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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黑帮花名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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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7日在台湾举行首届世界洪门总会年会，与会者达5000人。此次年会号召全球洪门昆仲完成两岸的和平统一，为中国人的世纪催生。1994年在大溪地举行世界洪门总会第2届年会。1995年8月21日至22日在多米尼加举行1995年恳亲大会，由世界洪门总会与多米尼加致公总堂主办。
2008年5月24至25日，美国洪门致公总堂在波士顿中国城举办第26届恳亲大会，除了回顾洪门致公堂的历史、选举新任总堂总理，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为川震募款赈灾，体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拳拳报国之心。
5月24日晚，来自全美各地以及海外的洪门代表和各地庆祝侨团近400人，聚集在帝苑大酒楼为恳亲大会揭幕。卸任总理刘文优、伍佰和向与会代表汇报了2006年以来的会务工作及侨社服务，盛赞了各地洪门兄弟的忠义团结。
会议还宣布了募集到的善款数目2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洪门致公总堂5万，美洲协胜公会5万，洪门五祖祠堂管理委员会海外致公联谊会12万，这笔巨款由中国洪门致公堂代表团团长李卓彬代收，转交中国国务院民政部。
25日的大会上，李永耀、司徒健当选为新任总堂总理，于下午6时宣誓就职，三跪九叩，仪式隆重，传统俱现。
晚间由安良工商会、协胜公会做东在龙凤酒楼举办的闭幕晚宴上，洪门致公总堂秘书长伍俊生宣布第26届恳亲大会圆满成功，并表示今番洪门兄弟为赈灾捐款，充分体现了洪门子弟虽身在海外，却与祖国“隔山隔水不隔心”的忠义，秉承了洪门先辈的报国传统。
至此，无须多言，这就是真正的江湖风骨，真正的大帮天下……
2。清帮·世代城管
和前面所叙的洪门相比，清帮的历史与现状要显得逊色一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大帮天下的一极，但论其生命力与声望却与洪门有着不小的距离！
以源头而论，清帮与洪门关系复杂，但从安身立命的准则来看，两者可谓截然不同。
和洪门相比，清帮在风骨这个层面有着很大的距离。他虽然也是帮会组织，但却没有一个精神层面的宗旨。洪门讲究的是民族精神，清帮只有一句空泛的“替天行道”；革命的紧要关头，洪门铁血丹心、司徒美堂千里跋涉，同样，在抗战危亡至极，杜月笙虽然也出钱出力，但却没忘了鸦片照卖！
而这，正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实力的差距，这种差距是灵魂的差距！清帮虽然可以弟子万千，但始终缺少一种大格局的东西，甚至于显得有些目光短浅。
从创帮的那一刻开始，洪门大多时候都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但是他们却始终保持着对民族的热爱，热衷于家国的责任。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们的主体始终都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和普罗大众所接受。
而清帮则大不相同，他们从始至终都依附于政权，没有自己的头脑。从几位先祖创帮的那一刻起，清帮就和政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乾隆年间，他们因揭皇榜而诞生，名字与国号相同。他们几乎掌管着国家的漕运，其职责有点儿像今天的城管，不是捕快，有时却行使着捕快的责任。民国时期，上海的清帮主力又甘当蒋介石的手中枪，大肆捕杀左派革命者。在这些历史段落中，清帮就是政府的工具，他们为维护政府的利益而无视对错，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佳民兵。
除了使命感的欠缺之外，在组织传承上，清帮与洪门相比也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所谓“洪门一大片，清帮一条线”，其实说白了就是洪门弟子撒豆成兵，但清帮弟子多少有些鬼祟拘谨。族谱式的辈分传承怎么看都充满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味道。完全不像洪门，人家论的是山主、洪棍这样的行政职务。打个比方说，蒋介石入了清帮，但按辈分他就是比黄金荣矮三分。但国父入的是洪门，人家论的是行政职务，“大陆山”的山主，靠的是众人推举，而不是蒋委员长那样，得先给黄大麻子磕头。
除此之外，在行政架构上，清帮的四庵六部也充满了行政意味。虽然其形式严谨，但终归还是脱胎于政府的组织形式，显得缺乏原创性，和洪门相比更是少了一些潇洒自如，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更何况，话说到底，作为一个帮会组织，即便架构再严密，其最终也逃脱不了派系的纷争。清帮成立不久后，内部就渐渐分化成主帮与客帮两部分，其中主帮由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客帮则由皖北、江北人组成，又称巢湖帮。这两帮之间的关系并不默契，双方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进入民国之后，清帮又经历了更大的一次分裂，整个帮会分成了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
