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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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下乡，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精简工作结束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啊！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掌权，哪个党能办到？！的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然而，在我看来，这次大搬迁所能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强制下的无序。此时的计划亦不过是命令而已。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　

关于中国人口由乡村到城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五常有十分精辟的论述，部分观点更可被视为对五十年代末农村人口“大跃进城市”的一种批评。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张五常这样写道：“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但是张五常坦言，“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宜于工商业的人材，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的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张五常开出的药方是要让资产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这些资产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还包括劳力及知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并不知道这个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应之快之准，是远胜于任何政府策划的。这是因为市场是无数人的讯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信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　

归根到底，社会有自我拓展的秩序与生长的节奏，非权力一厢情愿所能单方面完成。这也是我在乡村生活所获得的有关生命与繁荣的最直接体验。走进山野，不用你安排，万物自会生长。而小堡村的农民，在社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走出乡村，体会杨万里写在《桂源铺》里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1）

　

前面关于“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的几篇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有的网站在短短一天内便有近5000条留言，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故纸堆里听惊雷。就在我梳理我的过往人生、乡村记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与时代命运相关的材料时，总有一些细枝末节会让我不得不停下来。而且那里并非只有董时进这样能够以笔作战的人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更要谈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李四喜。五六十年过去，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李四喜这个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纯朴的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他的观点也被时人称为“李四喜思想”大加讨伐。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长沙读者章正发的来信，信中称：　

我们乡里有一个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受了一辈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去年我们乡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别积极，又当选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专门回家生产，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开会，干部去劝他，他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　

该信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但不知《新湖南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希望给予答复。　

今天一些大权在握的乡镇干部一定很难理解李四喜辞官不做的行为。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在那个鼓吹“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将会引起怎样的重视。为此，《新湖南报》在“编者按”中着重指出：“章正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我们所知道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继续干下去，思想已经开始产生，甚至有个别区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提出了三个题目希望广大农民参与讨论：一、你对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样？你们那里的干部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二、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国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时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该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为题，号召广大群众参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读者们踊跃地参加讨论。从7月21日起，《新湖南报》第2版专门开辟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并选编了各地群众的来信，推动这一讨论的展开。7月24日，《新湖南报》发表长沙读者柳石泉的来信。柳石泉认为，李四喜同志要脱离工作、回家生产，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来，既然平常工作同志总是宣传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劳动生产，那么李四喜回家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谈不上有什么过错。该信同时表明在当时有些乡村干部认为干革命工作是一种“负担”，应该“轮流干”。如柳石泉所说，“农村中的农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没有比别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做了几个月工作，为群众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最开始的讨论还力图保持观点平衡。不过好景不长，为引导农民深入讨论，《新湖南报》为读者来信加上了“编者按”——既能为讨论增加某种方向感，又能及时“医治”部分不合时宜的观点。为了让更多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到这场讨论，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社论，指出“讨论的规模还不够广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领导机关、本省各地报纸、农村干部或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来开展这个讨论”。在其后的编者按里又强调：“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农村小生产者自私、落后意识的反映，没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继续展开深刻的批判和讨论。”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2）

　

是继续革命，还是安心生产？这场讨论最后被定格为政府与媒体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关于幸福生活的直觉开始让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说教。所谓李四喜思想被理解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松气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对于这种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25日，《新湖南报》发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翌日，《人民日报》又刊文将《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向全国介绍和推广。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虚构了“潘晓”这个名字一样，“李四喜”同样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此人真实名字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之所以取了“李四喜”这个名字，是因为编辑部认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这个秘密直到1952年1月7日《新湖南报》刊发《过去是“李四喜”，现在是好干部》一文才为世人所知。此时朱中立已经成为从“李四喜思想”中被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开始在一些县市做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讲述他此前如何悬崖勒马，由“李四喜思想”的代言人转变成为一位合格的新社会的建设者。　

半年后的7月9日，新华社编发《农民朱中立加入了共产党》一文时作了如下按语：　

朱中立是湖南长沙县十五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原是“李四喜思想”的代表人，在土地改革后曾产生了松劲、“退坡”思想。现在他克服了这种有害的思想，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最近他向长沙县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了他由“李四喜思想”代表人转变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过程。　

透过这篇报告，读者了解到时年25岁的“李四喜”的一些身世：四岁半的时候，“李四喜”的母亲难产死了，做漆工的父亲将他寄养在外婆家七年。　

十二岁起，我就开始了雇工生活，一直做了十二年，换了六个主人。去春土地改革时，工作同志三番四复地把我喊醒过来，使我曾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后来，我分得了两亩多田、四间大瓦屋，还娶了妻子，生了小孩，毛主席给我成了家。解放、分田、娶妻、生子，真是“四喜临门”，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念头在土地改革刚胜利结束时就开始作怪了。去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全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我当选了副乡长，大红花挂在胸前，心里欢喜了一阵，但立刻就后悔起来。眼睛老是望着鼻子尖，担心干了工作会耽误家里生产。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3）

　

……干了个多月，生产没有结合工作，自己的生产果然落了后，眼望着人家田里禾苗“发乌”，自己禾苗“变黄”，心里更不耐烦，就干脆开什么会都不去了。工作同志找我谈，我就直截了当对他说：“要开会八升谷一天。”有人问起我：“假如大家都不干工作，反动派来了怎么办？”我说：“有毛主席在。”我忘记了自己翻身作了主人，忘记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时刻在阴谋死灰复燃，忘记了保田、保翻身果实是每个翻身农民自己的事，更看不到革命的幸福前途。这自私落后的念头，一直害了我好几个月。　

