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黑帮花名册-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家乡人的信任与期盼让王亚樵看到了打拼的希望。送走李少川之后，他立刻召集了50名弟兄，一人发了一把斧头。这50把利斧出动了几次，立刻轰动了上海滩，“斧头帮”应运而生！这是民国黑帮中唯一不在传统帮会体系中的一支队伍，但一出生便已风华正茂，一出手便震惊了浦江两岸……
开山立堂之后，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王亚樵只好不停地定做斧头，很快，上海滩上，手持利斧的汉子便达到了千人之多。1916年2月，王亚樵成立“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紧接着，又利用霹雳手段，接收了安徽会馆，摇身一变成了皖人在上海的第一号代表！
有了固定的“基地”，“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发展也就更快了，“斧头帮”的名声在上海滩骤响，王亚樵开始名声大振。在发展的过程中，斧头帮难免会与清帮等传统帮会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争执。但正如李少川所说的那样，此时的上海滩大佬大都功成名就、家大业大，谁也不愿意和王亚樵这伙儿“光脚不怕穿鞋”的愣头青硬碰硬。就这样，此消彼长之下，斧头帮的能量渐渐走上了巅峰。在当时的上海滩上，只要提起斧头帮，几乎人人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是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帮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清帮大佬尚且如此，一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除了和上海本地清帮势力的角逐之外，斧头帮与其他省份的驻沪组织也有过几次交手，但最终都是大胜而归。以湖北会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滩，湖北人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却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有着江湖人的手段，但是又有知识分子的头脑，这便是王亚樵的真实写照。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也开始着眼于组织的建设以及身份的隐蔽。在他看来，斧头帮光有一个“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名头还不够。为了站稳脚跟，他特意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法律外衣，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聪明之举。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帮会资源，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王亚樵又进一步挑选精通文墨的门徒，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
作为一个地下帮会的龙头老大，可以说王亚樵的种种作为既让人侧目，又让人赏识。组织上，他力求与法律合拍，舆论上他又善于操作。在斧头帮之后的数十年，国外黑社会组织很多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这足以证明，作为一个帮会头领的王亚樵实在堪称天才！
4。悲情革命
从历史角度而言，帮会天才并不等于犯罪天才。王亚樵的很多作为，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在上海期间，他并没有在帮会斗争中沉沦，相反却依然热心政治，广泛地参与爱国民主斗争。
1919年，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组织暗杀机构，干掉段祺瑞。虽然这个提议最终被孙中山否决了，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王亚樵的心中，革命其实还是第一位的，尽管他的想法实在有些“非主流”。
在反对北洋军阀未果后，孙中山决定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国民党军政府，王亚樵二话不说，扔下上海的徒众，随之来到广东，供其驱策。1923年，国内局势再度生变，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大为缓和，孙中山等人又决定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人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这一次王亚樵亲自披挂上阵，担任皖系军阀的联络人，并亲赴浙江，与军阀卢永祥接洽出兵。
在与卢永祥的这次讨价还价中，王亚樵可谓费尽心机。卢虽同意出兵，但却要求扫清身边的肘腋之患，特别是江苏都督齐燮元。卢永祥认为要想击溃齐燮元，就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为徐是齐的手眼亲信，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因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见卢永祥坚持打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只好慨然允诺，立刻返回上海，召集斧头帮中间分子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口将徐国梁击毙。
这次暗杀是王亚樵暗杀风暴的开山之作，整个行动干净利落。回到浙江后，卢永祥对王亚樵大加赞赏，不但同意出兵，而且还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出湖州一地为王练兵之所。
得到了卢永祥的支持后，王亚樵立刻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两山之间招兵买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两个日后名震中国的国民党高官——戴笠、胡宗南！在当时，这二人均是落魄江湖，王亚樵的收留可谓雪中送炭。尤其是戴笠，拜入王亚樵的门下也就意味着有了江湖背景，这对他日后纵横于中国情报界可谓大有裨益。
