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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己-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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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树似乎更像个吟游诗人，他就那么淡定地唱着，面无表情，有时还戴着一顶有点可笑的毛线帽，两边带穗那种，像个羞怯的女孩。“那些花儿”、“白桦林”、“生如夏花”，这些低低吟唱的歌声里，“有叛逆之后的沉默与隐忍，还有令人心悸的痛楚”。许巍、朴树和老狼三个人，似乎有很多特质上的重叠。只是老狼和许巍的歌声里，能找到清新和喜悦，所以比朴树的感觉来得温暖。老狼的“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仅替年轻一代释放了青春激情，也替已经不再年轻的一代追忆了青春岁月。
阿杜的歌有一阵是我每逢周末就要播放的，有点嘶哑的嗓音，很男人味的长相，这个曾经的包工头，竟然成了偶像歌手。“离别”、“天黑”、“想家”和“坚持到底”等反复播放几遍，吵醒睡懒觉的老公，他就会不动声色地起床，换上他喜欢的音乐。
羽泉的“最美”是我老公买给我的一张碟，“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次微笑都让我沉醉。”在三口之家的锅碗瓢盆、磕磕碰碰中，再次听到这样纯美的声音还真让我陶醉了一把。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是“东方时空”早期音乐栏目中的一首MTV，清新的风格，惆怅的旋律，小提琴的伴奏，我和老公也不约而同喜欢上那个戴着眼镜的，像个傻傻学生的演唱者马格。“我能不能把我的手放进你手里？你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忧郁，我们的心能不能相依还要看你。嘿，看风景，多美丽，从没相信，和你在一起。”丁薇这个像丁香一样散发着淡淡芬芳的歌手，沉寂多年后于2004年出了珍藏版CD《亲爱的丁薇》，我老公毫不犹豫地给我买来，现在真的只能珍藏了。
羽泉的大头贴是我儿子最早贴在床头的明星，如今青涩的两个年轻人的头像已经被晒得发白了。儿子的业余爱好是拉小提琴，莫扎特应该是他的最爱，但后来周杰伦却成了他的偶像。他会对着歌词执着地哼唱“双截棍”。我什么也没听懂，只听到“哼哼哈嘿”，这也算音乐吗？他买齐了所有周杰伦的专辑，甚至连版本也要收藏，回老家还拣到一张很久前的版本如获至宝。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出差，他用爸爸的手机发短信给我“妈妈，给我买周杰伦的专辑，我很忙。”我心想你很忙就让我跑腿，我还不便呢。在偌大的北京城我上哪去找最近的音像店？有打车的钱都够买CD了。我很不解地打电话问他爸爸，才知道专辑的名字叫“我是牛仔我很忙”。兰州还没上市，儿子想和首都歌迷一样先听为快。我不是牛仔，我当然不敢说忙了，尽管满世界的人们都在说自己“很忙”。儿子的命令那就是圣旨，这像以往采购变形金刚、火车侠、《神探柯南》珍藏版、台湾产悠悠球、原装鲁比克魔方以及各种场合用的国际象棋一样，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每天上班路过的广场边，曾经有两个弹吉他卖唱的青年，他俩演唱的竟然是自己的原创歌曲，我现场买了一盘磁带以示支持。在寒冷的风里，他俩唱着“家乡”，也唱着“流浪”。不知道这两个流浪歌手如今漂泊去了哪里，是否找到“流浪歌手的情人”？曾经在南关十字地下通道里也听过一个歌手的演唱，他唱的是我喜欢的许巍的歌。在那个路人行色匆匆的阴暗地道里，许巍的歌如同天籁，让我忍不住驻足，但又不好意思站在那里聆听。我很庄重地向他的吉他盒子放了钱，在远一点的地方听了一段就走开了，但我知道许巍的歌会一直回响在我们心里。
