话：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 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篇《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在“全面学习苏联”、“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指引下，个人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渐渐被国家化，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那个有关“球籍”的著名演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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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公社”
自从有了合作社，有了集体，过去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也开始让位于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由于没有议价权，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开始了。农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社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后，工农成为一个阶级。在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节节胜利时，康生甚至从马恩原理出发，建议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名为“中华人民公社”。当然，这一提议并没有被采纳。试想，如果将“主席”这个称呼改为“社长”，其受到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毛社长”本人也不会答应。
在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中，合作社实行了农业、供销、信用三社合一，又把乡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乡民委员会和社管理委员会合而为一，实现了政社完全合一。并且，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办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福利事业（从这方面说，此时农民的待遇比现在许多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似乎要好些，至少前者还有社会保障）。当然，福利的目的并非福利本身，而是为了让农民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全情投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生产。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工作时农民在田间地头都竖起了毛主席语录牌，以争取“思想生产双跃进”。事实上，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歌曲有好几万首。
不怕倾家荡产
在设立合作社之初，的确有不少农民抱以很大热情，否则这一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不会在几年间如此顺利展开。合作社的好处十天十夜也说不完，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不怕”：一不怕两极分化受剥削；二不怕天灾和人祸；三不怕没钱花；四不怕鳏寡孤老没人管，死了没人埋；五不怕小孩没学上；六不怕劳力没活干；七不怕倾家荡产。
此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七不怕”。当时，因为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兵营。在普遍的“无私的贫困”之中，许多人其实都已经“倾家荡产”，成为穷得只剩下国家与领袖言行的政治随从。从逻辑上说，此时的国民，不是不怕倾家荡产，而是无家可倾、无产可荡。一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乡，将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生活资料也归全民所有。为了破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社员的私宅可以随时被拆除，以便住到定居点去；鸡、鸭、猪和树林也都归了公，砸了锅炼铁，家家户户不再冒烟，全去吃食堂。而“（共产主义的）食堂就是天堂”，许多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翻身得解放”，第一次享受到了一生中最风光也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近400万个，约有4亿人在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在河南这一比例达到了，而江西的比例则为61％。当赫鲁晓夫嘲讽中国人搞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而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时，反对者则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热量也不能太多”。（《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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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漫画家廖冰兄曾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大跃进运动画过一幅题为“异想天开”的漫画。一群举着“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好”等条幅的社员，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而在他们头顶上，几位袒胸露腹坐在云端的古人也打出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原始共产主义天堂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炎黄子孙登天”。漫画家嘲讽在那个全党全民头脑发热的年代，人们真诚地以为天天敲锣打鼓，就可以以最落后的生产力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由于这是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运动，得到的是反效果的“大跃退”，其结果只会退到了衣不蔽体、食难裹腹的原始共产主义。
生产力暴动
“在过去，想吃饭没饭吃，那是天灾；有饭吃你不吃，那是破坏生产工具。”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我这样感慨那个逝去年代以人为工具的荒谬。
谈到后来收获美名无限的包产到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按下的血手印。其实，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陈云、邓子恢等中央高层都陆续提到了包产到户。只是，作为高层之高层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并将包产到户提到了“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
在那样一个国家高高在上的时代，人们对国家理想抱着最大善良愿望的时代，许多人毫无异议地顺从了国家制定的并不深思熟虑的政策，相关宣传也是一边倒地赞扬合作社的好处。如弗里曼等作者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说：在中国农村，新制度的合法化不是民主，而是农村汉子们狂热的爱国主义。相较过去，他们相信新国家是他们的，而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路人。同样，在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这样谈到农民加入高级社时的社会心理：“村里有的人很不愿意把祖产交出来，在私底下抱怨政府用强制的手段要大家加入合作社。”但是，“农民都对毛主席和党深信不疑，他们大概都以为，这种种改变，都是为了政府宣传中所说的共产天堂的到来做准备吧！”
当然，零星或日常的反抗仍时有发生。比如一些农民砍伐树木、宰杀耕牛、退社、瞒产私分，等等。有的农民因政府明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当年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动”的日常的抵抗或者弱者的抵抗，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种“财产的末日”的印象。
