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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己-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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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也是我们村的写照，但村子一面有青山为障，一面连着另外的村，绕村有两条河。东西向的河对岸仍然是其他的村庄，南北向的河对岸就是印刷厂。南北向的河汇入东西向的河，然后都汇入藉河，它们最终的归宿是渭河。村里人平常说的“大河坝”是指东西向的大河，南北向的叫“小河子”。爸爸说他小时候还见过河坝的鸳鸯，特别好看的水鸟，成双成对在河里游着。我有点怀疑那种画上画的鸟真有其物？会落脚在我们这？我小时候除了野鸭子，可没在这见过别的水鸟，但大河仍然滔滔不息地流着。河坝是女人们洗衣服的地方，也是男人们天热洗澡的地方，更是我们小孩的游乐场。岸边的大石头就是男女有别的自然分界线，夏天男孩在上游光屁股铺天盖地打水仗，我们女孩在石头下的一潭水里羞怯怯地淹着身子，只能仰躺着用脚踩水花。捉鱼的时候倒是可以男女合作的，男孩脱下衣服当渔网在水里摸鱼，我们负责在沙滩上挖坑装水，给鱼重新安家。河坝里最多的是“长虫鱼”，通体麻褐色的花纹，像蛇一样，我老家把蛇叫“长虫”，这种鱼因此得名。南方人把多小的鱼苗都能做成鱼干或者咸鱼吃，但北方人不怎么吃鱼，也不太会做鱼，这么小的鱼苗拿回家只有玩几天。没有瓶子装的时候，只好再把它们用手掬着放回河里去，好像从没有见虐待过小鱼，鱼这种生灵看起来还是可爱的，应该下不了手吧。
河边的地近水楼台，河坝曾经种着一大片水稻，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天水虽然地处西北，但翻过小陇山就成了长江流域，所以种水稻并不奇怪。大人们在田里插秧时我们也会跟去凑热闹，水里的水蛭却是让人惊心的。水蛭被我们叫作“钻板”，这是非常形象的称呼。它在水里伸展开游动时是一条细长的黑带，但一旦附上人腿就缩成一团黑球，吸盘像钻子一样钻进肉里。时常听见水里鬼哭狼嚎的声音，腿上血淋淋的，八成就是钻板附身了。那个家伙看着细溜，可不是一把能掐死的，在石头上砸都不轻易砸中，光溜溜对不准，好不容易对准了也是一团，而且据说像蚯蚓一样半截也可以复活，所以一定要用尖石头砸得血肉模糊才放心。
稻田旁边的水渠里长了很多水芹菜和三角叶子的水草，高高的枝干撑着燕尾般的叶子，亭亭玉立，开的花像水仙一样好看。我们时常割一筐水芹菜，上面再盖一个和筐口那么大、开着小黄花的马齿苋，把筐子架在一侧肩头，一起唱着“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呀”，在炊烟升起的时候满载而归。
我和姐姐的玩伴里有个回民女孩，我家的后院墙对着她家的门。回民和汉民真是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井水采的是地下水，可村头这边井口是开在汉民家的，村子里头也有水井，但她家宁肯舍近求远去河坝舀泉水吃。我们经常跟着她去河坝打水，她家的亲房在河坝的一条支流边挖了个小泉。泉底和四壁用石头砌起来，水流经这里沉淀得清可见底，两手掬一捧泉水就可以往嘴里送。泉里石壁上长满墨绿色的苔藓，很多小鱼在这个避风港里安然游动，经常一瓢下去舀上好几条小鱼，它们惊慌逃窜的样子时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最小的时候家里是吃井水的，我们左邻右舍十多户张姓人家共用一个井，井房就在大爷家后院。井大概也就10米深，但对胆小如鼠的我却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尤其冬天井口结冰的时候更是担心自己会被水桶拽着滑下去。我从不敢跨在井口上汲水，轮到我汲水，都是站在井台下把水桶扔下去，晃几下装了水，把铁桶顺着井壁一点一点拽上来，井绳又湿又滑磨着井口，只听得铁桶和井壁的石头磕磕碰碰，丁零当啷一路作响，提起水桶一看，最多只有半桶水。我小姐姐干什么都比我利索，她见不得我这样缩手缩脚的样子，一声不吭提起半桶水倒下去，两腿跨在井台上，三下两下提上来满满一桶水。