历史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延续……王亚樵的奔走努力最终没有白费。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在这之后，虽然几经生死，但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人生的最高点。1927年，国民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分道扬镳。为了迅速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定都南京，并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
按常理而论，这本是王亚樵崛起于政坛的最好时机，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却发生了。是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清党运动，无数革命志士遭到无辜杀害，国共合作破裂，北伐中道而废。
眼见革命理想再一次付之东流，王亚樵怒不可遏，并于国民政府奠基当日，登台演讲，怒斥蒋介石倒行逆施，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
这次演讲之后，王亚樵很快便被蒋介石通缉，只好再次逃回上海，遁入江湖。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王亚樵彻底陷入了政治的低谷。内心的苦闷让原本就性格偏激的他变得更加决绝，他开始固执地认为只有暗杀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顽疾。
“革命嘛，谈是谈不拢的，那就只有你死我活地搞下去。而军阀势力庞大，硬碰硬势必涂炭生灵，所以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定点消除、暗中拔桩。”这就是王亚樵的革命理论，看似有些鲁莽，但细究起来却充满了豪侠气概。纵你有千军万马，我仍要乱军阵中取你首级，这可不是一般江湖好汉干得出来的，更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可以想象的。
总而言之，你可以说王亚樵偏激，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也确实没有顾忌个人的生死名利。而这之后的事实也在不断地佐证着这一切，王亚樵确实是一时豪杰！
5。暗杀风暴
在王亚樵的人生中，1929年之后是真正的精彩所在。
1930年，王亚樵投身“讨蒋运动”。并于7月24日派弟子王于廷、夏绍恩等人在上海招商局门前打死了为蒋介石筹划军需的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1931年，还是7月24日，王亚樵又派二十余人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此役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震惊了国内，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亚樵与沈钧儒等人声援马占山，筹集巨款，支援东北义勇军。随后，他又命弟子王铁明等人组织“铁血锄奸团”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暗杀汉奸、日寇。
1932年1月28日，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淞沪大战爆发。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斧头帮门生，宣布“全力以赴抗击日寇”，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亲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成立20个大队，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3月初，王亚樵又派弟子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炸伤日本“出云号”兵舰。
由于中日之战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在上海的经贸活动，最终双方只好接受国际调停。“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此时战事刚刚结束，日军这种赤裸裸的挑衅举动让所有中国人都义愤填膺，以至于一直窝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大感面上无光，派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
由于是暗中破坏，因此这件事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由王亚樵来安排。考虑到庆祝活动不允许中国人入场的因素，王亚樵立即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了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商议行动计划。随后，在王亚樵的授意下，安昌浩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手下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人筹划轰炸“庆祝大会”。
4月29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以朝鲜殖民地公民的身份，穿戴日本服饰进入会场，并在第一时间安放了定时炸弹。由于组织计划周密详细，王亚樵的这次暗杀行动获得了空前成功，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十三人。