当然，话说回来，无论是怎么分裂，清帮的主流依然保持着创帮时的宗旨与做派，那就是尽量不与政府作对。除了漕运年代，清帮负责管理大半个中国的水运安全之外，进入民国之后，清帮也与国民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合作关系。旧上海的三大亨中，除了张啸林当了汉奸之外，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有着少将的军衔。这个军衔和洪门弟子投身革命最终封官拜将并不相同，他们的军衔其实就是一种与政府合作而获得的荣誉。
作为政府手中的棋子，清帮对自身命运的把握能力显然要比洪门差上许多。家谱式的传承让他们少了遍地开花的可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放纵显然更不是长久的办法。
封建制度之下，清帮可以帮助清政府管理漕运，战争年代，清帮可以作为政府手中的民兵，那么和平年代呢？哪个政府会留下一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帮会集团呢？
没有崇高的家国理念让清帮很难永远拥有一个合适的土壤，当世道渐趋安稳，清帮的颓弱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解放战争后，清帮在大陆渐渐消亡，只留下一个分支在台湾存活至今，但其能力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可以说，洪门因为信仰而始终名满天下，但缺乏理想的清帮，则最终只能是大帮天下的反面教材。
3。哥老会·洪门的奇葩
有关哥老会的由来，说法其实也有很多，哥老会的内部文献《海底》和《金台山实录》认为哥老会是郑成功所创，也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对此，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
除了这种说法之外，也有史学家认为哥老会自身的文献并不准确，并从其他历史记载和史书中寻找蛛丝马迹，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的“啯噜会”，而这种说法也被很多人所接受（事实上四川人将哥老会称为“袍哥”）。
然而历史早已渐渐湮没，真相也很难重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哥老会的组织架构与洪门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的龙头大哥们几乎都把自己当成洪门一分子。因此，也许不需要再去佐证什么了，历史学家可以把哥老会从洪门中剥离，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哥老会与洪门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天地会同样拜祭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
从以上这些有关哥老会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组织与洪门天地会的“山、堂、会”制度多有类似。其中的很多职务虽然和天地会的说法不同，但其命名风格却极为相像。更为重要的是，哥老会拜祭的祖先正是洪门天地会所拜祭的五祖！
同样，在发展方式上，哥老会与清帮等组织也截然不同，完全秉承着洪门遍地开花的传统，其成员遍布各省。例如：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
“双龙会”，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有2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哥老会与洪门的关系是非常紧密、难以厘清的。其宗旨和洪门天地会也是一脉相承。“反清复明”同样是他们的口号和目标，只是约束力比洪门天地会要薄弱很多。同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展，哥老会也有了许多自身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这些特质，才让他在某些层面看上去与洪门有所不同。
但不管如何变化，在中国的帮会历史上，哥老会作为重要的存在，其意义都不亚于清帮，他同样也是大帮天下的一部分。只是与清帮和洪门绵延至今有所不同的是，哥老会最终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当然，这种消失并非是分崩离析或者单纯的政府绞杀，哥老会的消失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多处内陆，正好是在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因此帮会弟子大都加入了军队。其骨干成员很多也都在斗争中成为军事将领，在中共领导阶层，也有很多人曾经出身于哥老会，甚至于还有着极高的身份。
其次，随着革命的完成，人们的生活日渐安定，哥老会又没有海外洪门的那种先进理念，因此在民间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消亡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然，作为地下帮会，能有幸在革命年代大显身手，在和平来临后自然消亡，这未尝不是一种怡然的归宿……
二、北派江湖
在各种武侠小说里，当江湖一延伸到北方，往往都会体现出粗野与狂放的一面。独行大盗与无信仰的土匪经常是构成故事的主题。然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故事，旧中国的江湖帮会也不仅仅存在于南方。