有一年大哥在我家院子掏了一口压水井，我听说大概在15米左右，挖过石头层后用铁头夯子往下砸，砸一下，倒出一堆泥，终于掏上来湿漉漉的沙子，水井就成了。压水井不用出我家院子，也省得望着井口害怕，只要用力气压就行了。不过好景不长，和水一起压上来的细沙经常磨破胶皮垫圈，几乎两三天就得换一个，水质浑浊，泥沙多得没法吃了。后来村里人家自己挖的水井陆续都不行了，来了专业打井队，一口井一百元，我家在新盖的大门口又挖了一口压水井。家里什么时候通的自来水我已经记不太清，大概在95年左右。
我记不起是哪一年，隔壁的叔叔拿回家很多成人拇指粗的小鱼。心灵手巧的叔叔不但是钓鱼高手，也是玩松鼠的好手，他做的木陀螺、糊的风筝和灯笼也是一流。我们时常还可以在晚饭后听到从他笛子里传来的悠扬曲调。那次他拿来的鱼太多，也已经奄奄一息，才知道不是他钓的，而是从河坝水田里捡的。我们跑去河坝看，看到稻田像瓦片一样干裂开来，小鱼横躺着，银光闪闪撒满地面，那以后好像水稻就再不种了。
我小时候村里不但种小麦、玉米、水稻，也种高粱、荞麦和谷子。谷子是最招麻雀的，我曾经被打发去山脚下的谷子地赶麻雀，扎在地里的稻草人已经吓唬不了见怪不怪的麻雀了。这活儿真是有些无奈，我从这边拿竹竿一赶，麻雀们呼啦飞到那边。等我绕过去追赶，它们又飞起来在上空盘旋，我还没走开它们又落下来，一边低头猛啄谷穗，一边扭头警觉观望。我真恨不得也长双翅膀就跟在它们后面追逐，看它们到底把我当个活人没有，到底害怕不害怕呢。
村里虽然人多，地还算广，每块地种什么都是沿袭着习惯，好像也有讲究轮番耕作，让地也有休养生息的机会。离村最近的河沿边都是小块的地，种一些日常吃的白菜、萝卜，葱和香菜之类。稍远一点在河坝边的地种玉米也种麦子、大蒜，与另一个村接壤的“上川里”种一些大片的白菜、胡萝卜，山脚下的“柳树巷”经常用来种谷子，那里的沙地更适合种洋芋或者西瓜。提到“后山湾里”，不但对妈妈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她生完大姐被当做壮劳力征去修梯田；对大姐、二姐也都是不堪的回忆。二姐说起小时候往山上背粪还倒吸气，“冬天天不亮就被打起来，贴身穿着棉袄，风嗖嗖往里钻不说，出一身汗身上就像穿了一层冰甲，那么重的一背篓粪要背十几里山路才挣一个工分。”山路太陡，上山的种子、肥料、下山的麦子、苞谷全凭人背、牲口驮。我比她们干活的次数少，但也记得负重上山的辛苦。曾经有一种丁字形的木棍支柱，可以上山当拐杖，累的时候把背篓支到背后歇一下，但是很少用，在农村干活还想图舒服是会被笑话成“稀怂蛋”的，实在背累了就靠在山路边用铁锹铲出的台上歇口气。家里分了一块山地后，我也往山上背过粪，不过背篓小一些；往山下用背夹背过麦子，麦子少放了几捆吧。
后山湾的地好像已经都不再种了，辛苦不说，靠天吃饭产量也不高，早些年就租给山里的村庄耕种，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后山是一层层辛苦耕作的梯田，那条山路想起来真是畏途；前山却是可以玩乐的山野，时常留下我们轻快的足迹。以前紧挨坟园、柏树常青的前山就是村里的屏障，那上面地不多，路也不陡，侧面还有个土场。机灵的男孩在树丛里时常能逮到松鼠，我们除了在上面挑野菜，也去摘野草莓、野葡萄、野酸枣，还有一种叫野龙瓜的果子。山上有一棵野杏树，长在够不到的山腰上，每年春天只能看着一树粉色的花在青山间妖娆地开放，好像没人吃到过杏子是什么滋味。我记得“植树造林”的年月，我和同学去山上采槐树籽给学校完任务。现在的前山，有一方我爸长眠的后土，我家的一部分祖坟也迁在这个山头。
村里农田最早都是用哗哗流淌的河水灌溉的，没有河水就改用机井，不但得花钱，还得排队才能浇上地。我家门前的小河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就不见流水了，还曾经见过小鱼的水渠如今修成水泥沟渠，里边是沤得发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小河有水大河满，一条条小河都干涸了，天水的母亲河——藉河也早断流了，下岗工人曾经种过菜的河道现在是“藉河风情线”的主体，流在半截河道的是经过处理的工业污水。
