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梦-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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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秦师垣宰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伊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用之。遂号太师样。”

　　　　秦师垣，当时任太师的大奸臣秦桧。这段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秦桧坐在那里一仰头，无意中头巾坠落。吴渊看在眼里，便命人制做了一种荷叶托首，由工匠安在秦桧等人的椅圈上。

　　　　太师椅由此产生，太师椅这一名称也由此传开。这段文字除了告诉我们太师椅的名称由来以外，还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太师椅就是带有荷叶托首的圈椅。这种托首的功用类似于现代汽车、飞机靠背椅上的头枕。一个大奸臣，一个马屁精，无意中为中国家具史留下了一笔遗产。

　　　　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史》中也提到秦桧与太师椅的种种瓜葛，并将带有荷叶托首的交椅明确称为“荷叶交椅”、“太师交椅”，为张瑞义的说法提供一个佐证。

　　　　这一个个巨大的集装箱，若是把他们全部折合成银两，究竟是多么大的一笔数字，梅笑寒并没有统计过。

　　　　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恐怕也会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像此类事情，又不能轻易向外人吐露，就算是二狗子也不行。

　　　　或许在大宋朝有一个福布斯排行榜的话，梅笑寒怎么也能够荣登前三甲，这还是谦虚的。

　　　　主人有了钱，仆人的腰杆也跟着挺直了，家里的事情多了，房屋需要扩建，东西需要置办，许多的事情也非是几个人能够完成的，这个时候梅笑寒想到了人才的重要性。

　　　　皇帝选用人才，采用科举制度。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管理天下由天子、诸侯、卿、士。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有“客卿”、“食客”等。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梅笑寒也是参加过考试的人，对于考试的流程倒是也不陌生。虽说考试并不一定能够选到十分合适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经历的起考验的总是能够担任大任的，何况梅笑寒现在急需各种人才，若是能够给他们足够高的待遇，想要招揽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并不会很难。

　　　　朱元璋有了刘伯温，刘备有了诸葛亮，刘邦有了张良和韩信…这才有了一番伟大的成就。

　　　　梅笑寒有些尴尬，他的身边只有一个二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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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读书改变命运

　　　　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虽然这句话很俗，但的的确确是这样。

　　　　在古代，想要高中进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没有考中进士的人很多。

　　　　古代文人的晋级制度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若非要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似乎只能用公务员来做比较了。

　　　　一个读书人如果参加县府一级考试通过了，就可以称为秀才。

　　　　古代的科举中，一个童生能考中秀才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离金榜题名还有很遥远的路。但考中秀才也是一个士子一生中第一次可以亲身体验读书给自己带来的荣耀。

　　　　实际上大部分秀才并不穷，至少以后生活水平将得到大大改善。一则普通人家的婚丧之事都要请秀才主持，油水自然少不了；

　　　　二是如果继续读书成了生员，每年还可以从官府获得一定的银两补贴。

　　　　最重要的是，中了秀才就有可能通过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谋求经济地位的提高，这是最致命的诱惑。

　　　　清朝，中了秀才虽然不能一步登天，但身价上至少比平民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功名的老百姓见了地方官要叩头下跪，称呼县官为大老爷，秀才则可以不拜，自称生员，与知县谈话有座位坐。

　　　　第二、清朝，读书人的屁股开始变的宝贵，犯了罪轻易不能打。而一旦中了秀才有了功名，屁股更是动不得，县官连打的权力都没有，最多只可打手心，而且要老师才能打，不能由衙役打，因此秀才比衙役的地位高，下等人是不能随便打上等人的。除非那个秀才犯下了重大罪过，由知县禀告藩台革去秀才功名后，方可受普通刑罚。

　　　　第三、秀才可以不应徭役之征，连自己家的房屋也可以立马升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高出三寸，因此秀才头上可以戴三寸的顶子。

　　　　在北方一些地区中了秀才还可以免除几亩地的官租，南方则没有，这是由于经济、教育水平的不平衡导致的。

　　　　秀才能享受这么多的特权，老童生们当然拼了命也要考一个秀才。

　　　　清人冯友兰的父亲是进士出身，曾当过县令，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冯父有句话：“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出一个秀才，能耕读传家，虽然没有官宦之家显赫，却比普通百姓之家风光。”

　　　　封建王朝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皇帝的势力只能到县一级，县官作为皇帝的代表存在于地方，而大多数的老百姓一辈子并不需要见他。

