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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己-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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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隽说羌牵捕甲隽硕喽嗌偕俚男薷摹Ｔ谝环�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没等印成铅字就算盖棺论定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
王老还很热心地带给我另外一个校友的消息，我只知道那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不知道和我有大学校友关系啊，原来是后来读了研究生，那的的确确是校友了。他想见见我的另一个同事校友，可惜两次寻访未遇。我有点心疼他这样辛苦奔波，应该让年轻人帮忙组稿，现在发邮件多方便啊。他指着绿军鞋写道“他们无暇。我是锻炼、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这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还说什么呢？忙把同事去海南度蜜月刚刚带来的黄辣酱和苦丁茶，以及一包未开封的龙井茶全塞到他的包里，表示一下我的小小心意。他除了说我太客气了，再次交代多保重，下次聚会一定要参加！
面对他这样的热忱，我想下次聚会我是找不到借口不参加的，就算我听不见他们的交流，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老校友们的浓浓情谊。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去感怀。很多校友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离开东海之滨的上海校园，告别家乡，怀抱一腔热诚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扎根。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更严酷的磨难等着他们。很多人被关过牛棚、上过干校，下放当过工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蹉跎岁月中消耗了，劫后重生的他们更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很难想象王老1959年被派到藏族叛乱刚刚平息的甘南负责记者站工作，自带行李骑马深入牧区采访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他60年代在铁道报纵横千里，既当采访人又当培训员的情景；更难以想象退休前的他坚守铁路事故现场7天7夜，日夜采访、赶写报道的情景。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背井离乡，卸下名校的光环，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确是骄傲的“陇原复旦人”！
虽然我为他有些寒酸的衣着心酸，为他被浪费的才华心酸，也为他逝去的年华心酸，我更愿意在心里记住这个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老人温暖的名字——王明奎先生。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一）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吃母乳长大的。虽然我妈从1947年生下我大哥，到1972年生下她最小的宝贝孩子——我弟弟，长达一代人的那些年月里，能让她充饥的东西并不多，但只要有她一口吃的，就会从她体内转换成有营养的乳汁，等我们长大时才发现我妈的乳房已经松垂到肚子了。在1957年困难年月出生的大姐虽然先天不足，但她后天雷打不动地坚持早晚锻炼，足以成为我们中的佼佼者。爬完华山都丝毫不言累，说身轻如燕一点不算夸张。
