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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你的窥！私！欲！--这是我的故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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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快下班的时候，森总神神秘秘的走到我的办公室来，问我：“你还爱看足球啊？” 我说：“爱看哦，十几岁就开始看了。”森总就嬉嬉的笑了，他说：“晚上一起去酒吧里去看吧——我一朋友开了家球挡，去给他捧捧场。”我说：“老婆最近管得严，腿刚好，不让晚上出去玩。”森总说：“那就算了，你就早点回家——我本来想组织大家每人打个100块钱玩玩的。”一听说看球还能赌博，我的手就痒痒了，我说：“好啊，这样看球才刺激，我赌法国，赌个500块。”森总忙摆手说：“太多了，太多了，最多玩个200块就差不多了，无非是给看球添点乐子。” 我说：“好，200，还是赌法国”。森总说：“他们这不是赌谁赢哦，是让球，法国让塞内加尔一球球半，2：0全赢，1：0就输一半，打平或输球就全输，你再想想打哪个队？”我盘算了一下，以法国的实力平是不太可能了，最差的结果也就是1球小胜，也就是说输一半。以输一半来搏全赢，傻子都知道该选哪个。
后来我在经历了无数次人生的错误选择后才知道，如果你不是傻子，请千万不要选择和他们一样的答案。
……
第二天，当我把200元人民币交该森总的时候，好奇的问了一句：“森总你昨天打的谁啊。”森总说：“我一看你们都打法国我就只有反着打塞内加尔了——我觉得法国就不保险，想劝你们少打，又怕影响你们思路”。我眼睛一亮说：“赢了啊，多少？”森总说：“呵呵，2A”。
森总那天随即对只有自己独赢，员工全军覆没有点心怀愧疚，于是他跟我道出了一个想法——在单位成立一个赌球基金，大家共同入股，由他负责操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森总对此的解释是，我本来想靠世界杯让你们大家都赚点额外的奖金花花的，没想到第一场就全军覆没。这哪成啊，怎么搞也不能让大家伙输钱。森总说这话时，身旁只有我一个人。
当天晚上我跟洁婷商量往森总这个赌球基金里投入多少钱时，洁婷说：“就拿1000块玩玩吧，输了也不心痛。”我说：“太少了吧。别到最后出资比员工还少。” 洁婷说：“咳，这有什么比的啊。”由于洁婷说的数字和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差距太大，我只好把自己有点灰暗的内心世界剖析给洁婷看，我说：“森总的性格你还不了解么？哪怕输钱最后都会自己掏钱把大家的本金补上，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洁婷想了想，偏头问我：“那你觉得出多少钱好？”我说：“1万吧”。洁婷说：“不行，太多了。愿赌要服输，万一森总真输了，又不像你说的那样补回本金我会好心疼的。再说了，既然是森总让大家保赚不赔，你一下拿那么多钱不是给人家压力么——就给你5000块钱败去吧。”
……
洁婷说的没错，当第二天我把5000块的基金入股金交到森总手里的时候，森总犹豫了一下，说：“太多了吧，他们都300，500。”而我则选择了装款＋装傻，说：“没事儿”。
事实证明，提前知道天机的我一点都不傻。我们的那笔基金在森总的操作下最高翻到8倍，即便是最后分成的时候，依然达到本金的5倍。正是这25000块钱，才让我那年的韩日世界杯没输得体无完肤；这25000元钱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暂时掩盖了我已经沉迷的事实。因为那年的世界杯期间，除了森总的赌球基金我进行了巨额投入外，我自己还单独投注。不过那年的世界杯冷门迭报，除了在中国队的三个对手身上赢了一些钱外，其他的比赛都是输多赢少。非常奇怪的是，只要是我重注投入，就必输无疑。其中一场丹麦对阵英格兰的18决赛。我重注10000元押丹麦，在英格兰功进第三球的时候，我似乎又出现了高中时代缺氧的感觉。
好在不久后，这样难熬的日子随着巴西队捧起大力神杯一起宣告结束了，我终于得以从赌球的泥潭中暂时脱身。
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后，我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围绕在森总身边的红人开始多了起来，他们一个个灵牙利齿，乖巧活络。虽然森总对我的态度似乎并没改变，但我原来独享的尊宠现在被无情瓜分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让我高兴不起来。因此，那段时间，虽然我的家庭收入仍然在不断增长。但我并不快乐。在城市的尔虞我诈和我骨子里淳朴乡村思想的猛烈对抗中，我的心灵其实正倍受煎熬。
