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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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她一眼。他望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她转身上去了。她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她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呢

　　　　于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的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搞这些儿童的玩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

　　　　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折死的。自从娶了雅葛丽纳，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姊姊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的挣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磨折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弄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鼓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美尼亚，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非洲，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号，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克利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咒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里维赶紧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

　　　　“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教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你们乱哄哄的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预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起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感缺少。象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的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决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起，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是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作肌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预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的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作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的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决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1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象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1奚里谷玫瑰产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未开花即萎谢，但移植湿地，即能再生。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其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末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1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1一七**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放弃特权。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分，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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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节

　　　　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1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2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1典出希腊神话，参阅本书474页注。

　　　　2特曼德尔为法国十八世纪宗教哲学家，提倡教皇至上主义，适与伏尔泰之排斥神权相反。此处举此二人代表左右两极端。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片妙的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做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做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可是归根结蒂，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