音乐已经在我的生活里完全消失了。我的电脑里仍存放着七百多首MP3，我不会再打开听了，但我从不忍删除，就让那些歌静静地趟着吧。我会记住这样一些繁杂的名字：卡伦。卡朋特、惠特尼。休斯顿、席琳。迪翁、阿桑、陈琳、张清芳、齐豫、朱哲琴、许茹芸、王菲、田震、刘若英、潘美辰、陈淑桦；保罗。西蒙、迈克尔。波顿、罗大佑、张学友、张国荣、谭咏麟、陈奕迅、郑钧、小刚、赵传等等。我也会记住“加州旅馆”、“乡村路带我回家”、“昨日重现”、“寂静的声音”、“今夜你是否寂寞”、“远航”、“爱情故事”、“忧愁河上的金桥”这些英文老歌。如今“他们在哪里呀，他们都老了吗？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阿桑已经像叶子一样因病早早凋落了。张国荣在“愚人节”坠楼了，至今让歌迷无法相信风华绝代的“哥哥”永远走了。柔情永远没人能懂的陈琳也坠楼了。约翰。丹弗因飞机失事永远踏上回家的路。大多数已经和我们一样年华老去，没有像“谭校长”永远十八岁。但伴随我整个青春时代的歌声，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看过报道，国外似乎年年有“猫王”模仿大赛，我想没人能模仿他的长相，也没人能模仿他浑厚的磁性嗓音吧，他已经是一个永恒的传奇了。我喜欢的那些歌，尽管只能在心里回味旋律，但那些优美的歌词依然可以一读再读。“音乐教父”罗大佑的歌每一首都堪称经典，都可以在耳畔、在心中陪我们一起从黑发唱到白头。这个精瘦的男人，不知道蕴藏着多少能量，似乎青春不老。他没有属于美丽的才女张艾嘉，也没有属于美丽的才女李烈，他属于无数的听众。他的歌词，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称作为诗歌的。前几天翻看大学的笔记本，翻到好朋友为我抄写的《闪亮的日子》、《你的样子》、《光阴的故事》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再次想起那“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在我即将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一个久未谋面的青海小妹妹发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爱情”的MP3。我告诉她我现在已经听不清什么歌曲了，但还是感谢她与我分享。她很内疚，她只知道这是王菲和陈奕迅合唱的一个电影的插曲。她说“还没看电影呢，只是偶然在酒店的电视里听到这首歌，很温暖的感觉，也许是我的多愁善感，一下子喜欢上了它。”呵呵，电影《将爱》我已经在网上看过，只是不知道里边的歌是什么样的，我现在看的都是彩色默片。她一遍遍对我说“对不起姐姐，我忘记了。”“真的很对不起，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和你分享，但我忘记了。”我怎么会责怪她呢？能和她这样隔代的孩子找到心灵深处的共同点，心有灵犀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我觉得很有幸，也很温暖。即使我听不清了，我也可以给别的朋友分享啊。
遗憾我现在想象不出盲人歌手、诗人周云蓬唱出的是怎样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只能坐着他的“绿皮火车”去想象。我也不知道现在都在流行哪些歌手的演唱。无论是“纵贯线五虎将”，“老友记六人行”，还是罗大佑怀旧演唱会，我都只是看看新闻了，本来他们也不会来我所在的边远城市开演唱会。前天周末和家人外出，在南关十字的地下通道里我又看到一个吉他歌手，不知道他是否我前几年遇见过的歌手，也不知道他唱的是谁的歌。我俯身向他的吉他盒放钱的一瞬间，我听到了两个字——“谢谢”。他一定不会猜到我是个连歌声也听不见的路人，这两个字对于几近失聪的我，也几乎成了天籁之音，像许巍的歌声一样，简简单单地温暖了我的心。
二〇一一年八月七九日
为我朋友患病的父母祈祷
周六是我休假回来第一个周末，我去了一个朋友家，看望她癌症晚期的母亲。之前朋友短信告诉我“不用来了，她已经不认识人了。”我没想到病情扩散这么快，但就算她已经不认识我，我还认识她啊。
朋友的母亲曾经是省城一所医院的院长，也算是事业型的女强人。可是她在医院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之后自己竟然成了医院的常客，不过是“医患”换了位子。她一次次做手术，大手术、小手术，手术之后肠粘连，再次手术但是作为曾经的医生，她一直很开朗、很乐观，完全看不出来是一次次住院、做手术的病人。不住院的日子，她还笑呵呵地招待老同学一起玩玩麻将、打打牌，也一起结伴去旅游访旧。