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一样有江湖，一样有帮会。洪门的触角也曾延续到此，清帮也曾在东三省传道收徒。而除去这两者之外，还有很多生于北方、消逝于北方的帮会，比如理门，比如先天道，比如纵横在白山黑水间的各路胡子……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存法则，有着各自的门规法统。当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同样也扮演着各种角色。有振臂一呼、护国保家的英雄，也有把自己死死钉在耻辱柱上的无耻罪人。
北派的江湖与南方的帮会一起构成了旧中国的另类版图，他们的诞生、传承、消逝，一切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1。南洪门北理门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帮会似乎都有着一层暴力的外衣。无论是洪门、清帮，还是白莲教，这些沿着地下脉络发展起来的帮会组织几乎都有着血溅五步的一面。
而除此之外，很多帮会还投身于一些黑色产业，即便是在伦理道德约束严苛的旧中国，清帮等组织也一直在做着黄赌毒的生意，比如上海之王杜月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抗日有他，杀人有他，贩毒也有他。
帮会的阴暗面让很多人谈之色变、闻之胆寒，以至于今日，当我们回顾许多帮会最原初的宗旨时都会慨然长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
当然，这答案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就算上帝也无法提供一个标准的解答。
不过好在并非所有的帮会都有着阴暗的一面。因为在北中国就曾经诞生过一个这样的组织，他不打不杀、反对毒品、导人向善。建国后，人民政府强力打击反动会道门时，他是极少数能够体面解散的组织，因为他的历史少有血腥，很多时候无害于人民。他是旧中国特有的“红十字会”，也是中国帮会体系中的另类存在。
他的名字叫做“理门”。曾从北到南，传行于世，在中国的江湖中留下了“南洪门北理门”的江湖佳话。他甚至还在北方的语言体系中刻下了一个不可磨灭、象征正确的印记：“在理儿！”
理教原名“在理教”，俗称“理门”，创立者相传为清初山东即墨人杨存仁（一说名泽，字廷贤），又名衍逢，字佐臣，道号来如。
崇祯十六年，杨存仁22岁时，中癸未科进士。然而可惜的是，就是这一年，大明王朝也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杨存仁未及殿试，李自成便已攻陷北京。当时他正在其朋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许直家中。由于杨存仁忠于明朝，因此，在得知崇祯死讯后几欲殉国。许直劝其“君未仕，尚可全孝，宜归里奉母，以策后图”。
次日早晨，杨存仁发现许直自缢身亡。埋葬了好友之后，他顿觉万事皆空，只好挥泪回乡。回到家之后，杨存仁孝奉其母终老，后又守墓三年。此时清朝已定鼎中华，征诏明朝遗老。杨存仁为避征诏，改姓羊，名宰，后取号来如，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参禅打坐，研究理学，闭关四十九年。后来心有所得，创立了一套以儒家忠孝思想为主，综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后来系统化，称为“在理”，也叫理门。后人将其尊之为“羊祖”（俗称羊来如），入教称“在理”（北方人常说的“在理儿”即出于此）。
在羊来如的理论体系中，理教主要信奉“圣宗古佛”，即观音菩萨。教义为“崇尚五伦，实践八德”，以“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16字为基本信条，戒“淫、盗、烟、妄、酒”。经典有《忠经》《孝经》《观音经》《黄庭经》《心经》《金刚经》《道德经》等，另有新信徒（称“新理”）入教时由师父口传心授之“无字真经”，又叫“五字真言”，乃“观世音菩萨”五字（传说羊祖亲订五字真言为“复明灭大清”，或云“一心保大明”，而以“观世音菩萨”五字遮掩之，后环境变化，原有“真言”终被替代），据称如遇灾难，诚心出声念诵三遍，圣宗古佛即能闻声救难，逢凶化吉。
理教有一套独特的礼仪条规，有自己的斋期和节日。修行兼采儒释道三家之长，“循儒行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教内最高首领称“总领正提点大法师”，下分15级“法位”，普通信众称“道亲”。
由于羊来如极其反对烟酒，禁戒烟酒便成为了理门的最主要特色。康熙四十年（1702），81岁的羊来如下山传道，从正定到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历时五载，跋涉千里，度化八处，择孝子义士，传弟子十五人，史称“羊祖八度”。其中第五度在天津，第六度在杨柳青，这也是理门能在北中国大行于世的原因之一。
随着历史的延续，清朝中期，鸦片流入中国，许多人吸嗜成瘾，伤及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而理门组织是严禁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门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诫，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理门，因此，理门在民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以天津杨柳青一带为例：据著名民俗学者张次溪的《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宜颇为昌大。”这里的禁烟不仅指禁吸食烟草，更指禁吸鸦片等毒品。在杨柳青早就流传有禁诫毒品的民谣《劝戒鸦片歌》流传，该歌唱道：“一心贪恋鸦片烟，二八佳人去半边，三餐茶饭不想吃，四季衣衫穿不全，五更天明难起早，六亲断绝苦黄连，七情六欲须节制，八方一律要戒烟，九九归一烟戒绝，十分安乐似神仙。”
