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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黑帮花名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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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华之死，彻底让上海的工人组织群龙无首，工会高层乱成一团。当日凌晨，杜月笙又指使清帮分子假装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则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双方都放下武器，于是工人武装被解除，但清帮分子的武器很快物归原主。
紧接着，军方声称在工人纠察队中有北洋军阀的乱兵，旋即立刻开始武装镇压。整整一天，上海滩血流成河，在清帮与军队的双重镇压下，工人纠察队死伤无数。而作为共产党在上海的重要组织，工会的结构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在此次政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杜月笙作为有功之臣得到褒奖，并荣升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
从黑帮老大到名誉上的少将，杜月笙用朋友的血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最大跳跃。这件事发生后，黄金荣也自叹弗如，并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清帮中的第一人。
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同年，他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
1932年，有感于清帮的名声越来越臭，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
名义上，恒社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和帮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其社员大都为骨干中的骨干而已。
恒社成立之后，杜月笙大肆拉人加入，最开始，其成员只有一百三十余人，但是到了1937年，恒社已经有了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进来。
恒社人员的复杂性，保证了杜月笙在各个方面都能如鱼得水，无论商界还是政界总有他的盟友。特别是在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颇有眼光的杜月笙还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例如他与戴笠的关系就颇为紧密。北伐结束后，戴笠曾经一度流落江湖，期间参加过很多帮会集团，比如王亚樵的斧头帮、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清帮。特别是他与杜月笙的关系，堪称紧密，甚至有人说，戴笠投靠黄埔军校的学费就是杜月笙提供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未必真实的说法，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杜月笙与军政界、特工界的关系堪称紧密。
5。黑帮也抗日
1927年的“四·一二”让杜月笙有了一个一生都无法掩盖的臭伤疤。但这却并不能说明他的人生就全都是一个“坏”字可以涵盖的。事实上，杜月笙的面目颇为复杂。
“四·一二”一过十年，转眼1937年到了。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对日反侵略战争的全面打响让杜月笙也无法置身世外了。而此时此刻的杜月笙也展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刚性的一面。
作为家大业大的帮会大佬，杜月笙并没有做缩头乌龟，相反却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在当时，以他和王亚樵为代表的上海江湖堪称荣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组织门徒不遗余力配合军队作战。同时又在杜公馆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国恨家仇，杜月笙还公开表态：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战争到最激烈时，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医院每年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而作为一呼百应的帮会大佬，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大肆拉拢地下帮会为其效命，一些叛国者顺势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座上客，比如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便为日本人所用，成了民族的耻辱。
面对江山破碎的悲怆局面，胸无点墨的杜月笙再一次显示出了难得的勇气。他毫不犹豫地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并于1937年11月携中国红十字会总理事会迁移香港。