让我的心情败落到低谷源自于一次森总说我：“太老实。”按当时的语境来分析，森总的这句话绝对不是批评，更像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而对于这几年顺风顺水、扶摇直上、深得森总信任的我来说，这种提醒却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为了使你不认为我的受伤还没来由，我有必要对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做个回顾——自打经历了高中时代的人生磨难后，我其实已经开始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让那个曾经听话的乖孩子再次出现在父母和亲友的身边。我开始学会了换位思考，开始学会了用他们的思维和道德标准定义好坏、善恶，让他们因我而曾经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他们说，花天酒地的是没出息的孩子，于是我步入社会后就尽量避免饭局，减少喝酒，更没踏入过任何一家声色场所。他们还说：花得比赚得还多那是败家子，因此，自从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到2001年前都显得很穷酸。看着周边的同事，一个月只拿2000多块钱的工资，新衣服，新手机换个不停，成百上千的吃饭娱乐我当时都纳闷得不像个样子。他们又说玩物丧志、不能结交狐朋狗友，生活作风要严谨……总之他们说了很多，我也都一一做到了，而且似乎也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了。可正当我这一切的性格特征定义为生命中的永久时，世界的规则却变了——花天酒地？说得太难听了，那叫夜生活。工作压力那么大，不娱乐放松一下哪成啊？还有，花得比赚得还多那不叫败家，那叫敢于投入。交朋好友，那叫建立人脉。溜须拍马，那叫善于言辞。要命的是，周遭人这样认为就算了，可现在连一直认可我、赞赏我的森总也开始觉得我“太老实了”。
于是我刚刚建立健全起来的道德标准就这样蹦塌了。我也开始彻底迷茫，高中时代，我一切都逆着你们的规则办事，结果受到了现实沉重的打击，被你们说成将来一事无成。现在，我听你们话了，变乖了。你们却又开始说我太老实，太无用。我反反复复地扭曲着改变自己，委屈自己。我投降了啊，我按你们说的去做了啊，你们还不满意，难道非要每个人都像模子倒出来的么？难道活着只有你们这一种方式么？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物种回在这个时代灭绝了，因为世界已经开始不允许生物多样化的存在！
洁婷说得对，我的日子过得太顺了，以至于无法经历任何微小的挫折。因为那年的夏天，我的情绪就这样突然莫名的低落下来。我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独生子女突然发现父母有给自己生了弟弟妹妹一样不高兴。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些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小家伙。我嫉妒他们，也想加害他们，但却恐惧于父母的威严。于是我就开始扭巴自己，渴望以此得到父母的关注，渴望着那些失去的爱再重新回来。可我越这样，就越不讨大人的喜欢了。于是我只有耍小孩子脾气了，使出了最后的离家出走的绝招——辞职。
其实辞职的想法我并非蓄谋已久，完全是一时的冲动——那天我帮森总做了一个小文案，文案做好后我和森总都觉得不太理想，于是就相约第二天重新做。为了集思广益，森总把这份文案也给了单位里一个靠出卖身体进来的大学文科毕业的女生一份。第二天一大早，那女生就把一份改得花花绿绿的打印纸上放到我的桌子上，对我说：“我和森总昨天晚上一直通电话，连夜把东西改出来了，森总让你打印一下，中午开会要用。”女生那类似老板娘的话语让我楞在那儿了。一方面，她这种以领导来压我的表达方式让我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她话语中透漏的“和森总通了一晚上电话”的事实让我确定即便是在我最自信的文字工作上，我也失宠了。