村里河坝的河堤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修建的。下乡知青住在专为他们盖的宿舍里，平时是各家各户派饭吃的。虽然他们看起来个个无精打采，但从穿着一眼能区分出来是“城里娃”。我记得他们回城前给村里演了一台节目，盛况空前，既是感谢，更是庆祝他们终于脱离苦海。我记住的是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蒙古族的长袍是玫瑰红和宝蓝色的缎子做的，束着宽宽的黑腰带，戴着闪亮的头饰，穿着彩色的长靴。女孩子高高跃起的矫健身影和翩翩起舞的身姿都让我难忘，村里人也都看得如醉如痴，其实最漂亮的姑娘就是村里的学生，但装扮起来格外不一样。
河坝两边后来建起很多自来水公司的取水点，若干年后河坝水位不短下降直至干涸，水源地取水也成了困难。今年回家探亲我才看到河坝上面变成了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应该就是收费站离我家一里之遥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吧。
“小河子”的水平时不大，我们踩着河里的大石头就能过河。河滩里布满鹅卵石，其中也有萤石，我们捡一块萤石就可以当粉笔，到处胡写乱画。跳沙包时划方格可以用它，在墙上、地上写字也可以用它。冬天时小河边结出冰凌，一块一块像毛玻璃、也像透明的花玻璃，参差错落着，我们会掰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凌，看一会在阳光下变幻的花纹，再忍不住一点点舔掉。大河坝结成的厚冰可以玩“溜滑”，甚至坐个木板，前面拉后面推滑着玩，但小河子的冰是踩上去就会嘎嘣嘎嘣碎裂的，我可是领略过什么叫“如履薄冰”。
下雨天小河也会涨水。1978年夏天我奶奶去世时下了罕见的大暴雨，去城里采购的人在印刷厂下车，却被大河拦住了回家的路，家里人眼看着鸡蛋、肉、各种用品就在对岸却到不了手。往日温柔的小河成了一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从山谷滚滚而来，浑黄的河水像泥浆一样，眼看水越漫越高，几乎就要决堤。河水上面漂满木头，与巨石一起“轰隆隆”裹胁而下，甚至有猪羊被冲卷在水里，挣扎几下就被漩涡打下去不见踪影。那声势比我遇到的地震更惊心动魄，原来河水也有暴虐的时候。万幸洪水没有决堤，傍晚时分水位总算下降了。我家安葬完奶奶，大哥和村里的劳力挖沙、拉石头忙乎了好些天，大姐、二姐也跟着去帮忙了。
那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山洪爆发，随后河上修了一座简易的木桥，再之后修路也都留着几个桥洞。不过现在河道早干了，连桥也省了，一段水泥路面横着河床直通两边马路。今年回去看见河床挖得沟壑纵横，工程车忙碌穿梭，规划中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物流园”大概已经动工了。
小河边上曾经有一片杨树林，我们秋天会去里边扫树叶烧炕用，在两棵树之间翻几个单杠是足以开心的事。我那时笨得翻单杠都经常不知道从前面翻好还是从后面翻好，看到伙伴们身轻如燕能翻比自己还高的高度只有佩服，上树的本事我也一直没学会。在草丛里捉只秋后蹦跶不动的蚂蚱更是开心不已。树林边有很大一片开阔地，村里人叫“大地”，到包谷成熟时我们也去学着“狗熊掰苞谷”，不过不能掰一个扔一个，随手扔在地里，得扔到背后的背篓里。掰完苞谷，等大人们运走收获的苞谷棒子，我们就开始野炊了。苞谷地里一般都套种着黄豆，已经干了的苞谷叶和黄豆杆都是现成的燃料。在地埂上随便挖个坑，把玉米横着架上去，塞几把苞谷叶和黄豆杆，就地开始烟熏火燎地烧烤。玉米多半时间烤不熟，但等黄豆杆烧光了，光秃秃的杆上就只剩豆夹了，绿绿的豆子从熏黑的豆荚里绽开。半生不熟的玉米和黄豆吃得满嘴发黑回家，心里却美滋滋的。
“大地”旁边有块地以前是队里的菜地，我印象中爷爷曾经在那里种西红柿，我去给他提过吃的喝的。爷爷穿着无袖的白布汗衫，戴着草帽蹲在地里给秧苗掐尖、打叉，用马兰草绑架子，每一棵苗都被他侍弄得如出一辙，地里干净得找不出一棵杂草。他很少有工夫在地边看菜的草棚里歇息，像他那样把公家的地当自家种的人还真不多见。我妈总是遗憾，爷爷才刚看见好日子的头，没享一天福就走了。