我从小比较皮实，听我妈说三岁左右得过腮腺炎，但一直缩着脖子不哭也不叫，直到溃烂时她才发现，赶紧抢救。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脖子外面溃烂还是里面溃烂了。后来在我有印象的时候也得过这样的病，老家俗称“胡胡子”，最简单就是用杏仁和着蒜被我妈嚼成糊糊，贴到脖子上土法治疗。大概因为揪住脖子贴药时有些费劲，我妈怎么发现我的脖子好像比别人粗短，于是担心我像对门大婶一样患上大脖子，拖着一个肉球难看。这次以预防为主，让我在隔壁赤脚医生的爷爷那里打过几针，也吃过很多谷维素和发咸的碘片，家里的饭菜也多了海带。
我的脖子外面并没有长出悬垂的肉葫芦，但是脖子里面却不通畅，初中住校得了慢性气管炎，这像鼻炎一样在西北都属于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慢性气管炎久治方愈，我妈觉得是用她求的神符治好的，但鼻炎却屡治不爽，因为我得的是结构型鼻炎—鼻椎骨歪曲兼鼻甲肿大，吃药或者痛苦的穿刺只能治标。鼻炎引起头晕，直接导致我嗜睡如命。在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学习时，我经常是春困秋乏，夏日炎炎好睡觉，冬天座位一换到暖气边就不由自主昏昏欲睡，老师提问时同桌得负责推醒正打瞌睡的我。这样子怎么考大学呢？最后不得已做了我平生的第一个手术，剪掉一块鼻甲。惭愧我高挺的鼻梁原来是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后来才知道外强中干的零部件不止鼻子。好歹鼻子做完手术，烟囱比以前利落了，还不妨碍使用呢。
鼻炎的门诊手术虽小，痛感却一点不小。医生用药钳往鼻腔里塞浸泡过麻药的纱布条时，我感觉好像要直捣黄龙，塞进脑髓里去了；麻药塞进鼻子，泪腺同时被刺激，黄豆大的泪珠不由分说就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七窍相连，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泪珠。陪同在旁的二姐直怪我一点不坚强，这么点小手术在她同事面前丢面子了，我真是有口莫辩啊。听着医生在鼻腔里用手术剪刀“咔嚓咔嚓”，不知道剪掉多大块鼻甲。手术之后好像在医院住过一晚上，想想看，两个鼻孔被塞得一窍不通，只能用嘴呼吸是什么感觉。醒着还好，一直张着嘴就是了，睡觉就别提多难受了，连门牙都被进出的气息吹得发疼。早上醒来，发现整个脸都憋青肿了。同样，手术病愈后抽取纱布条也让我担心，源源不断抽出的纱布条会不会把脑髓一起抽将出来。那段时间我怀疑自己的智力受影响了，总是感觉笨头笨脑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铁人王进喜的同类，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更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农村孩子嘛，没什么娇贵的。大学时为了班级荣誉，我可以在跑完800米之后休息10分钟，再接再厉跑上3000米的征途，被同学视为长跑健将。哪知道我也才知道我还有这潜力，早知道我就去当运动员为国争光了。
除了前面说的那几个小毛病，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发烧只有两次，一次在初中，一次在大学。对于我来说，多年不遇的发烧病来如山倒，全身发软，脖颈发硬，头昏脑胀，时而冷得发抖，时而热得汗浸，差点以为自己是要报销了。第一次发烧时二姐把东倒西歪的我用自行车驮到她工作的医院，打了针，在她宿舍睡了一晚。我一直迷迷糊糊说“我不行了。咋办呢？我真的不行了。”二姐紧紧搂着我发烫的身体，一直安慰我别说胡话了，睡一觉就好了，没事的。她是护士嘛，见得生老病死太多了，肯定说没事的，我有些不太相信。早上醒来发现我并没有死啊，感觉二姐还真像让我重获新生的圣母。大学时的发烧也让室友和我的好朋友担心，那么强壮的人怎么会病倒呢？她们七手八脚把我扶到校医室，打完针回宿舍睡了一晚上，也就安然无恙了。
我中学的生理卫生课被年轻的男老师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简直像隐晦教学，也正中我意。80年代初期，男女生同桌还会画三八线的，我本来就从农村封闭的环境里出来，还真羞于知道什么人体结构。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只要没缺零件就行了。我在大学时捂着胃说“肚子疼啊”，遭到室友们大笑，“你的肚子怎么长得比别人高那么多？”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那别人的都长在那里呢？我中学住校六年，没少吃长出白毛的饼子，胃都一声不吭地容纳了呀，我这才知道原来胃不是脾，却也是有脾气的，刺激过分了也会发作。