此消息传到南京之后，蒋介石既高兴又难堪。考虑良久，最后只好命令戴笠送四万元给王亚樵。钱送到王亚樵处之后，负责送钱的国民党官员胡抱一恳求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感谢信，可没料到王亚樵却颇为不屑地说：“他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炸死白川义则，中日再度剑拔弩张。在提请“国联”讨论之后，最终各国代表决定推举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然而让人倒胃口的是，李顿爵士不光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相反却处处维护，贬低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一时间民间舆论纷纷，国人无不愤恨。原本就在风头浪尖上的王亚樵二话不说，立即组织人手，决定搂草打兔子，把这个李顿也消灭在上海滩。
11月10日，王亚樵派弟子龙林、唐明等人于华懋饭店刺杀李顿。不巧的是，当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宴请国际调查团，因此龙林等人扑了个空，期间又发生了一些意外，几人最终被巡捕房捉拿。
暗杀李顿失败之后，蒋介石终于抓住了机会，立刻下令悬赏百万，捉拿幕后主使人王亚樵。风声鹤唳之下，王亚樵只好暂时离开上海，避走香港。轰轰烈烈的大暗杀风暴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6。英雄末路
王亚樵遁至香港之后，立即与国民党左派元老李济深等人会面。当谈及虎口余生的种种磨难之时，七尺男儿声泪俱下。而这也是有记载的王亚樵唯一一次失态痛哭，其实究其根底，这痛哭并非是因为恐惧，而是实实在在的失望。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在王亚樵看来不过都是一丘之貉。
在香港的这段岁月里，王亚樵虽然内心灰暗，但却并没有选择沉沦。伤心过后，他依然多方奔走，积极联系反蒋事宜，可无奈人心思变，在利益的面前，人的理想尤其不堪一击！很多曾经的革命同志，贪生怕死，贪恋个人权势，如余汉谋等人，出尔反尔，给王亚樵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决定铤而走险，再次组织暗杀，意图一次行动，消灭汪、蒋二人。
是年10月，王亚樵派手下得力干将华克之（后加入中共）返回南京，主持暗杀行动。又命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三人以记者身份执行暗杀行动。11月1日，六中全会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则各怀炸弹混入国民党中央大礼堂。
开幕式后，各路高官聚于一处合影留念。作为党魁之一的汪精卫前排列坐。原本孙凤鸣等人打算等到蒋介石出现再动手，但时机稍纵即逝。无奈之下，孙凤鸣只好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身中三弹。在撤退的过程中，孙凤鸣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刺杀汪精卫是王亚樵暗杀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其意义不亚于炸死白川义则。汪精卫虽然最终被救活，但这三枪却有力地警告了国民党内部的绥靖派。自此之后，国民党高官人人自危，闻王色变。以至于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沈醉有云：“世人皆怕魔鬼，而魔鬼却怕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后，逃过一命的蒋介石立即命令戴笠展开侦查。当消息传回，得知此事竟然又是出自王亚樵之手后，蒋介石雷霆大发，命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接到了蒋介石的必杀令之后，戴笠立刻派出军统人员对王亚樵展开追杀，先是大批特务奔赴香港，但没料到却扑了个空。在国民党左翼人士的帮助下，王亚樵金蝉脱壳，又一次脱离了戴笠的视线。
然而，逃脱过一次，并不代表永远都可以逃脱，这一次的事情并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解决。在感到自身生命受到巨大威胁之后，蒋介石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日不杀王亚樵，他便一日不安心！而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戴笠自然也是分外卖命，至于当年的交情，他早就忘到脑后了。
杀王亚樵！这是军统的死命令！
当天罗地网张开之后，也就意味着没有猎物决不收网。
1936年2月，王亚樵离开香港，辗转到达广西，在这里，他特意会见了桂系军阀的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并劝导二人起兵反蒋。但是李、白二人盘算甚多，最终拒绝了王亚樵的建议。
是年10月，戴笠通过密报得知王亚樵栖身于广西梧州，于是立即派出得力干将陈资平等二十余人展开追杀围剿……
历史就这样定格在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身掖双枪回返住所，但没想到迎接他的却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军统特务，是石灰、匕首和子弹……
详细的过程无须细说。我们只要回顾结局，就能明白一切——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双眼被石灰泡烂。死后众特务为报捷揭去了王亚樵的脸皮……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死状如此凄厉者有二，一是杨靖宇，死于日本人之手，被剖腹，二是王亚樵，死在自己人手上，被剥皮……
他们有着共同点：都是一时豪杰！
杨靖宇在东三省振臂一呼，无数胡子舍命跟随；王亚樵于江南谈笑之间，千万豪杰亦可与敌偕亡。而他们靠的并不是江湖义气，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因为有王亚樵的存在而变得风声鹤唳。而同时也正是由于他的出现，才给那时的江湖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英雄！死亦为鬼雄！
X单元·江湖影像
推荐一：《十月围城》导演：陈德森
内容简介：1906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等等，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双重高压下，浴血拼搏，保护孙中山。
简评：简单来说，本片并未将洪门会党的信息完整传递给观众，但一个叫“王复明”的僧人在临死前不断高呼“我叫王复明”，以及影片中那一句“国家亡了260多年”，依然准确地向观众传递了关于历史的关键信息，因为这两句话所反映的正是洪门之理想——反清复明。
推荐二：《上海皇帝》导演：潘文杰