即使到了后来，木已成舟，无法退出合作社时，一些生产队以及社员也不忘继续这种日常的反抗。在江西，据赣南行政区11县43个农业社的调查，隐瞒和偷窃粮食在100斤以上的便有43起。理由很简单，怕国家多征收粮食，怕口粮不够吃。
有人甚至公开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社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饭，越吃越没味。”（《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至于“单干加自由市场”的好处，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从国有体制中走出来的公民，多有深切体会。然而在当时，这一切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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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事实上，这种反抗在苏联搞集体化的时候同样大规模地出现过。由于采取了消灭富农的政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受到了富农的强烈抵抗，这些人带头宰杀牲畜，从1929年到1933年间，全苏联的马和羊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牛和猪减少了近一半。苏联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几十万户富农的生产资料、贵重物品和不动产被没收，并被强行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或北极。他们中有不少人因为反抗而被枪毙，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死在前往西伯利亚或北极的途中。只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各国共产党人从苏联宣传物中所知道的，仅仅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没有人能够惊曝内幕。为了学习苏联集体农村的经验，1952年，中国曾经派一支农民代表团考察苏联，这些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农民，看到苏联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以及集体农场里一应俱全的公共设施，难免羡慕不已，近乎不约而同地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另一方面，五十年代的相关资料同样表明，这一“意识形态经济”在实施过程中沾染了不少强制色彩。今日中国拆迁运动如火如荼：“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的？”已为人所不齿，而当年山东曹县的入社口号就是“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是什么人”。据曹县县委事后的统计，全县有80％的社是在直接、间接的威胁下办起来的。在山西广灵县，有一个村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县里派来的干部在会上要求70％的农户入社，为此整整开了半夜会，谁报名放谁走。如此光景，难免让人想起袁世凯当年搞的总统选举，如果不投袁世凯的票，列位就只能守着票箱饿肚子，谁也不许回家。
我因为年纪小，没有机会参加“生产力暴动”，但是温柔的反叛还是有的。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颗粒归公》，讲的是“泥人张”创作了一件很有时代特色的泥塑：一位怒目圆睁的佤族少年，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姿势将一篮子稻穗高高举起，以驱鹅护粮。那个年代，语文课首先是政治课。那难得一见的动漫效果，让我对年少时所受到的公有化教育有了深刻印象。虽然并不知道那个“颗粒归公”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但是在此前后几年间，和绝大多数乡下孩子一样，我也是身体力行，对那个时代投过反对票的。比如在寂静的夏天，在社员们忙完收割、打完谷子之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便时常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三五成群地跑进稻田，像工兵排雷一样捡拾大人们落下的谷穗。只是，那时候的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劳力士”与“苦力士”，带着人类亘古有之的自私的本性，都忘记了公家的仓库，待到吃饭收工之时，便直接提着那小捆的稻穗回家喂鸡去了。
《论人民公社》
2010年12月的《炎黄春秋》介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兰州大学《星火》杂志的作者们对农民的关注。在《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等文章中，作为有知识的“农民的儿子”，他们认为“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他们看来，“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级——农村无产者。”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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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民之子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即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即五十年代初，董时进表达了类似看法。一方面，他反对土改，认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制，这在先秦就已经消失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而且，以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路径分析，“耕者有其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有可能将一切土地社会化，即收归国有，而国家（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当全国的田地都归政府管理时，由政府组织集体农场时，农民都变成政府的雇工，成群结队地为政府耕种。收获物除一部分用来养活农人而外，其余全部都须缴给政府，供给城市人民、工厂工人、公教人员、军队等食用，以及运输出国。
为此，董时进打了一个比喻：
现在政府对贫农说：“来，我分给你几亩地，一个犁头，一头耕牛，你去好好的耕种。”政府把田指给农人了，把牛和犁也交给他了，农人感谢了政府的恩惠。同时，政府对耕牛说（至少是在心里面那样说）：“来，我分给你几亩田地，一个犁头，一个农人，你快去好好的耕种。”牛也会感谢政府的恩惠吗？当然人们知道牛是不会感谢政府的，因为分给牛几亩地、一把犁和一个农人，对于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么，分给一个农人几亩地、一把犁和一头耕牛，对于农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农人只是替政府耕种，自己并得不到好处，还不是和牛马一样吗？名义上说是把地分给农民，实际上和把地分给耕牛有何分别呢？
发现董时进
接下来有必要对董时进做一点补充。无论读者是否赞同董时进的观点，我不得不说的是，发现董时进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意外收获。至少，我看到一个我所期许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这种品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可或缺的。
谈到中国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的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2008年我开始写有关董时进的文章时，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的董时进渐渐湮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并且很快断定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其身折射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1）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对董时进生平作了简要的概括：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中，印象最深的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我还特别提到这场“笔战”。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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