　　　　官员更替乃至改朝换代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也远非那些上层人士感受那么明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形不仅存在于桃花源，现实中照样存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能有饭吃就行，那个闲心操不上。

　　　　在那个时候，老百姓主要靠地方的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人民内部的矛盾由这些有德望的人出面往往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调解。特别严重的案子或许要族长开祠堂在祖宗面前进行审判，但大家对于惊动祖宗的神灵很不安，这种事情一般很少发生，更不要说到县衙打官司了。

　　　　在这种士绅自治的体制中，秀才们自然成了绅士们的主力，因为能考上举人的都排队等着做官去了。绅士除了当不上官的还有当官退休的这两种人，而退休的人一般都老了，总比不上那些年富力强热心公共事务的秀才们。

　　　　这些秀才绅士们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然也享受了种种好处，积累了人脉，致富的门路自然也就多了，不少人开始从无产阶级发展到地主阶级。

　　　　事实上，以前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和谐的，绝不是阶级斗争中讲的那么势不两立。

　　　　由于秀才这两个字蕴含着丰富的可开发资源，许多尚未婚娶的新进秀才成了媒人眼中的香饽饽，而那些官宦人家、富有家庭也喜欢为家里的小姐物色一个秀才做新郎，哪怕对方是穷光蛋也在所不惜。

　　　　大家都把秀才看成是一个潜力股，虽然现在股价低，但是不排除一飞冲天的可能性。所以还有句古话，虽然糙一点但却很真实“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

　　　　成为秀才之后就可以参加乡试，通过的便是中举，中举之后就可以参加国家统一的考试，通过了便可以称为进士。

　　　　但是问题是古代的举人如果没考上进士，能够做什么官。一般情况下，考上举人也就是拥有了一个做官的资格，也就是说，你是个举人了，你现在有这个做官的资格了。其实也只是名义上有资格而已。中举之后就是国家承认的读书人了，有国家的固定工资。

　　　　考中举人之后，如果要去做官的话，一般也就是县丞，教谕之类的小官，如果运气很好，会被外派做县令。一般来说这种正八品的小官就是举人的官场的起点，相对来说比进士要低的很多。

　　　　其实要说也不算低了，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或者副县高官，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比起普通人已经算是特权阶级了。

　　　　《范进中举》中范进高兴的疯掉，老丈人对其前后不同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问的是当了举人之后，最高能做多大的官，这个就全看个人能力和人脉了，海瑞举人出身，从一个小县教谕做到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相当于现在从一个小县城的教育局局长升到北京**********。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左宗棠，也是举人出身，做到了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处于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但是左宗棠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也并没有从小官做起。

　　　　因为立下赫赫军功，直接被林则徐，曾国藩这样的国家重臣举荐，上来直接就是兵部郎中用。

　　　　所以，古代举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起点都是芝麻小官，总体上来说起点要比进士低的多，很多举人一辈子就死在自己的微小官位上未能前进一步，而进士一般情况下都是从知县做起，但是知县也就是镀金而已，很快就能升迁，做到高官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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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读书改变命运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

　　　　一等称进士及等；

　　　　二等称进士出身；

　　　　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后直到清末宣统年间，科举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

　　　　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

　　　　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

　　　　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

　　　　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

　　　　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

　　　　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

　　　　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

　　　　就算是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

　　　　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

　　　　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

　　　　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要出状元了。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读古书时，经常能见到“进士甲科”、“进士乙科”之类的词语，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唐朝的科举，最初并没有甲、乙科的区别，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唐明皇为彰显文德，下了道诏旨说：“近世没有甲科，从朕开始，就要打开甲科大门，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终唐一代，“甲科”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如名臣张咏，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乙科”。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后期，甲、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出现了第三档。

　　　　到了南宋，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不要了。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现甲、乙科之称，就比较容易区别了：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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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梅家学馆

　　　　“有胆你就来！”梅笑寒发出了呐喊。

　　　　这是何等的求贤若渴。

　　　　只要你有胆来，只管开价，不论门庭不论出身。

　　　　其实要说这年月，倒也不错，不论是商人还是读书人都赶上了一个好皇帝。

　　　　这便是北宋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

　　　　虽然童年生活在李宸妃的阴影之下，但是长大之后的宋仁宗赵祯却是一个三观端正的好少年，不然仁宗一朝也不会出现那么的人才。

　　　　赵祯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他善书法，尤擅飞白书。有《御制集》一百卷。《全宋诗》录有其诗。

　　　　谏臣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即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