前年我查出“听神经瘤”的当天，朋友咨询了她在天津的脑外科专家舅舅。晚上老人通过电邮答复我“NEEDTOOPERATION〃，还真是个一点不落伍的专家。朋友说她妈妈要来一起看我，我怎敢让老人跑来看我这个晚辈？朋友转达了她母亲的问候，我手术前去了她家，听听阿姨用专业的态度安慰我”没事的，这个手术你放心，术后又不需要再服药、治疗，做完手术就都好了。“
今年春节前，朋友从医院接回妈妈过年。我春节去探望，她们知道我现在耳朵不便，两人一起等在小区大门口接我和老公。朋友为了让妈妈有个好的居住环境，特意换了带小区的房子，为此她和老公上班不便，孩子上学不便也无怨无悔。见到阿姨，我看不出她像从医院临时接回来的病人，依然脸上带笑，看着很精神的样子。一路还热心地为我介绍小区的花园和设施，非常满意这个可以散步的小区。我那次去不像是探望病人，倒像是一起打气，相信病魔都会被我们击败。
我感觉朋友家宽大的新居地暖不是太热，我给朋友和她妈妈买了棉拖鞋，心想阿姨在家时间长，不要脚底受凉。银行理财经理给我老公送的晚报订阅卡我也一起送给阿姨，希望能给她打发一些闲时光。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网上浏览新闻，不再看从中央到省、再到市，层层过滤、复制的通稿新闻，我们也不需要被整版的房地产和车辆广告狂轰滥炸了。
这才半年时间，再次进朋友家客厅，没有看到她母亲。看到躺在卧室正输液的阿姨，我几乎失声惊叫。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头发已经掉光了，脸上有好几块淤紫，人好像有些浮肿了。朋友告诉我脸上的乌青是自己翻身摔在地上，大概是磕到输液架的底座上了。过了一会看着她睁开眼睛，但没有向我这边望，她的眼睛已经没有方向性了。她挠了挠后背，朋友起身帮她按摩了一会，盖好毛巾被，她又安静地躺着。液体流完一瓶，朋友去换针头，她已经快成半个护士了。
我只能在旁边看着，除了把她裸露在外的脚放回毛巾被，什么也帮不上。我甚至没忍心问朋友“阿姨还会感觉到疼吗？”
我另一个在上海的朋友，我儿子的干妈，也正陪伴着父亲经历最艰难的日子。朋友说”他呼吸困难的情况经常出现，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离去。这样的日子很难熬，但也无法逃避。“我前年十一月去上海，顺便复查手术后的情况，正巧碰到朋友生日。在她宽敞的家里，见到若干她的好友，也见到了她的父母、弟弟全家人。那时老人已经有些清瘦，但精神也算好。现在，我看不到老人是什么样子，只能看到朋友在忙碌的看护之中对我在邮件里说起”他神智清醒，对于身后事也已交待清楚。应该说，我们全家对将要面对的情况都有心理准备。但是这种事情再多的准备，到发生的那天还是会觉得困难的。我现在尽力多陪陪他，有一天是一天了，尽量不留遗憾。“
做儿女的能做的还有什么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怎样的哀伤啊。我这两位朋友正在受难的父母，都没住院，选择在家里看护。朋友说”一切以他心意出发，医疗的力量很有限。人的生命还是靠人自己的命。希望我爸的命还没有到终点。“
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但我们每一个凡人面对自己亲人的病痛都不可能置之度外。我们都不是庄子，可以看透生死，超然忘我。毕竟，父母都只有唯一啊。
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很坚强，陪着父母最后的日子一定是百感交集，但她们在尽力做着能做的事。陪着父母度过每一天，这就足以让老人安慰。“尽人事，听天命”。
她们要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要么是长女，是家里的支柱。我看到的朋友脸上只有承担和坚毅，哀伤早已收起掩藏。她们远比我做的多得多。我家里凡事有哥哥姐姐、姐夫操劳、出力，我这个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除了一腔孝心和相思，什么也没有做。我爸爸去世时时脑梗发作非常突然，我从没想到那一天是那么出其不意地降临。不管是谁，都不会把死亡和自己的亲人联想在一起。周五我还和他打电话，他笑着说在刮胡子，周六和我妈去我大姐家，他那时腿已经浮肿，但他拒绝去医院，是我大姐硬拉他去城里看病的。周日早上还没去医院，人就不行了。下午我姐姐通知我“爸脑部大出血病危”时，我简直像个傻瓜一样，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干嘛、老公一听就慌了，让我给赶紧单位请假，“赶紧赶回去啊”。我那时竟然希望变成个鸵鸟，把头埋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似乎那样爸爸就不会离我而去了。我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我赶回家时没有见到最后一眼，也没有看到他最后痛苦挣扎的场面，只是摸到他还有余温的手和耳垂，脸已经被黄纸遮盖了。