由于戒烟有功，理门在北方的传播也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支持。清乾隆三十一年，理门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全国最早的民间禁毒场所——正安堂老公所。在公所内，人们相互劝戒，相互监督，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公所主要以互相劝戒的方式督促群众禁戒鸦片，同时辅以赠送以黄芩为主的草药熬制的“茶膏”帮人戒毒。
理门在北方的戒烟功德让清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个民间组织和其他帮会有着极大的不同。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同年11月，任钦差大臣，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这期间林则徐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强令禁绝，二是劝导戒除，三是在理戒除（即加入“理门”组织以戒毒）。在官方的推介之下，南方各省群众纷纷投入到理门下，互相劝勉戒烟。因“理门”组织协助政府禁烟，林则徐曾给予其数次嘉奖。
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支持，理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能人才俊也是层出不穷。在理门的传承体系中，并恭二祖、羊祖之外，尚有一尹祖。尹祖名尹岩，字重山，道号来凤，为羊祖再传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在天津梁家嘴建立理教第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公所”，将理教组织系统化。此后，理教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设立理教总公所。到20世纪40年代，仅在京津地区，理门旗下就约有百十余个公所，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以堂为名的组织，如：修真堂、公善堂等等，全是旧时的理门公所组织。1913年，理门倡导建立了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1925年，成立上海理教联合会。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中华理教总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会，全国理教公所一时多达3000个以上。
有了坚实的组织架构，理门也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在此之后虽然历经战乱，但其宗旨从未改变，导人向善、救助穷人始终是其本色。抗日战争期间，理门的发展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理门之中曾经出过叛逆，例如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勾结日本人，成立伪中国理教总会，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另外，天津清帮头领袁文会也曾一度控制当地的理门会所，使原本扬善养正的理门成了流氓分子的掩护外衣。
然而瑕不掩瑜，理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究其本质却始终有持着良善的一面。
建国后，大陆地区百废重建，基础医疗一步步加强，理门的功能性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公有化体系的渐渐形成，理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此前理门一直以个体商户的布施为主要经济来源）。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各类会道门渐渐灭绝，理门也消失在汪洋人海之中。
和其他许多帮会组织一样，理门虽然消失于大陆，但在海外却留下了火种。1949年，理教首领之一、国民党军少将高参赵东书抵达台湾。次年春，他召集从大陆赴台的一些理教信徒商议“复教”，5月25日获准以“中华理教总会”名义重新登记。1951年3月4日赵当选为理事长。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指令拨出原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寺址，作为“理教总公所”，总领正提点大法师由赵东书出任。1975年4月5日，总公所发生火灾，损失惨重，赵东书力谋重建，却回天乏术，于1980年6月30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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