对了，我们村能被远近人们都知道的是村里的学校，窝驼学校是远近村子的孩子都来上学的地方，所以规模一直比较大，以前都是从小学设到高中的。我最初上学时学校教室不够用，一、二年级被安排在解放初没收的地主家小木楼里，三年级倒是搬到村中段临公路的校园了，可是用的是破旧不堪、留着刀痕笔迹，已经发黑的原木桌，泥和砖砌成的凳子。像样的教室我只坐了一年就转学了，不过这里毕竟是我启蒙的地方，还是有无数的欢笑和记忆留在母校。现在学校已经改制为从小学到初中，校园里有米色和粉色的两幢教学楼，升旗台、兵乓球桌、羽毛球场、单双杠、操场一应俱全，装个校园都是红色瓷砖地面，花园里立着一块“感恩”的小牌。当年给我代课的几乎都是民办教师，现在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分到这离城最近、通公交车的学校，大概都是幸运儿。我唯一能找到昔日影子的是校园里的老柳树，树桩短得不到一米，还有点歪脖，树桩上有空洞，但也长成比三层教学楼还高的大树，迎来送往着一届届的孩子。
我妈说有山里孩子在村里租房寄读，7、8岁的孩子提一罐浆水、一袋洋芋就撑一周，放学后生个火炉，锅里煮点洋芋条和自家带来的干面条，放一勺浆水，没油没盐的饭看着让人心酸，不知道怎么有劲读书。我听着心里说不出的沉重，觉得这没比我爸解放前读书的条件好，比我20多年前读书的条件更艰苦，不由想起韩寒一篇文章的结尾“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我87年考上复旦大学，我爸去公社办户口迁转手续，整个公社都传开了，但一问知道正是全公社唯一给孩子订了十多种报刊的人家，觉得也可以理解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我之后几乎再没听说有考到重点大学的孩子，学校条件倒是好了，可是上完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既然前途未卜，就业困难，不如读个附近的中专或技校出来打工更实际些。十年砍柴在“进城走了十八年”之后感慨，“贫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将越来越被堵塞”，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村口曾经看着气派的商店已经有些颓败，早已风光不再，在高大的村委会办公楼映衬下相形见绌。办公楼据说是前些年耗资一百万盖起的，不知道在里边办公的有几个人？村口还盖了很多二层、三层小楼，有幼儿园、餐厅，沿路还有油坊、小卖铺、面坊，完全和任何一个北方的普通村镇没有区别。唯一的标识是村口作为路牌竖着的蓝底白字的村名——窝驼里。
我小时候对文革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村口新修的砂石公路上，两个汉子拉一根粗麻绳往两边一站，就是“拦路虎”。那会儿一天也碰不到几个过路车辆，但凡有远近乡村进城卖鸡蛋的、贩鸡的，统统拦下，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尚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山大王式的“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一幕觉得挺好笑。过了河坝，从我们村通往印刷厂的路上有两排白杨树。我10岁和姐姐步行7里路去天水郡小学上五年级，那时候没见过几辆车，老远一听见车鸣就停在路边，可以作为依靠紧抱的钻天白杨，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带监控设施的“环城路”收费站，24小时不眠不休地营业。过了这个明亮而气派的收费站，就算是踏上“进城”的路。甩在收费站身后的，是已经不再宁静的、渐渐远去的村庄。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起笔
八月十九日完稿