我在心里为我朋友的父母祈祷，他们经历了无数风雨的生命应该不会就这样到终点。我也希望我朋友像我儿子两岁多时描述的干妈，〃是从容样子“。
周末翻到我大学时的一本笔记本，扉页抄了这么一段话：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处。
伽亚谟《鲁拜集》
谨此祝福我朋友的父母平安！
我爸的一次维权行动
我爸的一次维权行动
休假回老家期间，我得以有机会翻检爸爸留下的抽屉。从表皮已经剥离、脱落，像皲裂的土地一样的褐色牛皮包里，找到很多他悉心保存的遗物。有他为我二哥工伤提起的认定申请；也有为打工工资事宜几乎要向老板诉诸法律的起诉书底稿；有为我家人的纠纷提出的民事诉状留底；还有向报社反映报纸文字问题、村民现实问题的信件底稿。其实他只是个退休返乡的书生，本是个生性疏懒、豁达开朗的人，什么事情都愿意息事宁人，从不去计较。但他又是个耿直、热忱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他遇事不怕事，一定要讨个是非曲直，容不得黑白颠倒。他一辈子都难改嫉恶如仇的本性，喜欢仗义执言，自己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看不惯“官老爷”不知民间疾苦的作法。他在一个信封后面写有几句话“草菅人命、横征暴敛、权势冲天”，不知道是因何事让他如此愤慨！说他是个“公民”也好，或者他自称的“农民”也好，他比我这个学法律的女儿更像个维权斗士。我除了实习时去过“公检法”部门，从没和法律再沾过边呢，我那些法律知识早都成了故纸堆了，何况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总是在“与时俱进”。我完全是遵从了我一个老师说过的话：“大学毕业都没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搞什么法律，趁早改行。”
我看到我爸遗物里有一份最为完整的资料，他的草稿和消费者协会的反馈、批转都有留存。有前因有后果，留下他的一次维权行动的印迹。事情的起因是为了安装电话，电信局收钱不办事，他作为村民代言人及个人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反映，直至问题解决。
我得先回顾一下我记忆中有关电话的故事和发展史，佐证我爸维权的迫不得已。曾几何时，电话是垄断专营的稀缺商品。我记得87年上大学时，每个宿舍楼只有一部拨盘电话。电话“叮铃铃”一响，看楼阿姨就从窗户探头喊叫“***室，某某某来接电话。”如果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宿舍，她当然得走出传达室去喊。打电话的人已经付过费了，接电话是不需要付费的，但得给阿姨呼叫付辛苦费，大概是1角钱。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描述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故事。我喜欢的两个演员蒋雯丽扮演的江路和孙淳扮演的宋宇生这对冤家，就是因为在院子的小卖铺接打电话，结下了悲喜情缘。我91年毕业前夕找工作时为了和老家联系，好朋友陪我去电信局打长途电话。我记得在交完押金等候叫通的时候，蚊子差点把小腿咬遍，那个燥热的旧木地板房间和遥远的电话带给我的仍是无望。刚上班时和家里人为了急事联系，只能厚着脸皮去领导办公室给姐夫单位打通电话，匆忙说两句。92年7月，我第一次出差去挂林学习一个月的国际业务，这当然是让同事艳羡的美差，可是要离开热恋的男朋友还是不舍。熬过一周就去住宿宾馆不远的电话亭，打一次长途电话，诉说一下甜蜜和相思。
寻呼机的出现大概是为了辅佐、延伸电话的功能。92年9月单位为我配备了“无线寻呼机”，那是从电信局“126”台购买的松下竖式数字寻呼机，后来寻呼台才遍地开花的。要知道那只是因为我们部门不到十个人是做“国际业务”的，领导说“时间就是金钱”，才享受的特权。那时候寻呼机还很稀罕呢，我的号码还在一万之内。公交车上谁的传呼机“滴滴”作响，全车人都会扭头看。有些人会让传呼机多响两声，感受一下艳羡的目光再美滋滋摁下，还得赶紧下车找公用电话去回复。