？？……　

但我开初转变时，我还只知道要“保家”，还看不清革命的远大前途。区委书记就介绍我看苏联《红十月集体农场》的画片，叫我到长沙市参观了许多工厂，还看了《锦绣河山》等影片，使我不仅到了长沙，还看到了祖国人民两年来的伟大建设和美丽的远景。当我第一次坐上工人老大哥制造出来的汽车，走进工厂，我心里更明亮了：工人兄弟是一天到晚和机器大生产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对革命事业坚决、勇敢、忠诚，毫无个人顾虑。这又使我联想起只有在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洗刷缺点，走向社会主义。于是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教育了我，挽救了我，使我没有做一个只看见自己鼻子尖下一点利益的糊涂虫，而且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自己走了一段弯路，感到痛心。所以我常常用现身说法，耐心地帮助想“歇劲”的农民兄弟醒过来。　

“李四喜”现象并非孤案。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当时有许多农村干部产生了“革命成功论”，比如山西襄垣县一个党支部书记公开宣布解散党组织：“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　

透过“李四喜思想”大讨论，不难发现建国初期部分农民与乡村干部有着怎样的简单与纯朴。对比其后岁月里农民群体乃至各个阶层所遭遇的挫折，这场讨论的本质其实是革命者如何退出革命的问题。这些人因为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参加革命，又因为不断革命回不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本来只是需要土地，却被告知还有天堂。几十年后，当历史翻过国家全能而社会无能的一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领悟：让本国国民能够自由地生活与生产，自主地选择留在乡村还是进入城市，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需要完成之革命。　

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正如你可以分析出一个柠檬有什么化学成分，却不能分析出它是什么味道。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生产、分田单干，同政治性生产或者命令型经济脱节，也正是基于农民自主的生活、理性与感受。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1）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作化过程中不少农民还有保留自留地的权利。1955年11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除了规定“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外，同时留了一个缺口，允许社员在不妨碍参加合作社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同时，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但要控制在全村人均所占土地的5％以内。简单说，自留地的作用“主要是给社员用以种植毛猪所需要饲料之用，及种植自食蔬菜之用”。（《关于自留地计产及与毛猪饲料关系问题的认识》，《江西粮食通讯》1957年11月19日）　

中国重新回到了一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时代，一个“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语）的时代，直到后来进入“大公无私”的时代，连“我私”都没有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农民的主体土地已经收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耕作，但是自留地的命运则出现了很大的反复与摇摆，一段时间内收归集体耕作，一会儿又下放给农民经营。在“只准大灶烧火，不准小灶冒烟”的“大跃进”时代，许多自留地直接变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园。　

自留地效应　

小时候我不知道家里的自留地与生产队里的农地有什么区别。不过，每次听到父母谈到自留地，或顺着母亲的吩咐去菜园里摘辣椒或掰茄子、豆角、西红柿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着某种难以言状的温情；你仿佛在野外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及至年长，有了些阅读与阅历，渐渐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背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饿殍遍野的惨剧，我才知道自留地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搁置在夜航船上的救生圈。　

广袤无边的原野，有一片属于你家的微小而唯一的土地，就像小王子在B612星球上有唯一属于他的一朵玫瑰花。遗憾的是，在一个权力压倒权利的年代里，没有谁能给绵羊画上一副嘴套，给玫瑰画上一副铠甲，而如果他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在那一刻都将失去光彩。　

自留地的价值并不止于浪漫，在现实生活中它更具有令人折服的效率。杜润生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中这样谈到“自留地效应”：“农民对自留地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所持态度不同，经济效益则大不一样。2分自留地等于1亩集体地的收入，种粮食产量起码要高出1倍，甚至更多。”据说，他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　

同是在这本书里，杜润生为土地至今未能真正属于农民而深感忧虑：“没有长远投入的中国农民，在世贸组织中将更缺乏竞争力。几乎所有可与中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的国家，都没有土地调整一说，这些国家的农民，都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并能够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对其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有自留地，小堡村的父老乡亲才可能像托克维尔笔下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等待收成，把他们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　

让公田长荒草　

吴思先生曾写过一篇《让公田长荒草》，将古代的井田与二十世纪中国的集体经济进行了对比，认为公田、私田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大田和自留地，区别只在于各自的比例不同。井田制中公田不过九分之一，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前者只需要花费庶民的十分之一时间耕种，而后者却只能在业余时间种。但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相较于井田制里的公田与人民公社的大田，个人耕种的私田与自留地的产量却高出很多。原因很简单，现在是“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好好干”，而过去是“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2）

　

对此，睿智的《吕氏春秋》早有论述：“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吕氏春秋·审分》）　

意思是说，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像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将田分给众人种，不仅是一种分权，也是一种分责，权责对应，大家种地的积极性也就高了。　

后来者小岗村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其后又将毛泽东及其倡导的时代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具体表现为：一、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二、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历史记住了安徽小岗村几位走进镁光灯下的农民，然而事实上分田单干并非在七十年代末才开始。“歃血单干”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几年的运动。早在1956～1957年间，因为反对合作化，在不少省市有过一次“拉牛退社”、“包产到户”的风潮。1956年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提到了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产到户，并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全对的”。（何成《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当然，这些“资本主义主张”很快被批判禁止。　

六十年代，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再度出现。农民说，远看1953年、1954年，近看自留地，这些都比集体搞得好。有些人还将单干称作他们的“总路线”，而政府之所作所为，是“张果老倒骑驴，一步一步退”。据杜润生回忆，1962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而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据统计约占20％～30％左右。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支持搞“责任田”，而这“责任田”在实行后亦被称为“救命田”。只是这个做法很快受到了压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严厉批评，并被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相较而言，此时农民经营的“责任田”与其后小岗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