在香港期间，杜月笙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亲自主持红十字会的救亡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第二件则是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指挥遗留帮众反击日寇。而其中最为振奋人心的刺杀就有两次，第一次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第二次则是他遥控指挥弟子暗杀了曾经和他称兄道弟，但此时却已背叛国家的张啸林。
杀死张啸林，这是杜月笙继汪寿华事件之后第二次背叛朋友。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却获得了所有中国人的称赞。
1940年，香港沦陷，杜月笙率领红十字会总会再次迁移至重庆，并继续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
至此我们可以说，作为黑帮大佬，杜月笙虽然犯下过滔天罪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着传统的气节，有着不屈的骨骼。
黑帮虽然可耻，但是黑帮也可以爱国。流氓虽然被人唾弃，但流氓有时也能成为英雄。旧中国的帮会与如今的黑社会最大的不同莫过于此——那时的流氓有骨骼，现在的黑帮没天良……
6。被抛弃的宿命
和正常人的生活相比，帮会分子的一生往往是机遇与死亡并存。而与黑帮生活相比，政治则更加残酷，因为这压根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职业。
一个人进入政坛往往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抛弃很多东西，比如情感，比如原则，比如尊严，比如良知……
1927年的杜月笙出卖朋友，选择了国民党。在这之后的几十年虽然偶有貌合神离之时，但总体上来说可谓忠心不二。但这样就能保得一生荣华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便1937年之后，杜月笙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这个答案依然还是否定的！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副市长亦无不可）。然而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戴笠把他的意思上报给蒋介石之后，一切却如死水一般，毫无反应。此时的杜月笙并不知道，蒋介石已经决定对帮会加以抑制，对内甚至明确训示：“对帮会的基本政策是取缔。”杜月笙此时是表面风光，而实则危机重重。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从重庆回到上海。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走到半路，他就接到了一个让其沮丧至极的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
灰头土脸地回到上海之后，杜月笙的霉运也就开始了。先是无人迎接，紧接着又有人打出了反对标语，直指其黑社会身份。作为一直投身抗日的中坚分子，此是杜月笙内心的酸楚可想而知。但标语上的话偏偏又令他无法辩驳，清帮“悟”字辈的大佬，上海滩著名的三大亨之一，不是黑势力又是什么？
然而，这一切并不算完。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花钱拉票。可谁知就在胜券在握时，蒋介石再传口谕：“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
此时的杜月笙终于明白委员长是在打什么算盘了！
与之对抗吗？没那个本钱！投靠共产党？可当年汪寿华那笔账又该怎么算？此刻的杜老板再也没有了“春申君”的风范。权衡利弊之后，他无奈何做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是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竞选议长的失败，是杜月笙晚年生涯的最后一搏，这一搏败走江东也就意味着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渐渐画上了句号。
这之后，随着国内时局不断地变化，国民党对于他的态度起伏不定。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出重手整顿金融和经济秩序。结果杜月笙首当其冲，成了“小蒋”打虎行动的第一个目标。
面对着巨大的落差，聪明如斯的杜月笙也不由得慨叹道：“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审时度势，决定移居香港。而在此之前，国共两党都曾对他进行过争取。特别是共产党人，念及他抗日有功，愿意既往不咎，可是此时的杜月笙一想到1927年4月11日夜至4月12日的血腥屠杀，他就再也没有脸待下去了。
在拒绝了蒋介石要其移居台湾的要求之后。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也成为中国黑帮史上最后一个杜公馆。
到港之后，随着心情日益郁闷，杜月笙的哮喘病也变得严重起来。为求活命，杜月笙采用中西并重的治疗方法，药石兼投。但可惜的是，虽然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但身体却不见起色。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立遗嘱处置遗产已经迫在眉睫。当时外人均很好奇这位传奇“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而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一万，长子拿一万，没出嫁的女儿拿六千，出嫁的拿四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
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一生风流雨打风吹去。
