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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梦-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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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冷静了一会儿，梅笑寒缓缓道：“刚才我有些冲动了，让你们见笑了！”
“我们就知道梅大人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
三人见梅笑寒脸色稍微舒缓了，也放松了一些，不再那么的拘谨。
“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本领呢？”
“我们愿听梅大人的差遣！”
三个人当中，一个是准大学生，一个是一不得志的大学毕业生，另一个则是心怀远大志向的少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个名叫“木昊”的少年，他的人生正从少年走向青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他并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大学深造，而是决定放手一搏。
后来遇到了一个神奇的老爷爷，对“木昊”来说，这个老爷爷就是改变他命运的神仙，他把他自己的人生以及未来全部压在了这个神奇的老爷爷身。
而张川这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大学毕业生，曾经的天之骄子，在遇到无数次的挫败之后，感受到了无力之感。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本苦难史，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苦苦挣扎，每个人都为了梦想而或多或少的付出，重要的是不抱怨。
梅笑寒露出了微笑，他发现自己的额头多了几条皱纹，他发现自己不再年少，他也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梅笑寒背着手把房门关了，他想与眼前的几个年轻人聊一聊。
………………………………
第九十六章 建国的理想3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事在人为，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做起来更难。
关上了门以后，梅笑寒用轻松的口吻和张川、木昊以及叶子进行了长谈。
三个人之间年龄相差都不大，又都是当代人，所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创业总是艰难的，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也休想在谈判桌上获取。一个人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自己要先强大起来。
所有的人都需要历练，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既然不能与大宋王朝公开决裂，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南发展，扩张自己的领土，当手中拥有足够的筹码时，敌人才会尊重自己。
离梅城最近的一个政权“南唐”，南唐后主李煜，不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好词人。但是李煜的下场并不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只能算是他的运气不好。不但是李煜，末代皇帝的下场都不好，最近落得个亡国之君的名号。
成功者书写的历史，所有书写的人都是成功者，因为很残酷的现实是，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写历史。
一个人如果能够不带着偏见去看历史，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历史，这不容易。所有的事情没有到最后，谁也不知道结果。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历史究竟是什么？
众说纷纭，甚至会出现百家言论。梅笑寒从来就不是一个正统论，大宋的灭亡，不得不提到的便是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之壮烈，也只是在史书中所记载。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计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
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2000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
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
但因元初局势初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
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
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
《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
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每朝每代对于历史都非常重视，由于元朝和清朝是两个唯一完成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所以元朝和清朝对于前朝历史的记载的可信程度都不高，所以在中国文化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长期战乱，人口数量与分布发生重大变化。黄河流域屡遭战争，十室九空，人口大量南迁。
三国时期没有具体人口调查数字，今人估计应在3000万左右。
《晋书》记载，太康元年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
西晋的统一局面并未持续，全国又爆发了永嘉之乱。
公元311年即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
晋初重行分封，终致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社会不稳，胡人遂乘时入侵。