兴隆山小记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立秋”了，要不是几场有点阴凉的秋雨，感觉好像还被蒸在夏天的燥热里呢。现在的兰州也不敢妄称“避暑胜地”了，36度高温时常会不期而遇。我记得在老家天水上中学时最热也就28度，一直是长袖长裤过夏天的。大学时我既不习惯上海冬天的湿冷，要在室友们嘲笑的眼光里冲热水袋暖被窝，也受不了上海夏天的酷热。一天冲三次冷水澡，还没等抬起胳膊套上裙子，汗又顺着脊背流下去了。晚上光席子，裹着睡裙躲在蚊帐里，侧躺、仰躺，怎么躺着都是个热，迷迷糊糊醒来扇两下扇子，再迷迷糊糊睡去。白天我总是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喊“真热呀，热死了呀”。最热的时候甚至打一盆凉水把脚浸在里边，在教室自习也恨不得脱了鞋子。想想我们那会考试试卷都沾在胳膊上，条件是有点艰苦，可是宿舍的上海女孩总是轻轻笑着，不紧不慢挥着扇子，很有意味地对我笑着说“不要那样子呀，像鹦鹉一样不停嚷着热呀、热死了呀，你不要去睬它。心静自然凉”。如今已到不惑之年的我，才算是领悟了一些什么叫“心静”。人说“大器晚成”，我这种不成器的人，为什么也如此晚成呢？
答应西安来的朋友周末去兴隆山小游一番，周六的半天阴雨很让我担心，这天气，周日21号去爬山行吗？
老天开眼，周六下午就雨过天晴了。我记得以前在大学出游，经常是我选的日子，好像掐算的一样，但随便一指一定是好天气，也许就是第六感吧。后来同学有点迷信我的感觉，反倒让我有些迟疑了。感觉毕竟不是理智，也不是科学，不过话说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到底有多高呢？好歹我还没被冠以“胡说八道”呢。
和朋友在宾馆门口等着出发前看到婚车，没想到今天还是黄道吉日呢。朋友回忆她当年结婚因为工作原因推迟婚期，虽然没有找人看日子，但结婚之前是雨天，恰巧结婚那天出太阳，第二天又下雨了。吉人自有天相啊！
兴隆山是兰州最有名的景点，是一处原始森林，夏天最好的避暑场所。我之前去过几次，别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山，但偏偏这个的地方的山林夏天满目苍翠，秋天层林尽染，更有浓浓秋意。上次来似乎是今年庆祝“五四”，和“青年们”在一起，爬山的没比我老的，我好像有点尴尬的。我印象最深的是05年和家人国庆之后一起来，那也是个雨后的周末，游客稀少，空气清冷，但景致大大出乎我们意料。我拍回去的照片让同事看了不太相信是在兰州，有同事受我感染带家人去探访彩林，我这个傻瓜摄影师又被另外同事央求一起陪同去照相，寻找兰州最美的秋天。
我们这次时间倒是正赶上夏秋之交了。虽然是一个景点，但有前山、后山之分，一般来都是上前山，这次我却被西安的朋友们带着上了后山，走了不一样的线路。另外，我带了单反相机像趁机练练手，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不过我有点不放心自己的手艺，还备了傻瓜机，事后证明有备无患永远是非常英明的决定。
后山山门前赵朴初老人题字的山石是新修的，山脚下的蒋介石行宫却是1941年就修建的，我竟然闻所未闻，我只知道前山有成吉思汗陵。在另一个朋友和他读大学的儿子带领下，找到这幢一幢安静的木质小二楼，楼下有防空洞，看介绍说是老蒋和斯大林密谈援华抗日事宜，由兰州军统选定的地点。会议室墙上正中挂着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照片，边上有老蒋照片，很英姿勃勃的样子，也有蒋氏的题字影印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这话说得多有道理，但好像已经成故纸堆，早OUT了，谁现在还说这个呢？“跨越式”发展都来不及呢，礼义廉耻又不能当饭吃，更不能为GDP增长增砖添瓦。我差点忘了，我们进山才买过门票，但这个行宫单独收费15元。我记得蒋孝严先生曾经很不解，大陆的美丽河山都是自然景观，是属于人民的，为什么景点收费那么高？为什么连寺庙都要收费呢？说实话，他不解，我们也不解。
没有别的游客，我们也充了一把党国要员，在铺着绿毯的会议桌前里拍了照片。上楼参观卧室、美龄夫人梳妆室、机要室，看到墙上挂着蒋氏夫妇游兴隆山的照片，还是很有风采的。塑像里有蒋来兴隆山时随同的机要秘书主任陈布雷，这个悲情书生的争议任由后人评说，想来历史还是还原了一些本来面目。我不知道这个行宫也不奇怪，以前不提国民党在抗日主力战场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不会宣传这个行宫了。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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