论什么对错？怎一句悲凉了得？
六、斧头帮主·王亚樵
假如有人问，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哪位帮会头领最有名？那么答案可能是黄金荣，也可能是杜月笙；假如有人问，在那时的上海，最大的帮会是哪家？那么答案也许只能选择清帮。
但如果我们继续问，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有没有黄、杜二人也不敢撄其锋芒，清帮也避如蛇蝎的人或帮会呢？
也许大家立刻就会内心迷茫。
但是别着急，这答案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他还不是军统，不是特高科，不是七十六号魔窟，也不是中共的红队。因为在那时的上海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存在——斧头帮。
这并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斧头帮的老大要比电影里的“火云邪神”更加恐怖，只不过被他吓破胆的那些人大都死有余辜……
王亚樵，安徽人，斧头帮的老大。一个让中国所有帮会大佬都头疼的帮会大佬。一个让所有走上邪路的政客都恐惧万分的杀手。
军统的高官说他比魔鬼还恐怖，延安的地下党则说他急公好义，是个乱七八糟的好人。
而假如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标准的定义，那么最适合他的也许应该是——革命者。只不过他和任何革命者都不相同，他信奉血腥！他最喜欢的行动不是抗议，不是游行，而是暗杀，是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在这一点上，他比美国人先进了几十年。美国人搞不定本·拉登，但王亚樵能杀死侵华日军的总司令！
讲述王亚樵，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比小说还传奇的故事。我们可以写尽二十万字，但依然无法写尽他的精彩。和“通”字辈的清帮老痞黄金荣相比，王亚樵就是华丽而高贵的王子；和“悟”字辈的“上海之王”杜月笙相比，王亚樵就是出尘的高手。
哦，对了，还不能说杜月笙就是“上海之王”，因为有王亚樵在的时候，上海的王就真的只能姓王……
1。一步十计最难缠
王亚樵，字九光，家谱上的名字叫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家资丰厚，少时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偶尔在街头斗殴中败下阵来之外，未受过一点苦头。但必须说明的是，王亚樵虽然家境富裕，但他不是纨绔子弟，更不是标准的坏孩子。学堂里，他课业优秀，是先生爱若珍宝的佳弟子；乡间少年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讲义气的小大哥。可以说，从懂事的那一天起，这个个子不高，但样貌清秀的男孩就注定会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因为和其他孩子相比，他实在太突出了，是一个十足的两头冒尖儿的小天才。
美国作家费雷特·安娜在自己撰写的《中国民间力量》一书中曾对王亚樵的童年有着很传神的描写。在书中他不无偏爱地描绘了这个乖孩子的少年无赖与聪慧伶俐。
十三岁的时候，王亚樵与邻村童党混战，由于寡不敌众而吃了败仗。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既没有求饶也没有躲避，反而纵身跳下深达数米的鱼塘。这一举动将周围的孩子彻底惊呆了。因为这个鱼塘乃是此地有名的“死塘”，平日里莫说孩子，就是青壮大汉也不愿涉入其中。
眼看着王亚樵使劲儿地往塘中心游动，孩子们急忙大声呼唤。可王亚樵却回头嘿嘿一笑，提出了一个让众童党愤怒之极的要求：“赶紧给我跪下磕头！叫老子万岁爷！”
于是围着水塘，孩子们讨价还价，但王亚樵就是毫不动摇，一点退步的余地也没有。闹到最后，十来个邻村的孩子只好一个个红头涨脸跪在池塘边叫起了“万岁爷”。
这事过去之后，王亚樵被家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并严令不准再去河塘，但他对母亲却只是嘿嘿一笑。其实话说到底，河塘不河塘他并不在乎，王亚樵想要的不过就是让对手彻底臣服。
你不是人多吗？没关系，我不怕死！一代枭雄的雄心豹子胆，在未及弱冠之时便已隐隐显露了！
除了这不怕死又有点混不吝的个性之外，少年时代的王亚樵在大多数乡邻眼中其实也还算是一个才子。据说他十四岁的时候便可吟诗作赋，一本《古文观止》也是背诵得滚瓜烂熟。而除此之外，王亚樵尤其喜欢明清小说，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他更是反复通读。可以说，江湖与政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头脑之中。
在王亚樵身后数十年，中华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王亚樵虽然不是流氓，但却有着绿林好汉的习性与做派，而至于文化，他可不是有一点那么简单，他是大大的有文化！
在遁入江湖前，王亚樵曾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并且高中前十名！这样能武亦能文的奇人想没出息都难！有家乡人曾经这样描述他：“王亚樵成年后，能言善辩、才思敏捷，既有霹雳手段，但又缜密心思。走路的时候，多是低首蹙眉，步履缓慢！”
要知道，在安徽当地的说法中，这幅形态的人那是非常的不好惹：“仰脸婆娘低头汉，一步十计最难缠！”
2。造反有理
由于出生在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加之个性任侠，王亚樵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定数。
少年时代匆匆而过，转眼间他的人生就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07年，时年二十岁的王亚樵与乡党王清泉、唐幼文、郑益庵结拜为兄弟，号称“四大和尚”。由于王亚樵年龄最小，也被称为四和尚。这次结拜算是王亚樵的江湖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才正式地走上了一条充满血腥与刺激的神奇之路。