我们身体的各个零件只有出现毛病时，才会提醒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的铁人神话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连我老公也认为我是完全不需要照顾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他当年的800米成绩还不如我呢，只是勉强达标的水平，而我是大学里系记录的保持者嘛。好男不和女斗，咱好女也不和男斗呗，于是全家出游或者爬山回来，老公可以和儿子躺着歇息，似乎连喝水的力气也没了，而我洗干净手就可以马不停蹄地做饭给大家吃。铁人嘛，就要有铁人的样子，这时候我早忘了老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教过我六字真言，女人要“多撒娇少干活”，我是宁肯累死也学不会撒娇啊。我在办公室里干活也从来巾帼不让须眉，我可以一手提着一大桶纯净水，踩着高跟鞋在走廊上款款走过，令男同事瞠目，不等他们跑来帮忙，我已经把它安放到饮水机上了。
对了，除了生儿子时剖腹产肚子上被划了一道，我还做过一个胆结石手术。腹腔镜手术创口倒很小，但却是全麻的，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感觉还是很奇怪的，很多功能都忘记了。全身被麻醉过，我不会变得更笨了吧？哎，可怜我原本是铮铮铁骨，也终被左一刀，右一刀，划得七零八落，竟然连胆都没了，这下就算我搞清它的重要位置也没用了。不过原本就是胆小鬼，这回倒有借口了，做事豁不出去可别怪我，没胆儿嘛。
相比之前所有的手术，在脑袋上开刀应该算大手术了，连一代枭雄曹操都为之胆寒，更别提我这样的凡夫俗女了，何况我还无胆呢。不过无胆者无畏，好在现代华佗用的不是大斧头，而是显微镜下的柳叶刀，工具轻巧多了，风险看起来也小多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祸既然来了，躲是躲不过的。那就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呗，勇敢地把脑袋伸出去。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二）
要说我这个需要做开颅手术的听神经瘤病史，那真是有历史了，但是长达几年的治疗一直不对症，所以直到发现脑瘤时，也就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最起码的，可如果连病因都找不到，哪医治怎么会有效果呢？歪打正着的事毕竟是奇迹。
我最早发现一侧耳鸣，是在03年春天。在山东出差，头挨到济南千佛山宾馆洁净的白色枕头，却听到耳边嘶嘶的声音，像蝉鸣般吵扰，挥之不去，捂上耳朵照样不能将噪音阻隔，翻来翻去难以入睡。我坐起来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拉开窗帘看着黑暗中静默的千佛山，什么也没有。那耳畔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宾馆显然不会养着鸣蝉，何况春天也不会有蝉鸣。百思不得其解，心想也许是办公室的针式打印机发出的噪声遗留？
第二天一进在济南出差办公的地方，我找遍办公室，遗憾地发现压根就没有针式打印机，可是耳边的声音还是一阵一阵萦绕着。看着楼下马路上穿流而过的车辆，车轮和路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几乎不可能传到这高楼来啊，看不见、摸不着的恼人噪音让我心神不宁。济南的同事非常热心地带我去了济南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医生检查了耳道，没发现任何异常。问我是否最近受过外伤，当然没有，连摔跤都没有呢。那就是“耳鸣”，也许是因为乘坐飞机引起。我出差坐过很多趟飞机，以前怎么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使劲回忆也想不起在飞机上有遇到气流之类导致耳鸣鼻塞的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耳鸣”这个词，虽然我觉得很烦恼，心想应该好好治疗，别一直这么耳根不净，但熟人介绍的医生开了几元钱的药就打发我们走。我一看除了维生素B1，还有我久违的谷维素。看医生的态度和开的处方药，好像是不值一提的小毛病，那就暂且忍忍吧，没准过几天就好了呢。
出差一个月，行遍齐鲁大地之后回家，我发现耳鸣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耳朵里的音乐会除了有蝉鸣声、虫叫声，也会有流水叮咚声，或者火车隆隆声，变着花样上演，万籁俱寂的夜晚这些声音显得尤其清晰。幸亏我是睡眠特别多也特别沉的人，所以耳鸣虽然影响睡眠，但影响有限。廉价的维生素小白片看起来不是灵丹妙药，我还是得抓紧治疗为好。