永兴元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
光熙元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
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馀人。
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南迁，南方因而设置大量侨州。
《宋书》记载大明八年户口数为901769万户，5174074万口。
由于当时隐匿人口数量非常严重，这个数字并不真实。今人研究认为刘宋人口数量最多时有1800—2000万，北魏在3000万左右。
隋唐五代时期西元589年，隋平陈，中国再度统一。
据《隋书》记载，大业五年全国户数为907万。
唐初人口数字据记载仅二三百万户。贞观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
据《通典》记载，天宝十三年全国人口有8917409万户，52919309万口。今人将隐匿人口估计在内，则唐前期人口峰值在8000—9000万之间。
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发生重大变化。北方人口再次大量南移。
襄州人口增加120％，鄂州增加100％，苏州增加30％，泉州增加50％，广州增加75％。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九国中，只有吴和吴越两国君主为南方本地人，南汉君主是早期移民后裔，其它六国的君主均为北方移民。
中华民族，早就在多次战乱之中，允许多的少数民族进行过农活。历史上的朝代，分分合合，已经难以算计出次数。
所谓的大宋正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站住脚。而强权者，永远拥有话语权。梅城此刻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株小草，想要崛起，并没有那么容易。
任何人说的话都不重要，无论他是神还是仙，无论他是鬼还是魔，靠天靠地靠祖宗，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打造一支无坚不摧的队伍，需要锻炼人的意志，首先是主帅的意志，想让将士们坚定信念，当权者必须明确方向。
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渴望和平，他们痛恨战争，他们不在乎谁是正统，他们只在乎生活是是否安宁。每个人都曾有过梦想，但首先必须是活着。
也正是由于乱世，才造就了这诸多的英雄好汉，也正是由于乱世，才会有许多人揭竿而起。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为了同一个目标和理想，他们勇于牺牲。
梅笑寒把两只手放在脑袋后面，靠在了床上，他盯着天花板发着呆。他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匆匆流逝了，由不得他做挣扎，也由不得他作出选择。时间执着地流逝着，光阴不再。
此刻，他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他走上了一条从没有遇到过的路。这就是人生偶然，没有到最后，谁也不能预料结果是什么样。
历史不是用来看的，历史也不是用来分析的，先人们的对对错错，也用不着后人来评价，后人们们也没有资格去评价先人的对对错错。
无论对与错，是与非。那些过往，都在刀光剑影之中黯淡而去。一代枭雄曹操，最终也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些留下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终化作一道道青烟随风消散而去。
叶子、木昊和张川，与梅笑寒聊了一夜，聊着聊着三人都落下了眼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生命如此神奇，在人生的路走过一段旅程之后，他们想要回头去遥望。却发现，21世纪的今天已经离他们组建的远去。
古人的生活看起来确实是很乏味，然而现代人的生活却多了一些焦虑。每一个人生活的都不安，为了找工作、为了事业、为了未来。
交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医疗教育问题、每天都被许许多多的问题所困扰着。
科技化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快节奏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隔着一个屏幕，却远如千里。
时间与空间是两种不对等的介质，没有人知道时间与空间的确切概念是什么，时间也好空间也罢，都是人类想象和创造出来的。
这一夜，梅笑寒再也难以入眠，因为他觉得一切的改变来的太快，快的让他无从适应。
确切的说，他早已迷失了自我，但是此刻他必须坚定信念，他是主政者，他是领导，他是一城之主，他是梅城的精神领袖。
梅笑寒觉得自己不能垮，更不能倒下，从此刻起他要肩负起梅城几十万父老乡亲的重托和希望。
他要把梅城打造成一座无坚不摧之城，他把梅城打造成一座铁打的城，这里生活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是他的子民。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必须招募人才，用人之道梅笑寒还很欠缺，排兵布阵，并不是强将的堆积，需要的是策略。
第二天，梅城。
商队驻扎梅城以后，便向四处分散开来，就像一颗颗种子插入土地一样。第一座现代化盐场，在多位专家主持下开始修建，盐铁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古代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梅笑寒觉得必须把盐铁牢牢的把握在手里，盐是老百姓的生命，而铁是这座城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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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章 建国的理想4
“民以食为天”在丰年囤积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然而粮食的储备，又不能太单一，这就有点像现代的金融。
就像是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样，粮食的储备要分门别类，按照不同的种类不同的类别进行储存，特别是对于军粮的储备。
一旦梅城遭遇敌人围攻，被困城中，与外界失去联系，运粮之路被切断，就可立刻开启粮仓。
“国家大本，食足为先”。
粮食储备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是古今中外皆关注的大事。