还是在这一年，王亚樵第一次拥有了手枪，并开始积极地训练。风雨飘摇的政局、蜂拥四起的革命起义让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叱咤风云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在这之后的一段岁月里，王亚樵与江湖人物有了非常广泛的接触，而在这群江湖豪客中恰恰就隐藏着不少革命党人。在朋友们的言传身教下，王亚樵也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几经波折下，他最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且成为合肥一带的中坚分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任命柏文蔚为安徽总督。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王亚樵立刻带领身边的弟兄响应号召，积极与安徽政府取得联系，并在合肥当地组织军队，亲自担任总司令。可以说，这是王亚樵第一次政治尝试，同时也是他步入辉煌的开端。从此之后，他的人生虽然曲折艰险，但政治与枪却最终成了他一生的宿命。
当上了自封的总司令，王亚樵算是真正地明白了“仗”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得起的！晚清民初，流民无数，兵源可谓充足，但训练与装备却是个大大的难题！王家并非富可敌国，因此想要拥有军队就必须找办法搞到钱。在左思右量、百般无奈之后，王亚樵决定铤而走险，吃大户。而这个大户也不是别人，正是安徽第一望族——李鸿章家。此时中堂已逝，但李家家财还在，王亚樵快刀斩乱麻，毫不费力就劫得大批钱财。
然而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王亚樵踌躇满志之际，同盟会却从上海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孙万乘，并将合肥城内的旧军队全部集中了起来。
对于王亚樵吃大户的做法，孙万乘非常恼怒，当下二话不说，便利用兵力上的优势瓦解了王部势力，并在安徽全境通缉王亚樵等人。一腔热血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浇灭了，王亚樵只好带着几位兄弟避走他乡，去了南京。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王亚樵来说，实在不够完美！合肥起义的失败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不是最为艰难的一次，但其影响却深远之至。自此之后，王亚樵对政治以及政治人物总抱着一种深深的疑虑，虽然他一生都浮沉期间，但却只论江湖之道。而他的政治理念也从最初的民主共和开始向无政府主义倾斜。这直接决定了他纵横任侠的人生轨迹，也注定了他到死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3。龙蛇之地
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王亚樵辗转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很快便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从老家带去的盘缠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他又一身傲骨，不愿干拦路抢劫这种下三滥的活计，所以只好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
但即便是在这种逼仄的情形之下，王亚樵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广泛地接触进步人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
和一般的政治人物不同，王亚樵身上有着传统的江湖习气，这种气质让他在大上海这个龙蛇之地很快就有了一些名望。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特别是那些安徽籍的老乡，更是把这个造反起家的王九爷当成了皖人的希望。
在当时，安徽许多富豪大户都在上海置有产业，王亚樵曾经打劫过的李家也是其中之一。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出了省，只要不是杀父仇人都会亲上三分。在上海的李家，家族主持人名叫李少川，按族谱算，这是李鸿章的族孙。和其祖父相比，李少川虽然没有中堂大人纵横捭阖的手段，但眼光、视界还是颇有几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李少川觉得自己这个小仇家算得上是一个乱世英雄，于是便通过朋友主动结交，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劳工做靠山，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队伍，开拓皖人在上海滩的地盘。
“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向来欺软怕硬，见到血就怕了。只要拳头硬，这里不愁站不住脚。”这就是李少川对王亚樵说的话，现在看来也算是“指点迷津”的一种方式。在说完这些话之后，李少川丢下了1000块钱和50把雪亮的斧头，然后便大摇大摆地走了。
家乡人的信任与期盼让王亚樵看到了打拼的希望。送走李少川之后，他立刻召集了50名弟兄，一人发了一把斧头。这50把利斧出动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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