我记得93年底我结婚不久，老公去南方出差，我只休了三天婚假就被单位叫去上班。年末熬通宵加班做完决算，元旦放假腆着脸向领导借了他的“大哥大”作为犒劳，想和老公在约好的时间通话，感受一下“电话诉衷肠”的浪漫。那时候“大哥大”可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像砖头一样重的蜂窝式摩托罗拉手机，必须用专门的手提包才能装下。能提那包的，不是有身份的人就是有钱的老板。大概是95年，有个同事花了三千多元初装费给家里安装电话，让人好不羡慕。除了能掏出那笔不菲的“初装费”，那至少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呢，关键是还得有路子，排队几个月才能搞到指标。我自己家里安装电话是在97年，老公在外县找了份差事，联系就显得非常需要了。
我在97年4月的日记里记载：“他的工资已经拖了三个月未付，但我还是打算找人安个电话吧，起码他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听听我和儿子的声音。”我在日记里还写到“两岁的儿子总是拿起计算器贴在耳边假装电话，喂，爸爸你好！喂，爸爸再见！有一天他周末起床就说要给爸爸打电话去，到楼下游玩的地方去打，可是他说自己“没有钱钱”。问他要给爸爸说什么呀，他说爸爸给我挣钱去了，爸爸回来吧。”我记得我是享受了“517电信日”优惠，交了一千八百元初装费，当然也托了熟人。可是说了两个多月，排上队，依然不见动静。一次两次地打听，熟人出面调停，总算来安装了，还因祸得福地给了比较好记的号。原本这号是给重要部门或人物预留的，因为给我家的电话迟迟没有安装，所以临时顶凑了。别说安装电话，连选号都是需要求人的事呢。我记得当时我天真地问老公“这么一大笔初装费日后会退给我们吗？”他瞪我一眼，“你想什么美事呢？”我不解地追问“可是我们安了电话，就算不打，每个月也要交30多元的月租费，每次打电话的钱另收，这个初装费是师出何门呢？”他正沉浸在安通电话的喜悦里，哪有功夫理会我的愚昧，“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不想安，想安的人挤破头呢。”这倒是的。我家的电话号和证券交易税的电话很像，刚安装时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询问股市讯息。
我在后来的单位花五十元购买了已到折旧年限的汉显寻呼机，是摩托罗拉横式寻呼机。那应该是2001年以后了，当时觉得还是挺稀罕的，起码寻呼机可以直接显示信息，不用再找电话去回复。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睡在抽屉里权当收藏了。手机开始流行后，我儿子看到街上有人用手机大声地打电话很眼热，建议“咱们给爸爸也买个手机吧，可以在街上移动着打多好。”我之后拥有的第一部移动电话是个银灰色塑料外壳的小灵通，信号不好，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也不能出市区出差携带了。2002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团购，预交两年话费得到第一部手机。每人从工资里按月扣除缴纳，总计五千多元或接近五千元，拿到彩色显示屏、彩铃的三星或摩托罗拉手机，兴奋不已。现在想想够奢侈的，只是因为每月扣减，慢刀子割肉，不觉得心疼罢了。我过年回家还用手机绳，把我的摩托罗拉手机拴到脖子上，给我的小侄子炫耀什么叫“十六和弦”的铃声。那么多话费两年之内怎么打得完呢？我几乎隔一天给我妈打个电话，她老人家不懂啥叫预交话费，她怕浪费我的钱，每次不等我唠叨完就挂断电话。我和外地的同学聊天，也和国外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国外话费比国内便宜多了，让我放下电话她打过来，可是我的话费不是不打白不打的吗？
手机现在当然是满大街可见了，有钱的可以买几千元或者更高档的品牌手机，没钱的也可以买几百元的山寨手机。“有钱和没钱的区别无非就是：你去买苹果4代，我去买四袋苹果”呗。我现在只知道用手机发短信，我才要上高二的儿子已经换过好几部手机，除了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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