我第一个就诊的当地医院是解放军总医院，实力雄厚，服务态度也比较好。看起来慈和的耳鼻喉科老太太一听我说耳鸣，没多说什么，就告诉我耳鸣不治愈会导致耳聋的，给我推荐了德国进口药，三针需要近千元。价格是贵了点，但想想耳朵可是大事，还是一咬牙就开了药。心想这么昂贵的进口药应该很灵吧？受老公影响，对严谨而死板的德国人的产品我们一向是推崇有加的。三针进口药打下去，就像打了三个水漂，连个声音也没听到，当然，耳鸣的声音还在。我这下是没脾气了，进口药都无济于事，那就听之任之呗。
耳鸣声成了只要我醒着，就会如影随形伴我左右的伙伴，而且不知不觉从一侧耳鸣变成双侧耳鸣，这下倒对称平衡了，绝对是环绕立体声。尽管我的耳朵其实分辨不出来重低音、立体声的音效被老公嘲笑过，但在两侧耳朵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声音，我还是能听出来环绕效果的。耳鸣当然会让我心烦意乱，可是毫无办法。你挥出一只手也许可以拍死一只蚊子，也许可以一手遮天；伸出两只手也许可以捂住不想听的声音，可是你能捂住耳朵里面的自来声吗？
这期间我吃过西药，看过中医，也上网查询过最新科技成果。不用费劲，我默认的新浪首页最左上角头条广告就是“耳鸣鸣起来真要命”，竟然在“让女人满足视频”之上，甚至盖过了房企品牌价值揭晓。不知道是耳鸣过于普遍，还是“28天恢复听力健康的耳鸣康复仪”更为神奇。可见耳鸣是常见病，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给了江湖游医巨大的行骗空间。在分析了数个祖传秘方之类后，我不得不笑着安慰自己不用上当，几乎已经放弃了治疗。我也吃过银杏叶片之类营养神经的药品，虽然看起来也不完全对症，但看在我对优雅如扇的银杏树叶心存好感的份上，就吃几盒医生开的银杏叶片吧，滋养一下我脆弱的神经，也增加一些他们的用药提成，滋润一点他们的生活。
再次常跑医院却是因为有了新的症状—面麻，伴随听力下降，不得已变成医院的常客，被医生诊断为“面麻、面瘫”。从针灸到拔罐，从理疗到按摩；喝过中药，打过针剂，每天像吃盐一样吃维生素从A到E片；拍过X光片，做过CT检查。十八般武艺几乎上全了，但是症状却有增无减。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三）
耳鸣的噪音已经顾不上烦恼，可是新的症状又出现了。05年末突然感觉到右侧脸部有些发麻，就是脸枕着胳膊睡觉压迫后的感觉，仍然是不知不觉，莫名其妙。面部麻痹也可以叫小中风，专家解释的原因有很多，我当时认为一种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感冒病毒未去，身体比较虚弱时开窗吹风导致。我忙起身看看我身后的窗户，好像真是经常开着一条小缝透气，该不是就这么股邪风让我脸麻吧？曾经听说过有人对着电风扇或大开窗户睡觉，睡醒脸歪的事儿，我虽然没有脸歪口斜，但脸麻如针刺般难受，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人最爱惜的是自己的脸面，可怜我并不如花似玉的脸蛋，几乎从没有精心装扮、侍弄过，现在也顾不得很多了，用手胡乱揉搓发热只能暂时感觉舒服，用手使劲拧掐也只能让疼压过麻。最难受的是开会吹到头顶的中央空调，半天周例会结束我整个脸都僵掉了，好像失去知觉，这时候知道麻和木真真是唇齿相依的孪生子。开会没有办法逃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段时间我坚持去美容院并不是想护理皮肤，而是为了蒸蒸桑拿，享受头脸按摩的舒服。我总要交代手脚轻柔的美容师“动作尽量重一点，没事的。”
春节回老家，和我妈睡在我家的土炕上，木窗户缝里有风簌簌渗进来，我几乎把整个脸都捂在被子里睡觉。春节之后感觉面麻程度更重，我老公怀疑是在我家睡觉吹风了，我心里倒没这么认为，他对我过年呆在娘家原本就有微词，这下是找到说辞了。不管什么原因，有病还得看，就算病去如抽丝，也得一根一根慢慢抽呗。