内容简介：清帮龙头杜月笙雄霸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豪气迫人。然而，上海滩风云变幻，加上日军野心暴现，社会弥漫着巨变前夕的恐慌。杜月笙感到前路茫茫，希望靠借国民党，在政治上找寻出头机会。然而，在狡诈的政治舞台，杜月笙的龙头背景成为被攻击的理据，一代枭雄如何自处……
简评：本片全面描绘了上海滩清帮大佬杜月笙的传奇一生。片中虽然略有杜撰成分，但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了当时的黑帮状态、清帮本身的种种问题，以及杜月笙这个人的复杂性及多面性。
（本章完）
第11章　档案Ⅲ　遍地狼烟四十年·群英
在旧中国，执江湖牛耳者当为洪门，但洪门却并不是唯一。
在洪武群英之外，还有鼎足而立的清帮，还有生于洪门却长成奇葩的哥老会。在这三者之外，更有大大小小无数个地方小帮会，他们有的法度森严，有的形式松散。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他们大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中国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不是说着玩儿的。亡国灭种之际，帮会的力量有力地补充了国家军事的不足，成为了藏匿于民间的游骑兵。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帮会的存在也变得尴尬起来。
有的淡然消失于历史的长河，如哥老会以及其他一些小帮派。
有的蜷缩于一隅，如清帮，现今已是台湾的一个民间社团。
当然，也有继续发扬光大、坚守旗帜的，而这自然就是洪门。在历经变迁之后，在目睹其分支“三合会”堕落成黑社会的同时，洪门的骨骼依然还在，甚至还保存着最原初的正气……
一、大帮天下
在旧中国的帮会里，洪门与清帮是绝对的泰山北斗。以组织结构的庞大而论，除了类似宗教的白莲教之外几乎无可与之比拟者。这两大帮会从明末开始绵延至今，虽然日渐式微，但其存活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两大帮会的历史生命中，他们历经了白莲教的覆灭、明教的瓦解；他们送走了义和团，送走了红灯照。他们或许没有斧头帮那般尖牙利齿，但却可以将大半个中国变成自己的乐园。而这就是大帮派的能力，以至于多年之后的今天，清帮与洪门依然没有消亡，即便他们堕落，即便他们式微，但“存在”却依旧是铁的事实。
与洪门、清帮相比，哥老会的存在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按道理讲，他是洪门的分支，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却在某些层面催生了自己的文化，有了自己的传承。哥老会是洪门之子，但却隐隐有了独立的气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能量已经可以与清帮平起平坐。它是中国帮会史上的重要存在，我们可以把它归做洪门一脉，但却有理由单独提出来解释、说明。
在漫长的中国帮会史上，洪门、清帮、哥老会共同塑造了一个大帮天下的时代……
1。洪门·遍地豪杰
在洪门天地会悠久的历史中，有一个词始终可以作为其定义的一部分，那就是——“庞大”。
和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帮会门派截然不同，洪门的组织其实并不严密，以至于到今天，洪门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都是众说纷纭。
理想主义者认为洪门是郑成功嘱托陈近南创立；反对者则认为其实他不过就是底层的流民组织。但无论如何，洪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收割者，同时也是民主社会的创建者之一。
最初的洪门代表着中国式帮会的风骨，也负载着义气与人伦的传承。我们可以说洪门天地会是帮派，是地下组织，但我们绝对无法否认，在中国近代最关键的转型期，洪门是坚定的助推者、决绝的革命者。
和其他旧帮会严苛的辈分制度不同，洪门从一开始就有着一定的先进性。入门即是兄弟，有尊卑之别，但却并无辈分之说，这一点要比严守封建传承的清帮先进许多。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的发掘。有能力者便可上位能做领袖的便可开山立堂。以国父孙中山为例，他一入洪门，身份便凌驾于很多耆宿之上，甚至直接就成了“大陆山”的山主。可以说，洪门的做法颇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味。
在洪门的这种制度下，遍地开花、群雄并起几乎就是一个必然。以当时的帮会分布来看，无论是哥老会还是三合会、小刀会，其归根结底都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他们虽然互不隶属，但却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传承。在战斗的时候，他们选择联手，在平时又各自为政。表面上看，这似乎有些散兵游勇的意味，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联邦呢？
分支组织有了自主权也就意味着洪门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你灭掉一支，另一支还存在。你灭掉了“父帮会”，但“子帮会”照样落地生根。洪门的这种发展模式就如同病毒的复制，一旦散开几乎就是无法控制的。而最要命的还有精神层面的统一，这些分支无论相距多么遥远，只要振臂一呼，必然互相响应。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湖态势而论，远在海外的洪门致公堂在离开大陆数十年后，依旧可以和国内的三合会、哥老会遥相呼应，这种靠精神传承来联结血脉的能力实在是地下组织中的奇迹。
坚守“民族正义”的宗旨让主流洪门始终有着正当与正义的一面，强大的复制能力则保证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帮。
1992年7月28日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经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巴拿马、阿根廷、印尼、塔希提（大溪地）、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代表两天讨论，通过总会章程后宣告成立。旨在团结洪门昆仲，发扬洪门忠义精神，振兴伦理道德，提倡社会福利，服务人群。首届会长李志鹏（美国）。各地区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