那天的会议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怎么参加的了，我头脑恍惚，内心悲愤。我觉得自己所有的才华也比不上人家裤裆里一指宽的一条缝，我想既然如此，自己也没必要霸占这个副总的位置让人家森总为难。于是我升了辞职的欲望，这个欲望让我很难过，因为我根本舍不得。但我觉得必须这样做，这关乎一个男人的志气。于是，无数的思绪在我内心开始激烈地进行着搏斗，最终，有关于志气的想法还是统治了我的大脑——那天下午，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的我决定最后为森总展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了，我写了一封辞职信，下班的时候，面如死灰的把他交到了森总的手中。
那天，我几乎是含着眼泪走出了单位，我去了店里想和洁婷倾诉，可不巧店里有客人，于是我也没进去，就坐在了店对面马路的椅子上吸烟。我想此刻森总应该正在看我的信，或许下一秒他可能就会拿起电话打给我，他会对我说：“兄弟，别闹了，快点回来，咱们一起干”。但那电话却迟迟没有打来。于是我想或许森总此刻也和我一样陷入痛苦的思索中，我们都在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到底是什么让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选择了离开。那天，想到最后我真的有些迷糊了，我觉得自己今天很不正常，不正常到感觉自己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那天洁婷忙完了顾客从店里出来，我就跟洁婷说：“我从单位辞职了，信下班的时候都交上去了”。洁婷听到后楞了一下，旋即觉得似乎应该找什么语言来安慰我，可是最后她什么也没找到，只是“咳——”的长长叹了一口气。
很多时候，这种叹息就是我每个人生故事最终的结局。
后来洁婷在评价我那天的决定的时候，说我太感情用事、太冲动。是的，当天晚上我就后悔了。我期盼着森总挽留我的电话深夜里会打过来，失望后我又期盼森总第二天会找我谈，用最真挚，最恳切的语言来挽留我。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第二天一早森总就找我谈了，也挽留了，但远远还没达到我可以挽回面子去反悔的程度。于是我只能强忍着喝下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在后悔和不情愿中开始办理工作的交接了……
世界本来的面目终于开始清晰了，因为我已能真切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在我交接工作的那段日子，原来一起把公司从小做大的那些元老中，除了一个和我没有任何业务冲突的艺术总监和一直给我做秘书的安妮外，其他几个人对我的离去没有表现出过一丝惋惜。到是那些以为我因为腿疾复发、继续休息的基层员工表现得有点恋恋不舍。但我没法去抱怨什么，这是个皇帝轮流做的时代。除非我不做，否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更因为，世人的怜悯和同情向来只给予从未超越过自己的弱者。对于从高处跌落的强者，他们只有庆幸！
……
我终于成为“天地之间一闲人”了。与上次生病时闲暇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闲暇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我愈发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我辞职了，但日子还在工作，它忙碌着在我身边溜过，什么都不留下，让我的生命呈现出一片空白。
在情绪开始缓和的日子里，我也尝试着投递了几份求职简历，也有邀我去面试的，可结果都不令人满意，都是要从中层干起，要受人管。而且工资和以前相比也逊色了很多。甚至有一次，负责面试我的人当着众应聘者的面惊呼；“您不是那XX公司的林总么？”虽然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但依然感受到了无地自容。一个人在繁华的时候总想汇聚别人的目光。而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再面对这些目光时，想到的却只是逃避。
看官，即便是你对我当初的风光无限嫉妒过，也请您现在拿出点同情心吧，当副总并不是一件好事，它害了我。害得我一生只能逼迫自己往更高处爬，害得我此后的日子里很少再能体会到幸福的滋味。
副总？你他妈才是副总，你们全家都是副总！