春节上班后先去了省人民医院，是熟人介绍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先听我自述症状，问持续多长时间。我絮絮叨叨地先说耳鸣好几年，又说面麻好像也有段时间了。医生要我伸出两臂站稳，手随着他做动作，握拳、松开，频率逐渐加快，动作都还是自如的，随后医生边开单子边说，“你这个病情最好做个螺旋CT检查一下。”我一向觉得自己很健康，从未做过类似的检查，听起来怪吓人的。问医生做这个得多少钱，他说580元，我竟然还问有没有便宜点的，“有啊，便宜的100多，300多元，但检查不出病。”那不知道发明那些便宜的检查方法是为了什么，看大夫凝重的表情，我心里也发虚，人一生病，首先会有心病，总担心自己得了重症，往最坏处寻思。于是二话不说，交钱检查，结果出来前，心里还是有点沉重，七上八下的，直到两天后拿到拿到格式化的报告单，只有早已印刷好的八个字结论——“颅内平扫未见异常”，如释重负。老公说“就是拿钱买了个放心”，那也值了。拿着建成结果找到医生，他扫了一眼报告单，很慎重地说“没事就好。我当时让你做检查没敢告诉你，做螺旋CT是为了排除脑瘤，怕你有精神负担。因为面部神经牵扯非常复杂，所以必须先排除脑瘤。你这个症状很轻，回去吃点维生素，再吃点营养神经的药就好了。”然后开始刷刷开处方，我当时还特意告诉他最好开甲类药或乙类药可以用商业保险报销，但是划完价500多元，开了几瓶藏药，当然都是自费药。我心想该不会他早知道没事，故意让我检查的吧？后来问起中医，听了我的经历，只是笑，明显的面部神经麻痹，哪用做CT？开藏药也太不合适，但大医院就是这样，以药养医嘛，这个我们都懂的。
西医已经确诊排除脑瘤，是面部神经麻痹，至于耳鸣除了吃六味地黄丸保养，完全不用多考虑了，那再试试中医吧，医生说这种病最严重的会导致嘴角歪斜、眼睛闭不上，还是有点可怕的。学医的同学介绍了他的师傅，一个姓权的老中医，也是中医学院的权威，60多岁时还生儿子，不是一般的强。老中医赤脚盘腿坐在被线装书占据三分之一的床上搓着药丸，棉袄敞着口，大冬天脑门上还冒着汗。听我说病情前先眯起眼睛，傲慢地盘问我怎么知道他，谁的关系介绍的，他不肯轻易为陌生人看病的。听我谦恭地交代了同学，他马上在我面前大骂徒弟不成器。我忙赔笑说我同学忠厚老实，是个好人。他瞪我一眼“老实？老实顶啥用？”我大气也不敢出，不知道什么才顶用呢，隐约想起同学和师傅合伙开药店赔了钱，师傅这么生气倒也可以理解。他给我号脉时问我在哪里工作，一听银行，却眉开眼笑了，“银行啊？银行好嘛。”他边号脉边对年轻的老婆吆三喝四，他给我开的药就是桌上放了几箩筐的自制药丸，很自负地说“我这药你先吃几个疗程试试，没有治不好的病。”那个药丸表面不光滑，几乎和苍耳子一模一样，时常会扎嗓子，堵在嗓子眼难以下咽。
06年2月吃药的同时，我开始去中医院扎针，咱们中国哪都人满为患不奇怪，可是连医院扎针都扎堆，我还是有点没想到。早上上班脱不开身，我就下午赶上班前去。医生姗姗来迟，等候在外面的老太太一个比一个动作迅速地占领了床位，捋好衣裤等候用针。我总是抢不到第一拨，想不通那么身手敏捷的老太太扎针是为哪般呢？去了几周觉得这个医院太远，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挤在一群老太太里也感觉怪怪的，于是转移战场。
随后我选择了一个离家很近的私人诊所，这样中午去扎针不影响上班。医生给我上了电疗，就是在每一根针上端用细细的金属丝通电，这样刺激作用更大一些。扎针的痛苦我已经有点习惯了，可是通电后的感觉还是无法描述的难受。随着噔噔噔晃动的银针，我差点要从床位上坐起来，可是得病了只能忍受，这时候我对逆来顺受有了更深的理解。难受的时候一个人躺在那里，承受着针的振动，忍受着从头到脸被电流阵阵刺激的感觉，默默流泪。
针灸当时会忘了脸麻，刚扎完也能舒服一会，但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眼看耳鸣越来越厉害不算，右侧脸部肌肉毛孔大了，也暗淡无光，明显有些萎缩，一个脸却泾渭分明。我本来很喜欢拍照，可是看着拍出的照片表情越来越不自然，笑容越来越僵硬，好像有点绷着，还真是有些烦恼，原本就不够美丽的脸也不再上相了。
电疗一段时间，症状并没有减轻，我有点怀疑私人诊所这样治疗的方法是不是合适，那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是去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里扎针的有中风的老人，也有车祸后四肢受伤的孩子，得急性面瘫的年轻人，看着让人揪心，可是像我这样表面症状不明显的病人真不多见。我第一次去随机挂了一个女医生的号，她说话柔声细语，扎针也没有太大感觉，但几次拾针后手脚扎针的地方都冒出血，严重的一次淤青了很久。一想起在她那里扎针就有恐惧心理，看来有些活真是不适合我们女人干的。同样都是针，绣花针适合女人，针灸还是留给男人吧。转移到一个男医生那里，他很热心，每次都要前后询问很多，他怀疑我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压迫面神经和听神经，要不然为什么扎针不见效呢？我也听朋友说脸麻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她的一个同学就是常常觉得半边身体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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