夏朝，仓储制度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此后的各朝各代也无不把储粮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
储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战略思想之一。帝王们都懂得“广积粮”的厉害所在，都明白储粮起着“平抑粮价，调控市场；赈灾备荒，安民固本；供养军队，备战应战”的作用。
“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就是当年刘邦实力不够强大时的十二字方针。
“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则是朱元璋的九字方针。
他们无不懂得“广积粮”的重大意义所在。元末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人人皆在争夺天下，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的九字箴言是有一定关系的。锅里没几两米就开几千人的饭，无异于扯张虎皮来做大旗，不过狐假虎威而已。
古代，不仅只有朱元璋和刘邦这两位君主懂得储粮的重要性，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中央仓储的建设，而且也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储粮。
汉代时，汉高祖七年开始营建新都长安，首批重点建设工程就包括了太仓。
除太仓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粮仓还有位于甘泉的甘泉仓、华县的华仓、左缴附近的细柳仓和嘉仓等。
历代王朝除狠抓皇粮国赋入库外，还积极拓展其它的筹粮渠道。例如宋代，不同类型的仓廪有不同的粮食来源。
正仓亦称官仓，其粮食来源主要是皇粮国赋；各州、县的义仓，主要是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常平仓的储谷主要是每年夏秋两季以略高于市价收购，其本钱由国家财政统筹拨付；广惠仓的仓米来源是官府对无人耕种的绝户田募人耕种所收的租谷；社仓主要为官府提供谷本，收“息米”，同时也通过劝捐和劝借的方式，面向富民，筹措谷本。
历代封建王朝的仓储制度中均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仓吏腐败，亏空严重；储备不足，调控乏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加强仓储管理。
一般说来，中央财政最高行政长官是全国仓储的最高主管，其下另设专门的“仓官”负责仓储事宜。如明代，户部掌管全国钱粮，各省由布政司分理，无论京库钱粮支用还是地方存留与上解，都须遵循户部的细则定例，并接受户部的审核。
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如常平仓等官仓，主要由各级政府机构管理，而义仓、社仓、预备仓等民间仓储，则在官府的指导下，主要由民间绅士自行管理。主要的管理制度则有两点：
第一，制定较严密的管理条规。例如，秦代有专门的《仓律》，规定严格；西汉设有专门的会计簿册，详细记录仓储谷物的数量、品种、出入、经手人、核验等，上级官吏也会经常检查；
第二，加大惩罚的力度。譬如清代雍正元年至三年期间，雍正连续发出有关清查钱粮亏空的上谕三十余道，并派朝廷官员协助清查地方钱粮亏空。在清查过程中，雍正皇帝下谕：即便涉及高官与贵族，也决不宽贷。对贪赃的官员，一是抄家，二是罢官，严重者处以极刑。
然而现在远远都没有达到能够储备很多粮食的条件，老百姓的温饱还是一个大问题。创业者总是艰难的，但是未来的收获是很可观的。
大面积的农业种植，以及大面积的生产，高效化的生产能够提高粮食产量。
改革，每朝每代都推行过。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桑弘羊的人物。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汉法家人物、理财家。出生于洛阳。
桑弘羊父亲是商人，桑弘羊是洛阳有名的大富豪桑家的公子。桑家是洛阳首富，桑弘羊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少年时代，他就“以心计”，而不用筹码进行运算而享有盛名。
十三岁就担任了侍中，开始在汉武帝身边工作。
三十三岁时，与东郭咸阳、孔仅“三人言利析秋毫”，对经济的分析十分深刻，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
公元前115年，孔仅升为大农令，桑弘羊接替他担任大农丞，掌管会计事务。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为搜粟都尉，同时兼任大农令，掌管全国的租税财政。汉武帝末年任御史大夫，仍兼管财政。
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
此外，桑弘羊还组织了60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汉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
到了汉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混乱。
一些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杂入铅、铁，铸大批的劣钱来谋取暴利。
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并不能制止私铸的大量劣钱混入市场，破坏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不好。当时造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用禁苑里养的白鹿皮制成，每个一尺见方，上面还绣上五彩花纹，每个值钱四十万，它是作为诸侯王朝觐皇帝时垫璧的礼品，所以只在上层贵族中流通和使用。
另一种是白金，这是用少府库存的银、锡作的合金币，分值钱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种；第三种是取销半两钱改铸的三铢钱。还规定，盗铸钱者要处死。这次改革因为品类复杂，币值的规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纷纷去盗铸比值很大的白金币，所以第二年就放弃了三铢钱而改铸五铢钱。当时虽然因盗铸钱政府抓了数十万人，仍不能制止盗铸劣钱，所以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从此以后基本上制止了私铸劣质钱币的流通，从而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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