那年夏天天气闷热，我闲暇在家，我开始思考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思考过的问题。那就是，人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多少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改变。这就让我发现很多时候人生真的很值得回味，至少，我们想一想过去的某一时刻，如果换了一种选择，那么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即便是在今天，我依然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如果2002年的那个夏天，我没有不假思索的选择去创业，那么我现在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是的，那年我浪荡了一个多月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创办自己的公司。确切的说，应该是那年我浪荡了一个月后没找到任何方向，然后迷茫的我被秘书安妮拉上了这条路。
安妮在那年年初结交了一个身家过亿的老总级男友——这和傍大款，做二奶不同。用安妮的话来表达就是真正谈婚论嫁正儿八经的男友。因此已经把薪水看得可有可无的她在我离开公司不久后也从森总那辞了职，于是她就怂恿男友给自己开家广告公司。那位身家过亿的老总是商海老手，在安妮向他提出这个请求后并没有直接回答 “行”或者“不行”，而是问了她一大堆关于客户资源、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的问题。问到最后安妮发现自己除了创业的热情外什么都没有。问到最后安妮也发现这一切好象我都有。于是那年赋闲在家的我就在安妮的怂恿下入了10万块的股，以小股东的身份和她的富豪男友一起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当然，股东虽小，职务不小，对外，我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
洁婷对我入股做公司的做法其实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可怜的洁婷并没有接触过任何同广告相关联的工作，因此她虽然感觉不太对劲，但她却说不出任何具体的意见。这就让她的反对很没信服力和说服力。更何况，在争论得比较激烈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我的撒手锏一招制敌——“就行你拿钱左一家右一家的开店，就不行我拿点钱开公司啊？”说实话，那段时间我对洁婷的表现挺不满意，我觉得我真的已经算很懂事了，只是拿出了家庭资产很小的一部分作为小股东，洁婷还左阻挠右阻挠。不停地说一些丧气话。甚至有那么一刻，我都怀疑洁婷是不是有私心，怕我赚的钱比她多。
不过现在想想，洁婷那时候或许并不反对我开公司，而是反对我的虚荣。那年我在开公司的同时向洁婷提出了另一个要求——我的公司合伙人天天开宝马，你总不能让我还骑自行车吧。我要买车——当然，不是不切实际的保时捷，但也不是便宜车——进口斯科达。那年，我把开公司和买车这两个事混在一起当成一件事和洁婷谈，因此感觉家庭资产一夜之间就被掏空了的洁婷自然不会轻易同意。
斗争的结果还是我胜利了，不过洁婷认输时说的那句话依然让人丧气，她说：“行行行，就这么些钱，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反正败干了可以再挣。”
洁婷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这句无心气话竟然在六个月后得到了全盘验证。
于是2002年的7月里，我感觉我的生活开始升华了。我成功从一个农村的下里巴人升级为省会城市的高尚人群。我的爱人经营着服装生意，日进斗金，而我，则开着高档轿车，怀揣印有总经理头衔的名片。这就不得不让人膨胀了。不过请您千万别鄙视我，因为这将是我描写自己最后的一次膨胀，因为不久后，我就因膨胀过度而爆破，最后化成了虚无。
如果说那时我的膨胀如同我的下体，那么安妮的膨胀则如同她的乳房。于是我们两个很快臭味相投，决定在商海中酣畅淋漓地大干一场。怎么干呢？自然排场上就不能先输给别人——我们先在当时石宁最高的云霄大厦56楼租了一间建筑面积接近200平方米的办公室，又花了将近10万元进行装修。门面撑好后我们开始买办公设备，当然这也要买好的，否则不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么。电脑，每个办公桌上都配一台——要液晶的。打印机，那时候新出一款激光彩色打印机，8000多——买。笔记本，IBMT系列的， 1万多——买。总之，那时候我们压根没去想任何正事儿，只顾大把大把的烧钱，似乎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一个谁也没说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这个公司要让外人看起来比森总的好，比森总的强。
创业不是斗气，更不是炫富。只是我已经心平气和地能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也已经丧失了炫富的资本。
注册资本高达100万元的广告公司就在那年的7月28号开张了。直到开张的几天前，我和安妮才真正对公司定位、未来的主营业务方向等问题深谈了一次。最终，我们决定自己创办一本平面媒体，经营自身媒体广告。这个想法让我们一度激动不已——我们觉得这个点子太妙了！媒体多好啊，就那几十张纸，当成广告卖出去就价值几千几万——完全是一本万利啊。而且广告业务来源上我们也不用发愁，这些年来我在社会上认识好多老总，其中不少关系还很不错，就是单靠我姓林的这张老脸，也能保证公司基础收入了——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一天他一定被人世间这两个异想天开的家伙逗笑了。
“建立在生意基础上的朋友关系远比建立在朋友关系上的生意牢固很多！”如果你正在创业，请你现在就拿出纸笔，把这句话抄写100遍！
2002年的夏天我只能把笔墨过多地记录我的公司了。一方面，我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决定了我的今后的命运，我绝不能轻轻地略过不谈。另一方面，自打这个公司开张后我觉得原本还算丰富多彩的生活好象突然乏味枯燥了很多，甚至连我引以为豪的爱情，我都找不出太多值得记忆和珍惜的东西。当然，这也正说明很多光辉东西从那时开始已经从我的生命中慢慢的逝去。
雄心勃勃的我在公司开张还不到一个星期后就真切地感觉到了压力的存在。原来给森总当副手的时候，有什么拿不准定不下的东西我可以请示森总。可现在我的这种特权丧失了，我成了员工依靠的对象，吓人的是，我所说的一切都被视为公司的最终决定和最高命令，无论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不久都将成为事实。而我明显没有为这种突然的变化做好心理准备。
倒霉的是这家公司似乎从开张那天起就是个事妈。问题层出不穷、接连不断、应接不暇。
最先暴露问题的是公司的核心部门业务部，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加之业务部群龙无首，因此刚开始的时候人心很涣散，效率也很低。这是件大事，业务部是公司运营的发动机啊，现在不维护等将来出问题那可就是大修了。于是我先明确制度——上下班必须回单位报道，早上上交计划，晚上上交总结。施行两天后我发现这也无法完全避免业务员偷懒，于是我又从工资上着手，降低底薪，大幅度提高提成——让有能力的人拿到更多的钱，让偷懒的人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从而完成人员的自我淘汰。当然，为了怕一下子降低底薪影响团队士气，我特别增设立了诱人的当月业务冠军奖。如此三把火烧完后，我想这下业务员该干劲十足，死心踏地为公司卖命了。没想到结果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日益消沉，而且开始有人主动提出辞职了。
于是意识到似乎哪里出了问题的我开始找业务员单独谈心，想从他们口中得到症结的所在，结果他们单独面对我的时候一个个都对我此次工资改革的英明决策顶礼膜拜、歌功颂德，就差他妈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了。搞到最后，还是洁婷的提醒才让我找到问题的答案，洁婷说：“人家员工上班就是为个生活保障，你把底薪调得那么底，提成给的再高人家也没安全感”。于是我对公司的第一次改造就像 “安石变法”一样悲壮地失败了……
刚把业务部的工资待遇重新调整过来，人心也稍微安定下来的时候，搞内勤这边的又出问题了。不知道哪个好嚼舌头的把我和安妮不是公司大股东，大股东令有其人的真相都抖搂出来了。他们不仅对我和安妮以前给森总打工的底细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连洁婷是开服装店的，安妮男友的家族开私立学校的事情都知道。这就让我和安妮气急败坏，利马在公司秘密盘查，最后确定能泄露这些秘密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原单位的同事 ——现在公司的前台小伊。于是二话没说，当天就让她滚回了家。
现在想想，我和安妮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肝火动得确实有点大，完全没什么必要。但在那时，对于已经把自己神化的我们来说，已经我法接受任何把我们人化的言论。
安完内后我决定开始攘外——去拜访那些相熟的老总。可是这事开展得也很不顺利，他们在得知我已经离开原来的单位，不再拥有原来的资源平台后对我的态度都立即冷淡起来。惟有几个关系特别要好的，也都是找借口推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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